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后,青铜器不时出土,所在多有。较早也较有名的两次出土发生在西汉。公元前116年夏六月中,有巫师名锦,在汾水之阴发现了一只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毋款识”。到底有多大呢?据张敞后来的转述称:“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考证汉尺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则此鼎高83.16厘米,“大”187.11厘米。何谓“大”?如果将其看作圆鼎的周长的话,则此鼎直径为59.59厘米。据此,此鼎仅比大盂鼎约矮18厘米,比大克鼎矮10厘米,而比毛公鼎高近30厘米,比寻常十几或者几十厘米口径的鼎不知大了多少,真可谓为重器了。武帝经过一番咨询,认为是吉兆,遂将此鼎“见於祖祢,藏於帝廷”,并改年号为“元鼎”。
另一次是在公元前61年,在美阳县发现一只鼎,有司大臣认为应当效法“元鼎时故事”,但京兆尹张敞持异议,认为与武帝时发现的大鼎比较,“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且款识记载的是“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的内容,与皇家体制不合。最终宣帝认同了张敞的意见。史载“张敞好古文字”,他对此鼎铭文的释读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 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文辞、结构都完全相同,所以学界都认为张敞的释读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张敞最知名的故事并非此事,而是画眉。
可惜的是,无论是武帝时的大鼎,还是宣帝时的小鼎,现在都已经不知所终了。古代出土的更古代的文物,能够有序流传到今天的,实在是不多,而厚趠方鼎则是其中之一。
宋朝时金石学大发展,各家纷纷著书立说,收集整理古代金石文物。在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收录了一件“趠鼎”,临摹了铭文,并加以翻译和说明。但是该书没有记载鼎的形制规格尺寸,略有遗憾。
据此可以认定这个鼎至少在宋朝就已经出土了,而今则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铭文记载,天王来到成周之年,厚趠得到了上司溓公的赏赐,便制作了这个鼎来祭祀父亲辛,并希望子子孙孙能永远珍爱。铭文的最后一字,现在一般认为是厚趠家族的族徽。根据这个族徽和厚趠的父亲名辛这些证据,一般认为厚趠家族是商的遗族,入周后继续保留着一些商的传统。
根据铭文拓片与现在的认识,对比薛尚功的翻译和说明,可以看出宋朝当时对一些文字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如把“厚”当作“镐”,所以将器主的名字认定为“趠”,把“有”当作“父”,把“厥”当作“乃”等,但释读与年代判断基本不错。事实上,我们现在能够对这些古老的文字进行研读,全赖古人一代一代地薪火相传,虽然偶有错漏,但毕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厚趠方鼎,高21.3厘米,重2.4公斤,相当“细小”。但其纹饰则在西周青铜器中独树一帜,非常有影响力。鼎身装饰的是西周青铜器中常见的饕餮纹,但这个饕餮的双角与众不同,特长而下垂,尖端又作勾曲形上卷,使得双角占了纹饰的主要地位,“有庄严凝重感”。这种造型的饕餮纹及鼎,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见到过好几次,徐州季子挂剑台前的石鼎即是其一。
另,前天看到南京农业大学教学区路口的那个鼎,也是完全模仿厚趠方鼎的,如下图:
另,东南大学百年校庆鼎也是模仿厚趠方鼎的,如下图:
南京师范大学的鼎,也同样模仿厚趠方鼎,如下图:
河海大学的鼎,如下图:
大盂鼎、大克鼎、厚趠方鼎与三军仪仗队员大小尺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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