现在了解台静农先生的年轻人不会太多。这位1946年就远赴台湾的著名作家、书法家，我想，如果不是当年与鲁迅先生的特殊关系，知道他的恐怕更少。
我们在读鲁迅先生的日记和书信集时，时常会读到台静农的名字。1925年，20岁出头的文学青年台静农和同乡李霁野经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了鲁迅先生，此后11年来始终和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友谊，即使鲁迅在上海时，他们的通信往还依然频繁。也是在鲁迅的影响和倡议下，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等人1925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五四”时期影响颇大的文学社团——未名社。当时，李霁野主攻文学翻译，台静农则从事小说创作。而且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可以说皆师法鲁迅。其代表作有《地之子》(1928年版)、《建塔者》(1930年版)等，以冷峻、沉郁的笔调，将中国旧社会的病态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先生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独选了台静农四篇作品（大多仅选一二篇），给予了极高的“待遇”。并在序中评价台的作品时说：“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尽管台静农先生在小说创作上有着非凡的成就，然而，自从他来到台湾后，就一直在大学里任教，再也未写小说了。教学之余，他常以翰墨自娱。曾写到：“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然而“幽兰在山谷”，要不为人知也难。在台先生80高龄时，因晚辈朋友学生的张罗，执拗不过的他终于在台北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了个人书画展，此展轰动宝岛，从此大师之名声日隆。说来非常之巧，生于1902年的台静农先生，自1946年应许寿裳先生之邀赴台执教后，本只作临时之想，故刚到台北时他还将自己的书斋题名为“歇脚庵”，不想此“一歇”竟直至1990年台先生辞世，他再也没回过大陆。其一生88年，恰巧被海峡“隔”成了两个44年！前半生是小说文学家，后半生是学者书法家。
台静农的书法渊源，他曾在《静农书艺集》的序中写道：“余之嗜书艺，盖得自庭训，先君工书，喜收藏，耳濡目染，浸假而爱好成性。初学隶书《华山碑》与邓石如，楷行则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皆承先君之教。尔时临摹，虽差胜童子描红，然兴趣已培育于此矣。”一段话，将他书法发蒙之过程交代的非常清楚。
不过，当年作为一名文学青年的台静农从安徽负笈北平时，他的全部兴趣都在于新文学的创作，反而视书艺为玩物丧志，遂不耽于临池挥毫的笔墨遣兴。直至抗战军起，他避地入蜀，居江津白沙镇的偏僻小地方，闲时无聊，才重拾笔墨，写起王觉斯的草书来。后被老师沈尹默看见，觉得王书“烂熟伤雅”，建议不妨改学倪元璐。于是——“于胡小石先生处见倪鸿宝书影本，又得张大千兄赠以倪书双钩本及真迹，喜其格调生新，为之心折。”这是台静农先生将书学方向改弦易辙之肇始，但当时由于战乱阶段，他并未发力去学，而真正使他潜心书艺的还是后来任教台湾大学后。在1949年后的台湾，由于台静农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抗战前曾有三次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台静农遂开始寄托浸淫于书学翰墨之中，所以才有他“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之语。
台静农先生的书法，真草篆隶几乎无所不能。不过他曾称自己因不通“六书”，于“两周大篆、秦之小篆”，虽喜欢但却“碰也不敢碰”。然此也是老一辈学人之谦辞也。笔者曾见他一幅篆书条幅，以篆书碑额体兼有《天发神懴碑》的笔意，高古而不俗。其隶书受邓石如影响颇大，后改习《石门颂》，结字庄严肃穆，用笔老健风霜；观其线条瘦硬清醇，且笔笔脉络贯通，生气磅礴。
当然，台静农先生书法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行草书，其落笔提顿险峻，古拙遒劲，点画如刀切玉，非常的利落有神。虽能看出是学倪元璐黄道周一路，但却带以浓重的北碑气息，使其书法实际又超出两家之外！著名美术评论家蒋勋先生评论道：“大体说来，静农先生的书法，动势的狂辣向往晚明，线条的起落和移动则来自于汉隶北碑，是颇为复杂的综合”。
除了书法外，台静农先生于绘画、篆刻也又涉猎。他偶尔会应亲朋所求，弄几笔不俗的梅花水仙图贻赠好友。在台湾，台静农与张大千两位大师是半个多世纪的知交，惺惺相惜。每逢大千生日，台先生必画一小幅梅花图道贺。大千总是十分高兴地连声夸赞：“画得好画得好！”而大千也曾将珍如拱璧的倪元璐真迹赠与台先生，映显出两位大师非同一般的纯挚友情。在台静农先生的最后时刻，他将大千赠送的以及自己珍藏的多幅倪元璐真迹，一并无偿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孤灯竹屋清霜夜，梦到梅花即是君”，这是宋人的诗句，1977年，台静农先生将之题在自己的梅花小品上，远隔重洋、辗转万里寄赠给他的好友、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先生，表达了他的强烈思乡和怀念故友之情。我以为同样这句诗，也让我们难以忘记这位曾经远隔于我们的学者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