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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父刘文介(号眉盦)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我从小在他身边长大,但祖父去世时(1968年),我还不满13周岁。45年后的今天,回忆起祖父的种种往事,大多都已印象模糊了。脑海里剩下的只有一个不思量自难忘的画面,那便是家里的书,铺天盖地的藏书。
从小便觉得家里书多,有满满的一房间。那个房间有18平方米,朝北朝西共有三扇窗,却终日紧闭,光线幽暗。房中除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一张祭祀祖先时用的八仙桌以外,剩下的空间摆满了装着各种线装书的书箱、书架。由于书的分量重,年久日长,这间房的木质地板都被书压得严重倾斜了。
这是祖父一生心血的结晶。曾听已故的祖母说,祖父一生共养育了六个子女。他让多数子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还要按月寄钱供养居住在南京的寡嫂(二哥刘文俨的遗孀),而且祖母又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因而祖父当年经济状况之拮据,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只要稍有一点余钱,便会淘几本旧书带回家收藏。这一房间的书,便可以看作是祖父几十年零用钱的积累。因而我们家没有红木家具,没有金银玉器,没有珠宝首饰,只有一房间的书!
祖父把他用来藏书的房间,取名为“孟晋斋”。
退休后的祖父,因患有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病,行动很不方便,因此不大出门,“孟晋斋”便成了他整日消磨时光的精神乐园。
祖父对待他的藏书的态度,不只是简单的“拥有”抑或是“喜爱”,而是有着知遇之恩与敬惜之情的。祖父把他认为最珍贵的书藏于木箱中,这些木箱的箱盖上都刻有“青藜阁”三个字,是他特意请旧书店定制的。再把他认为次一档的书放在竹片编的书箱里,其他的书就排列在藤书架上。至于那12本他亲手编写的《孟晋斋藏碑目》,是他所有碑帖藏品的一览表,因为要经常翻阅,平时就放在小书桌上,和笔墨、砚台等相映成趣,成了我们孙辈至今记忆犹新的一道景观。
孟晋斋的房门平时是紧锁的。家人和我们小孩都不能随意进去,祖父自己也是白天进去翻书,晚上再回卧室睡觉。只有每年春夏间的几个月,天气暖和了,祖父喉咙间不再不停地发出哮喘的鸣音了,他才晚上也睡在孟晋斋里。这才有了古人所谓的在书斋里“偃仰啸歌”的情景。
祖父不仅读书,而且惜书。修补残破的线装书和碑帖亦是他晚年一大乐趣。这件事往往在夏秋之间做。他总是先让祖母在煤炉上打好薄薄的面制浆糊,再铺开新买来的宣纸,往上面涂满薄薄的浆糊汁,再把有些残破的碑帖纸轻轻铺上去。待浆糊汁略干一些,再把裱好的字或画拎起来,用铅丝吊在房中待风吹干。一年中只有这段时间,孟晋斋的窗、门才是敞开的。风从北窗中吹进来,又从门中飘出去,明亮的光线里氤氲着浆糊与墨汁的香味。穿着单布衫的祖父看着一张张吊在那里刚裱糊好的碑帖,眉宇间洋溢着少有的愉悦—这是他晚年最有成就感的劳作啊。
祖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也是“文革”刚开始的几年。其时,家中已发生一些成员亡故的不幸,但还是成功地瞒住了他。瞒不住的却是外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红卫兵剪行人的小裤脚管了,抄家了,烧书了,许多人家赶快把自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或卖或处理了。但对我们家来说,到处都是“四旧”,一房间的书怎么处理啊?一家人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一听到外面响起锣鼓声,就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有一天,祖父正在书房北窗下的书桌上写东西,弄堂口突然又响起了锣鼓声和喧闹声。我在旁听到后吓得不行,却见祖父脸上现出我从未见过的凝重表情,轻拍几案缓缓站起,沉沉地说道:“好啊,让他们来抄家好了。他们要是敢烧我的书,我就跳到火里和书一起烧了!”我听了更怕得直抖,差点哭出来。幸好锣鼓和喧闹声渐渐远去了,原来不是冲着我家来的。事后想来,这固然是得益于我叔叔当时在部队服役,我祖父还是军属的原因。但更多的大概还是由于我们家平时从不与邻里结怨,社区里的邻居们素质也比较好吧,这才让我祖父的藏书幸免于抄家之手,也避免了至今想起来还不知会是怎样惨烈的一幕。
1968年1月1日,祖父去世了。在临终遗嘱中他有许多放不下的心事。他对他的藏书是这样交代的:“我死后,我的书一本也不准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道遗嘱是多么难以执行啊!但我们谁都深切感受到了祖父内心里,欲与心爱的藏书生死相依的强烈感情!现在,可以告慰祖父在天之灵的是:您的爱书,已有现代学者们在珍藏着,关注着,研究着。您安息吧!
编者注:2012年10月,上海《红楼梦》研究者王鹏发现并购得《红楼梦》卞藏本题记作者刘文介的手稿《孟晋斋藏碑目》(见图),为长达六年的卞藏本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见2012年11月1日本报刊发的《卞藏本确为〈红楼梦〉古抄本》)。一度湮没无闻的藏书家刘文介的情况开始为世人所知。本文作者为刘文介的孙女。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