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如果有人问你，凯恩斯是干啥的，你恐怕会不假思索地说，经济学家呗。呵呵，如果你这么回答，比格就一下子下去了，其实经济学只是凯恩斯的众多成就之一，让我们来看看他都干过些什么吧。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城会玩”？

凯恩斯投资、经营、博彩活动考

杜益民夏建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不仅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而且是个奇妙的多面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本文根据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哈罗德《凯恩斯传》、莫格里奇《凯恩斯传》以及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中挖掘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综合分析、相互补充、比对验证，做了系统疏理，应该说比较准确反映了其一生投资、经营、博彩活动的基本情况。

1“股神”凯恩斯

凯恩斯从小就具备一位优秀金融投资者的素质。4岁半时有人问什么叫利息，他说：“如果我借给你半个便士，而你又用了很长时间，那么你就得在还我那便士之外再加一便士，这就是利息。”10岁时他用算术计算股票价格。主要生意合伙人是绰号叫“小狐狸”的保险统计专家福尔克，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合伙人和现代画收藏家。凯恩斯将“小狐狸”带进财政部，“小狐狸”于1913年将凯恩斯带入金融市场，友谊一直延续到凯恩斯去世。他还与身为股票经纪人的学生库克一起炒股。开始时尝试用存款利息和父亲在生日那天给的钱投资，利用巴克莱银行1000英镑的信用额度和从友人处借来的1000英镑炒股。他大多数早上醒来后躺在床上直至中午，处理公务的同时用电话给经纪人发出指令。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描绘的，即战前伦敦居民一边在床上品茶，一边打电话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的那个场景正是自己的真实写照。凯恩斯股票投资哲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年代及以前，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科学的赌客”，相信通过预测短期变化可做赢家。如当奥匈帝国费迪南大公遇刺后，仍决定购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西班牙矿业公司股票。到了30年代，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倾向于“价值投资”，守住几只经过精心挑选的“宠物”型股票，坚信“选择正确的股票比正确利用市场的波动在热门股票和现金之间来换手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认为“胜利、安全与成功总是从来只属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他对一位法国金融记者说：“如果你发现有人同意你的看法，你就应该改变你的主意。”对利用内部商业情报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详察资产负债表比所谓的情报更有价值，算术法则比道听途说更可靠。《货币论》中对人们股票市场的心理做了著名分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区分了投资与投机，以“击鼓传花”和“选美”例示了投机理论。有人评价道：“投机买卖改善了他的经济学，而经济学又改善了他的投机能力。”

与费雪一样，凯恩斯对大萧条毫无预见：“在我们一生中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经济崩溃。”但他听从“小狐狸”从华尔街撤出的建议，只剩下1万股奥斯汀汽车公司股份，可价格从28年1月的21先令下降到29年底的5先令，净资产从4.4万镑跌到7815镑。甚至要把收藏的最好两幅画作卖掉，但在所开的最低价位上没有找到买主。库克的个人公司损失惨重，枪击头部自杀。为了急于回本，他投资了据称能把低质金属炼成黄金的项目。凯恩斯于32年重新进入华尔街，并与“小狐狸”区分管理责任，到了36年净资产已超过50万镑，资本升值23倍。同期华尔街股票平均价格仅仅翻了3倍，伦敦股票市场价格则几乎没有怎么动。从37年春季开始的经济衰退中又遭遇挫折，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财产，净资产下降到18万镑，同时健康状况伴随财富缩水而恶化。尽管有过3次大的失败，但凯恩斯仍是一个成功的股票、外汇市场投资者。在参与管理的PR投资信托公司、独立投资信托公司、国民共同基金、地方保险公司中，凡他直接控制的力度越大，投资效益越好或遭受损失越少。

2“期货大王”凯恩斯

21年初他便开立账户大笔买卖棉花期货，后又从事过铅、锡、铜、锌、橡胶、小麦、糖、亚麻籽油和黄麻交易。他对期货市场有比较敏锐的直觉，大萧条前的6年间期货交易总体是成功的。但在28年对橡胶、玉米、棉花和锡放了长线，当市场突然转向时无力回天，被迫出售有价证券以防止破产出局。他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胆识，36年的一次偶然事件就是一个著名实例。有一次投机小麦期货失败，他不得不从阿根廷调运够全英国吃1个月的小麦，计划囤积在国王学院小教堂。但得知地方太小放不下后，随机应变对质量提出异议，以清洗为由拖了1个月。之后价格上涨，他毫无损失地脱身，而市场的抱怨甚嚣尘上。在期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一直持续到37年。

