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蔡沈集传,(元)邹季友撰
中国书店1993年刷印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公之于众的（古代）皇室文献”。《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内容简介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皇室文集，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9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较《今文尚书》多16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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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经集传音释》（二十卷，诗序一卷，诗图一卷，诗传纲领一卷）1函4厚册.
（宋）朱熹集传;(元)许谦音释;（元）罗复纂辑 江南书局清光绪15年（1889）雕版，1993年中国书店用此版刷印。
历史上名叫《诗集传》的书有两本，其一是朱熹所著，为世人所重；其二为苏辙所著，世人有所不知。
【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诗经》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
《诗集传》最初成书刊刻时为二十卷，末附《诗序辨说》，但《诗序辨说》不知何时被删骈，历代著录及今传宋刊本均未载。至清修《四库全书》，则只有八卷本，“盖坊刻所并”（《总目提要》），讹误改易之处很多，四库本作了一些校勘。《诗集传》二十卷本与八卷本是两种明显不同的版本系统。包丽虹通过对《诗集传》历代版本注音的比较研究，考察朱熹注音的原貌及其依据，认为在传世刻本中，以《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诗集传》二十卷的学术价值为最高，但其卷十二至卷十七缺损，应与北京图书馆旧藏宋刻明印本配合使用；《诗集传》八卷本的注音是经过历代篡改而致，非朱熹原注；二十卷本注音的主要依据为陆德明《经典辞文》和吴棫《毛诗补音》。
《诗集传》作者：朱熹《诗经》研究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今本 8卷。宋代朱熹（1130～1200）撰。朱熹解诗，最初信从《诗序》,后来取郑樵之说,摒弃《诗序》而就诗篇本身探索本旨。文字音义方面，则杂采毛、郑，间用齐、鲁、韩三家,以己意为取舍,不拘泥于训诂□□之学。《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每篇述其主旨,每章言其大意，常多新解。如认为《邶风·谷风》是“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说《邶风·北风》为“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故欲与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说《小雅·都人士》为 “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这些论述，都比较切近诗旨。他说《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赋、比、兴”是写作手法特点,突破了《诗序》和郑玄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些解释简明扼要，至今仍被《诗经》研究者广泛引用。但《诗集传》因袭《诗序》之处仍不少，又常用“天理人欲”之说解释一些恋爱婚姻的诗，不免歪曲诗旨。他把男女相悦之辞说成是“刺淫”或“淫奔”之辞，表现出道学家的谬见。此外，朱熹用吴□的“叶韵”说，往往改读求叶，来解释《诗经》的用韵，也不符合古韵。朱熹以后，说《诗》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以后科举取士也以《诗集传》为准。可见它对后世影响深远。
《诗集传》现存两部宋刻本，都不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残存 8卷。元刻本亦存两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现存台湾。明清刻本较多。《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传》20卷，尚可见原书面貌。通行的有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洪湛侯）
《诗集传》
作者：佚名
由于《诗集传》摈弃了“诗序”的曲解，而从诗中探求本意，所以得到了许多正确的解释。例如看到了《诗经》中有征夫怨妇之诗，认为《唐风·葛生》是写“妇人以其夫久从征役而不归”的心情，《鸨羽》是“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这比“诗序”所说的“刺晋献公也”“刺时也”，显然更为合理。他还看到其中有爱情诗，认为《邶风·静女》是“淫奔（朱嘉对自由恋爱的蔑称）期会之诗”，《卫风·木瓜》是“男女相赠答之词”；而“诗序”认为是“刺时也”、“美齐桓公也”，则完全是曲解。
“诗序”是解释《诗经》流传已久的传统观点，朱熹破除“诗序”，就引起了宗序、驳序两派的长期争论，还争论《诗经》中有没有爱情诗（他们称作“淫诗”），不过他们大多数是从封建教化观点、从维护正统儒家学说出发的，不是为了探求诗篇本意，这里不加赘述。
