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晚年生活(一)
又是兰亭修禊时,游观所向盛于斯。
自由觞咏人人乐,大宙清和岁岁期。
当世不殊诸子抱,其情或引万流如。
天随浪迹亭林老,俯仰之间一遇之。
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在台湾的这些年,能去看望他的人,只有莫德惠。因为莫从清末到民初,在东北出任过县长、道尹、厅长、省长等职,是东北的耆宿,他以同乡和你执的身份要求去看张,蒋介石也不好回绝,只得让他去看。莫和于住在一起,莫德惠每每谈起张的近况。于右任也向莫谈起,1949年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时,他曾当面向蒋提出:是不是把张学良、杨虎城放了?蒋说:我已下野,请于先生和德邻(李宗仁)商量。后来于右任不断催促李宗仁,李终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释放张、杨、但曹到看守张、杨的军统特务断然拒绝,他们声称必须有蒋总裁的手令,才能放人。这事已过去十多年了,于每谈及此,总是摇头叹息不已。当然,在这种敏感性的问题上,于、莫虽系老友,也是适可而止的,因为随从人员常在身边,名得招来麻烦。还有就是回忆起1948年的那场副总统选举,于右任名列第四,莫德惠名列第五(得218票),真所谓“难兄难弟总相亲”,两个北方副总统候选人都未能当选,这使他们过了若干年后还不免悻悻不平。
于右任的晚年生活(二)
于右任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是绿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几株老树,还有几盆海棠点缀其间。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书房略大,兼作他的会客室,其余卧室和下房都非常小。卧室中是一张木板床,床上的被和褥极其普通,与鸡鸣早看天那种客栈的客房陈设相差无几。他院落中的花木,也不大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长满青苔,一遇雨季(台湾多雨),穿皮鞋走小径,常会滑倒。有一次,他的长子于望德跌了一跤,他的老副官宋子才也跌过一跤,于右任因常年穿布鞋,还不曾跌过。他的随从人员怕他跌倒,还特为他的手杖做了一个胶皮套子,以便防滑。在刘恺钟做秘书长时,曾议论过重修一下院子里的小径,后来刘去职,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事了。
和平东路是台北市的商业中心之一,青田街也有若干店铺,摆摊做生意的也不少。老人有时看书写字弄得太晚,就拉着老副官宋子才到青田街上的小馆子小酌,附近的老百姓不时可以看到老“院长”和那些车夫小贩一起据案小吃。
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真正做到跟老百姓的住宅一样,这在台湾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他总是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晚年行动不便,所以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他的秘书认为天天会客,干扰太多,影响他的看书和休息,劝他爱惜精神,主张适当地控制一下。可是于老不赞成,他认为会客也能增长知识,学到很多东西。他对身边的人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特长,或是学问,或是能力。而每个人也都愿意表现自己的所长,让客人多显示自己的长处,在客人有畅所欲言的快乐,而我们则从其畅所欲言中间上了一课。这样日积月累,收益是不可计算的!”他认为多听是收入。在长者面前多听话,可以增长人生的经验;在专家面前多听话,可以增加人生的知识;在众人面前多听话,更可以集思广益。由于老人对会客有如此卓见,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宾客满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概以礼相待,所以于公馆的客人经常络绎不绝。
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老人一向古道热肠,把别人的困难看得比自己的困难还要重,真所谓“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哪怕自己只有隔宿之粮,也会慨然解囊相助。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宋从大陆跟随他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
有一年,著名画家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张一直在巴西、美国居住,1977年始回台湾定居),得知老人经济很困难,主动接济他一笔钱。老人和张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1958年张大千六十寿诞时,于老还写了一首《浣溪沙》相贺,词曰:“上将于今数老张,飞扬世界不寻常;龙兴大海凤鸣冈。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一池砚水太平洋。”现在听说张大千要送给他一笔钱,却婉言辞谢。后来张大千去拜访老人时坦率地告诉他:这次在国外举办画展,卖画的收入不错,得了一大笔钱(他的一幅泼墨通景大荷花被《读者文摘》社的创办人华莱士夫人以14万美元购藏,创当时国画销售的最高记录),送给您的这点儿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于右任见老友如此诚挚,拒之反而显得寡情,于是,就收下了这笔钱。据说,这笔钱后来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于右任后来经济更为拮据,临逝世前的一年多经常闹“饥荒”,连生了病住医院也住不起。兹选其日记数则以为佐证:
1962年2月4日的日记中有“春节将近,费用太大,将如之何?”1963年2月16日的日记上记道:“近来费用太高,实在对不起人。”3月20日又记:“我的家中景况不好,在这本子上难写。我个人情形亦不大好。”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荣民医院作健康检查,第二天,他就嚷着要出院,在日记上他透露了不得不出院的原因:“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然而,出院后,他便懊悔不该急于回家。5月3日日记:“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7日又说:“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的错。”27日又写道:“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有一年,于有急需,向副官宋子才借钱,宋一时也拿不出,向人借了一只金手镯,到典当铺押了一千元,每月利息一百。这事不知怎么被一家杂志的记者打听到了,作为花边新闻登了出来。于右任看到这条消息,很生气,认为借高利贷有损他的名誉,把宋副官叫来训了一顿。宋不服,同他争辩:“向人借高利贷,并不是一桩丑事,主要是看你借了钱作何用途?而且,身为‘院长’,穷得向人借高利贷,足以证明院长为官清廉,这怎么会有损‘院长’的声誉呢?”于听了宋的这番理直气壮的争辩,一时也泄了气:“照他这么说,他向人家借高利贷,对我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要我来感谢你呢?”讲毕,两人相视而笑。
于右任的晚年生活(三)
穷,他倒不怕,他穷惯了,也不在乎,他常对身边的人说:“穷是我的光荣!”但穷要受气,却使这位耿介的老人受不了。
老人晚年,很想长寿,盼望活到100岁,以便能够重归故土,再晤亲人。
人生百岁不稀奇,生理家言已断之。
容易高龄百四五,万般进步待人为。
于右任盼望活到100岁,除了想回大陆,欢晤亲朋故旧外,很想再见到他的老伴高仲林。1958年,他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即将到来的金婚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于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人高仲林》一诗。
1956年,于右任通过在香港的友人吴季玉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了联系,汇来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于在来信中,倾吐对大陆亲人朝思暮想、心牵故土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为于老祝寿,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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