3董事凯恩斯

凯恩斯担任公司董事和咨询工作方面的收入占有一定比重。他于15年成为国民保险公司董事，6年后当上年薪1000镑的董事会主席，时间长达17年。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国民保险公司应该只有一个投资方向，但投资内容每天都要变换。”发起了“活动投资政策”，以当时看来风险较大的房地产为投资方向，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来决定对房地产证券采取短期还是长期投资，两者之间不断更替。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带革命性的投资策略。19年下半年，先后婉拒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利兹大学教席和北方商业银行董事会主席职务，并放出风声，待价而沽。随后他和福尔克当上经营百货商场的德本汉姆公司总裁金融顾问，年薪500镑。其他董事职位也接踵而来，每个星期中间几天大都花在金融城的业务上。31年还担任美国“凯斯-波莫罗伊”金融公司咨询顾问。

4作家凯恩斯

20年代来自“书籍和文章的收入”就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20-23年间比例达到最高，几乎是总收入的80%。他头脑十分精明，从来没有雇过出版经纪人，努力把书籍和文章的价值最大化。麦克米伦是比凯恩斯小三岁的低年级同学，是终身朋友，出版了其所有书稿。12年12月与该公司签约，出版《印度的货币与财政》，双方平分利润。《和平的经济后果》写完后决定自己出钱印制，给麦克米伦公司10％的利润来做推销工作，一改各拿一半利润的做法，同时控制每一次印刷的数量，实行“饥饿营销法”。同工党政策研究部达成协议，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印行31万册简装本。载有2000册未经装订的书籍的船只在开往伦敦途中遇险，他将没有严重污损的部分散页在丹麦拍卖。因此，该书刚一面世便绝版了。被迅速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11种文字，很快成为国际畅销书，两个月内全球销量6万多册，并且“到处都有摘要本和简编本”，使凯恩斯名声大噪，成为一位公众人物。此书在英国的纯利有3000镑，美国的纯利有6000镑。但对美国“15%的低版税”不甚满意，亲自安排法国版权事宜。一年后调换美国出版商，并就《维多利亚女王》出版事宜与新公司反复谈判。书稿所得利润大都被他用来炒外汇和股票。21年底出版了《对合约的一种修正》，又很畅销。《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首次印刷7000册，顷刻销光后增加了几次印刷。还写了《人口下降的一些后果》、《战争的经济后果》。这些书尽管内容各异，但颇似影视系列剧，在图书市场上构成协同效应。《概率论》也自己花钱印制。为了提高《通论》销售量，定了5先令的超级低价，并给哈耶克送了预印本，让论战对手赶在正式出版前写出评论、扩大影响。

凯恩斯还以写作稿件、接受访谈等途径扩大收入来源。当时有一个依次轮流在剑桥和伦敦聚会的经济学人聚餐俱乐部，他以会员身份结识了一些金融新闻记者、银行家和生意人。20-23年间，他对报社约稿几乎有求必应，共发表94篇文章。有时会主动提议报社，如得知伦敦将举行国际经济会议，便向《泰晤士报》提出写一组系列文章，又收录成名为《通往繁荣之路》的小册子。当把某篇重要文章投向英国报社的时候，同时给外国五六家报纸寄出去。母亲粘贴了刊载儿子文章的剪报，最后有34大卷之多。如果把文章所拥有的全球版权和作为特约撰稿人的收入综合起来，相当可观。如21年为1500镑，22年高达4000镑。由于学术身价上涨，给流行报刊写一篇便能得100镑。22年上半年他筹划《曼彻斯特卫报》的“重建增刊”，广邀达人写稿，以5种语言出了12期，每期所得200镑，署名文章的国际版权是一个字1先令，不署名文章还有另外酬劳，总共收入差不多达4000镑。成名后经常接受记者采访，如39年3月11日他接受ＢＢＣ记者的广播采访，赚得30金币。还有3次极为成功的特约记者经历。如22年4月，他来到意大利为《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热那亚经济会议”，写了13篇文章，收入超过1000镑。