《诗集传》的又一个特点是注释通俗简明。朱嘉以前的《诗经》注本都过于烦琐，西汉时，曾经达到“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后来虽加删削，到唐代《诗经正义》仍然很烦琐。例如《召南·采苹》只有48字，而注疏竟近3000字，《周颂·臣工》只有60字，而注疏达3200字，这还不包括对“诗序”的注解。这种情况对传授生徒是很不便利的，朱熹晚年讲学对此很有感触，所以他把“简约易读”（《晦庵集·答潘文叔书》）做为修《诗集传》的目的之一。他删除了繁杂的转相疏解，只保留一个简单明确的注释，使文字大大简省。如《采苹》注只用了198字，《臣工》注只用了252字。而且注释语言通俗易懂，有的地方还用当时的俗语疏解。如《曹风·侯人》篇解释“遂”字有“称”的意思时说：“遂之为称，犹今人谓遂意曰称意”。由于《诗集传》通俗简明，便于学习阅读，所以很快流传开来，至端平乙未年（1235年）已有豫章、长沙、后山等刻本，后代也不断翻刻。解放后，还先后出版了影印宋刊本、排印本。
《诗集传》能够广泛流传，还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比较信实、可靠的注解。朱嘉注《诗经》，表现了一个文献学家应有的谨严的学风，他对文字的注释，多取自毛传郑笺，也吸收了当代学者的见解；而对自己不知道的，老实承认，如《邶风·静女》注“彤管，未详何物”，《卫风·芄兰》注“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辨”，而不凭空臆测。有时自己有一个见解，但别人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就附在后面，供人们参考。他虽然否定“诗序”，但仍然把“诗序”辑集在书后，以保存古书原貌，然后再加以辨说，表明自己的意见；在《诗集传》中，也采用了一些“诗序”的说法。在认为《诗经》原文有错字时，他不轻易改字，而只注出他本他书作何字。这说明朱熹既不迷信前人成说，又不自以为是，而是力求言之有据，作了一番考证。《诗集传》还纠正了前人划分诗篇章节的一些错误，把《邶风·简兮》、《鄘风·载驰》、《小雅·伐木》、《大雅·生民》、《行苇》、《鲁颂·阔宫》重新划分了章节。现在看来，他改定的分章意见是正确的。
《诗集传》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吴棫的叶（xié）韵说，为《诗经》注音。由于语音的发展，宋代人读《诗经》，许多地方已经看不出是押韵的了，于是有的人认为古人作诗不一定押韵。叶韵说认为古人作诗也要求押韵，只是可以把一个字读作另一个音以求合韵。《诗集传》中有的字下注“叶某某反”，就是注明这个字应该改读作某音。由于当时对上古语音还缺乏研究，而按照叶韵的音读《诗经》又能琅琅上口，叶韵说便很快风行，影响深远，甚至在上古音韵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的清代，还有人相信。实际上叶韵说是不妥当的，清代及近代学者已有许多研究上古音韵的专著，驳斥了这种说法。
《诗集传》还存在一些缺点，如从《小雅·鹤鸣》推论出“天下之理”，是把理学思想塞进来了；《彤弓》篇借诗抨击后世政治，也不是注释中所应该有的；《大东》篇一章下对前四句诗的串解是直录原文，这种串解意义不大。另外此注本题为“集传”，但没有广为集录各家之说，也不尽合集传体例。
新修本《诗集传》最初成书刊刻时为二十卷，末附《诗序辨说》，但《诗序辨说》不知何时被删去，历代著录及今传宋刊本均未载。至清修《四库全书》，则只有八卷本，“盖坊刻所并”（《总目提要》），讹误改易之处很多，四库本作了一些校勘。解放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了宋二十卷本《诗集传》，后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本排印，这是目前最容易见到的本子。但排印本中有讹字，如《郑风·子衿》一章注“青青，纯绿之色”，“绿”误作“缘”；《小雅·小弁》一章注“江东呼为鹎乌”，“鹎”误作“?”；《巧言》三章“君子不能堲谗”，“堲”误作“留”。所以，使用这个本子时应该注意。
《诗集传》是一部有影响的《诗经》旧注，这不仅由于它的作者朱熹是宋代有名的大儒、理学的集大成者，更由于它能打破前人成说，探求诗篇本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俗简明的《诗经》读本。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遯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曾任地方官多年，又数次被朝廷征召，任秘阁修撰等职。晚年徙居建阳考亭（今福建建阳县西南），又主讲紫阳学院，故又别称考亭、紫阳。他一生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和文献的整理，《诗集传》就是他整理古文献的一部重要著作。
《诗集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而从诗篇本身中探求其原意。所谓“诗序”（分为大序、小序），是附列于《诗经》每篇前面解说诗篇意旨的一般说明，为汉代毛公传授的毛诗中所独有。它是对《诗经》的一种解说，现在一般认为出于汉人之手，穿凿附会之处极多。“诗序”列在诗篇前面，本身就会造成“未读经文先读诗序，序乃有似诗人所命之题，而诗文反若因序而作”（《经义考》吴澄语）的误解，再加上经师们把“诗序”说成是孔子、子夏等圣贤所作，当作解诗的依据，其结果，诗篇本身的含义反而被遮盖、歪曲了。到了宋代，郑樵首先作《诗序辨》，剥除了“诗序”的神秘色彩，指出它不过是经师们的一种解说。朱熹进一步考证，辨析“诗序”得失，在历史上第一个摈弃“诗序”解诗的传统，只从诗篇之中探求本意，其开创之功是极为巨大的。他所主张的不受前人成说的束缚，“只将四字成句的诗读却自分晓”（《诗传遗说·陈文蔚录》），是理解、研究《诗经》的正确方法，在今天也有很大意义。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 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 则不能无思。 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 尔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而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 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 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 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 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诗集传》
