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后，青铜器不时出土，所在多有。较早也较有名的两次出土发生在西汉。公元前116年夏六月中，有巫师名锦，在汾水之阴发现了一只鼎，“鼎大异於众鼎，文镂毋款识”。到底有多大呢？据张敞后来的转述称：“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考证汉尺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则此鼎高83.16厘米，“大”187.11厘米。何谓“大”？如果将其看作圆鼎的周长的话，则此鼎直径为59.59厘米。据此，此鼎仅比大盂鼎约矮18厘米，比大克鼎矮10厘米，而比毛公鼎高近30厘米，比寻常十几或者几十厘米口径的鼎不知大了多少，真可谓为重器了。武帝经过一番咨询，认为是吉兆，遂将此鼎“见於祖祢，藏於帝廷”，并改年号为“元鼎”。
另一次是在公元前61年，在美阳县发现一只鼎，有司大臣认为应当效法“元鼎时故事”，但京兆尹张敞持异议，认为与武帝时发现的大鼎比较，“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且款识记载的是“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的内容，与皇家体制不合。最终宣帝认同了张敞的意见。史载“张敞好古文字”，他对此鼎铭文的释读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 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文辞、结构都完全相同，所以学界都认为张敞的释读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张敞最知名的故事并非此事，而是画眉。
可惜的是，无论是武帝时的大鼎，还是宣帝时的小鼎，现在都已经不知所终了。古代出土的更古代的文物，能够有序流传到今天的，实在是不多，而厚趠方鼎则是其中之一。
宋朝时金石学大发展，各家纷纷著书立说，收集整理古代金石文物。在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收录了一件“趠鼎”，临摹了铭文，并加以翻译和说明。但是该书没有记载鼎的形制规格尺寸，略有遗憾。
据此可以认定这个鼎至少在宋朝就已经出土了，而今则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铭文记载，天王来到成周之年，厚趠得到了上司溓公的赏赐，便制作了这个鼎来祭祀父亲辛，并希望子子孙孙能永远珍爱。铭文的最后一字，现在一般认为是厚趠家族的族徽。根据这个族徽和厚趠的父亲名辛这些证据，一般认为厚趠家族是商的遗族，入周后继续保留着一些商的传统。
根据铭文拓片与现在的认识，对比薛尚功的翻译和说明，可以看出宋朝当时对一些文字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如把“厚”当作“镐”，所以将器主的名字认定为“趠”，把“有”当作“父”，把“厥”当作“乃”等，但释读与年代判断基本不错。事实上，我们现在能够对这些古老的文字进行研读，全赖古人一代一代地薪火相传，虽然偶有错漏，但毕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厚趠方鼎，高21.3厘米，重2.4公斤，相当“细小”。但其纹饰则在西周青铜器中独树一帜，非常有影响力。鼎身装饰的是西周青铜器中常见的饕餮纹，但这个饕餮的双角与众不同，特长而下垂，尖端又作勾曲形上卷，使得双角占了纹饰的主要地位，“有庄严凝重感”。这种造型的饕餮纹及鼎，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见到过好几次，徐州季子挂剑台前的石鼎即是其一。
另，前天看到南京农业大学教学区路口的那个鼎，也是完全模仿厚趠方鼎的，如下图：
另，东南大学百年校庆鼎也是模仿厚趠方鼎的，如下图：
南京师范大学的鼎，也同样模仿厚趠方鼎，如下图：
河海大学的鼎，如下图：
大盂鼎、大克鼎、厚趠方鼎与三军仪仗队员大小尺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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