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边款，是指落在印面以外的款识，是篆刻家题刻在印章旁边的跋文款字。内容包括创作者、创作动机与目的、创作时间与地点、创作体会与感受，还有创作者的艺术观念，也有表达创作者的艺术见解和思想情感等等，或附刻诗文，或配以图案。
印款的刻法，最早是刻在印章的顶部，称“顶款”。后来发展了，多在印章的四个边侧上，一般先刻左边，一面刻不完，再依次刻前边、右边、后边，被称为“旁款”“边款”，统称“印款”“印跋”。明清以后，边款已成了印章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枚印章中，边款和印面的关系，如同字画中的题款一样不可缺少。没有边款的印章，就好像一幅字或一幅画上没有作者落款一样，不能算作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边款的出现，为印章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除边款的字体、刀法、技法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以外，从明清以来传世的名家篆刻作品来看，边款为我们提供了鉴定这些作品的实物依据，也为研究篆刻者的生平、志趣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如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在他的传世印作中，有一方印面文字是“琴罢倚松玩鹤”的闲章（见图一），非常有名。这是他在50岁时为老朋友唐顺之（人称“荆川先生”）刻的。印章四侧都刻有行书“边款”，顶部刻有行楷“顶款”。从所刻的边款文字可知，当年荆川先生有一座别墅，别墅的院子里有一株古松，放养着两只白鹤。一有空闲时间，荆川先生就邀请文彭一起在院子里的古松下弹琴，然后与白鹤游戏一番，两人都非常高兴和快乐。文彭有感于荆川先生的一番好意和这种悠闲生活的乐趣，就找了一块藏了很久的青田石刻下了“琴罢倚松玩鹤”这6个字赠送给荆川先生，以纪念这一段快乐的日子和两人的因缘关系。这方印章在中国篆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文彭开创一代文人印先河的奠基作品之一。这方印章的顶款和边款长跋，一反前代官印款字用楷字、篆书刻成的体例，而是采用行草书刻成，十分精美，对明末清初的篆刻家影响最大。
赵之谦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家，他在石刻考证、诗文、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很高成就，尤其书法、篆刻堪称一流大家。在他的篆刻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以魏碑书法或图像采用白文刻成的边款，他的这种创举为篆刻艺术的边款形式多样化提供了新的典范，深受后代篆刻家的推崇和欣赏。例如他49岁时为纪念亡妻范敬玉和亡女蕙桢所刻的印章边款，四面环刻，一面是仿北魏时期石窟造像图案，其他三面是仿魏碑文字书法，用阳刻并加界格法刻之，整幅边款简练雅致，耐人寻味，欣赏性极强。此悼亡印有二方，印呈正方，阔4.3厘米，高11厘米，为对章八面，是一篇悼亡妻文，共有379字。所以，印款文辞与书法的精美，不但能增加印章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而且也能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艺术修养。
近代历史上杰出的书画篆刻家吴昌硕，66岁时刻有一方“明月前身”的印章（见图二）。此印的产生有一段故事：吴昌硕的元配夫人章氏出身书香门第，勤劳贤惠，与吴早年订婚，感情深厚。1860年太平军起义，由于战乱，吴昌硕随父外出逃难，年仅16岁的章氏自愿留下来照顾婆婆。不料5年后，吴昌硕历尽千辛万苦，劫后余生回到家乡，可是夫人章氏已在战乱中病逝。此后，吴昌硕经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勤俭持家、为人忠厚的元配夫人。1909年，年已60岁的吴昌硕再一次梦见与章氏夫人相会，醒过来就刻下了这方印面，并根据梦中依稀相见的情形，在印章边侧刻上了章氏夫人的背影像，在另一面仿造像记阳文界格法刻了楷书边款：“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缶记。”据说，吴昌硕在刻这方印章时是含泪奏刀的，印面上的四个字或端正或欹斜，线条所表现的前俯后仰，正像一个人在频频回首，特别是“身”字与边款上的肖像图形造型很相似。全印尤其是边款寄托了作者的无限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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