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盖坊刻所并。朱子注《易》，凡两易稿。其初之《易传》，《宋志》著录。今已散佚，不知其说之同异。注《诗》，亦两易稿。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藁，其说全宗《小序》。後乃改从郑樵之说（案朱子攻《序》用郑樵说见於《语录》。朱升以为欧阳修之说，殆误也，）是为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序》末称时方辑《诗传》，是其证也。其注《孟子》，以《柏舟》为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赋》，以《子衿》为刺学校之废。《周颂·丰年篇小序》，《辨说》极言其误，而《集传》乃仍用《小序》说，前後不符。亦旧稿之删改未尽者也。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臆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自是以後，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钦定《诗经汇纂》，虽以《集传》居先，而《序》说则亦皆附录，为持千古之平矣。旧本附《诗序辨说》於後，近时刊本皆删去。郑玄称毛公以《序》分冠诸篇，则毛公以前，《序》本自为一卷。《隋志》、《唐志》亦与《毛诗》各见。今已与《辨说》别著於录，兹不重载。其间《经》文讹异，冯嗣京所校正者，如《鄘风》“终然允臧”，“然”误“焉”。《王风》“牛羊下括”，“括”误“栝”。《齐风》“不能辰夜”，“辰”误“晨”。《小雅》“求尔新特”，“尔”误“我”。“胡然厉矣”，“然”误“为”。“朔月辛卯”，“月”误“日”。“家伯维宰”，“维”误“冢”。“如彼泉流”，“泉流”误“流泉”。“爰其适归”，“爰”误“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误“慆”。“如彼泉流”，亦误“流泉”。《商颂》“降予卿士”，“予”误“于”。凡十二条。陈启源所校正者，《召南》“无使尨也吠，”“尨”误“厖”。《何彼襛矣》。“襛”误“秾”。《卫风》“远兄弟父母”，误“远父母兄弟”。《小雅》“言归斯复”，“斯”误“思”。“昊天大怃”，“大”误“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误“飨”。“福禄膍之”，“膍”误“媲”。“畏不能趋”，“趋”误“趍”。“不皇朝矣”，“皇”误“遑”（下二章同。）《大雅》“淠泾舟”，“淠”误“渒”。“以笃于周祜”，脱“于”字。《周颂》“既右飨之”，飨误“享”。《鲁颂》“其旂茷々”，误“{艹代}々”。《商颂》“来格祁祁”，误“祈祈”。凡十四条。又《传》文讹异，陈启源所校正者，《召南·驺虞篇》“豝，牝豕也”，“牝”误“牡”。《终南篇》“黻之状亚，象两弓相背”，“亚”误“亚”、“弓”误“已”。《南有嘉鱼篇》“鲤质鳟鳞”，“鳞”误“鲫”，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汉书》“苗生叶以上”，脱“生”字。“隤其土”，误“遗其土”。《頍弁篇》“赋而比也”，误增“兴又”二字（案此辅广《诗童子问》所增。）《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误“觜”。《文王有声篇》淢成沟也”，“成”讹“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误作“赋”。《闵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误“三公揖让”。《赉篇》“此颂文王之功”，“王”误“武”《駉篇》“此言鲁侯牧马之盛”，“鲁侯”误“僖公”。凡十一条。史荣所校正者，《卫风·伯兮篇》，《传》曰“女为悦已者容”，“已”下脱“者”字。《王风·采葛篇》“萧，萩也”，“萩”误“荻”。《唐风·葛生篇》“域，营域也”，“营”误“茔”。《秦风·蒹葭篇》“小渚曰沚”，“小”误“水”。《小雅·四牡篇》“今孚?鸠也”，“孚?”误“鹁”。《蓼萧篇》“在冲曰鸾”，“衡”误“镳”。《采芑篇》“即今苦荬菜”，“荬”误“藚”。《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则胜天”，“定”误“众”。《小弁篇》“江东呼为鹎鸟”，“鹎”误“鸭”。《巧言篇》“君子不能堲谗”，“堲”误“塈”。凡十条。盖《五经》之中，惟《诗》易读，习者十恒七八。故书坊刊版亦最夥，其辗转传讹亦为最甚。今悉厘正，俾不失真。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吴棫《诗补音》（案棫《诗补音》与所作《韵补》为两书，《书录解题》所载甚明。《经义考》合为一书误也。）其孙鉴又意为增损，颇多舛迕。史荣作《风雅遗音》已详辨之，兹不具论焉。
出《四库总目提要》
整理说明
诗经传序
诗卷第一
国风一
周南一之一
召南一之二
诗卷第二
邶一之三
诗卷第三
鄘一之四
卫一之五
诗卷第四
王一之六
郑一之七
诗卷第五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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