23年凯恩斯成为《国民与文学论坛》周报董事会主席，以及《民族与雅典娜》杂志出版人。与友人组建“新国民周刊公司”，以1.25万镑的价格从朗特利信贷基金会买下《国民周刊》。他积极参与刊物运作，以体面稿酬吸引一流作者，通过缩减经常性开支把每份费用从9便士降到6便士，争取国外客户和广告收入，并宣称它是自己同媒体联系的唯一渠道，但销量还是下滑。自掏腰包4000镑，寻求其他财力支持，直到20年末才勉强达到收支平衡。后来《国民周刊》与《新政治家周刊》合并设立《新政治家与国民周刊》，凯恩斯担任董事会主席直到去世。在主编“重建增刊”中，花了大量时间与专家讨论“景气晴雨表数据”，并取得数据版权。帮助建立定期调查景气状况的机构“伦敦及剑桥经济服务中心”，并出版有关大宗商品年度备忘录达7年之久。

5家教凯恩斯

他在担任讲师之后习惯于不念讲稿，是一个优秀的老师，比庇古更受学生欢迎。于是乘机开设每人每小时10先令的私人辅导课，告诉友人：“这个价钱实在太吸引人了，我经不住诱惑。”到了10年的米迦勒节（基督教节日，从10月初到12月初）学期，招收了24名辅导生，进账近100镑。但他实际上很厌恶这种含有雇佣关系的工作，感到自己已成为“一架按小时出售经济学的机器”，决心尽快找到不用开辅导课的赚钱方式。他担任过8周时间的驻罗马“国际农业考察团”代表，这个实为闲职的工作薪俸为500镑；用5天时间奉命考察默塞斯语法学校，收入15镑；做过三一学院的研究指导教师，等。尽管心理感受不佳，但从传记揭示的情况来看，私人辅导课持续了较长时间。例如，20年秋季开设了“世界货币体制现时的失调”课程，第一讲就吸引了300名学生；31年由于“米迦勒学期的分心”，延误了《货币论》的写作；33年秋天，作了题为“货币的生产理论”系列演讲。现在研究凯恩斯思想发展的专家，往往从听过这些课的学生笔记中找寻精确依据。

6收藏家凯恩斯

早在3岁时，父亲就培养了儿子对收藏的兴趣。每天晚上，父亲会把所藏邮票齐整地摆出来欣赏。每个周日上午，父亲都要在书桌放上一堆挑剩下的邮票，让孩子们轮流挑选。12岁时，他就对父亲收集的大约8000枚邮票作出了2000镑的估价。凯恩斯终生相信人不应该聚敛财富，而应把它花在文明的生活方式中，身体力行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07年3月，凯恩斯被友人带着去看画展，第一次明显流露出收购兴趣。18年3月到巴黎参加了一场油画拍卖活动，因为德军的轰炸声就在50公里开外，作品价格被压得很低。他用237镑买了一幅塞尚的《苹果静物》，还买了德拉克洛瓦的两幅油画、安格尔的一幅油画和英格利斯的一幅素描。19年秋季和20年春季，由于炒汇进账颇丰，他购买了收藏史中最佳的画作。以320镑的价格从巴黎维尔德拉画廊在伦敦的代理商那里买下了修拉《海滨大道》，购买了毕加索、西尼亚克、马蒂斯和德兰的作品，在巴黎以300镑买下雷诺阿《男孩的头像》。35年又分别购入塞尚、德拉克洛瓦的各两幅油画，瑟拉系列作品《大盆》中的一幅现已成为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瑰宝。还购买了一些英国作品，大都是布鲁斯贝利艺术家质量不太好的画作，以支持朋友们创作。他劝说财政部拨款2万镑为国家艺术馆购买高更等名家的精品，用新闻部“战时艺术家计划”中的拨款购买画作，并加入国家画廊托管者董事会，担任国家艺术馆理事。

凯恩斯从伊顿公学开始就有藏书嗜好，一生从未中断。挑选书籍和手稿的基本原则与选股大同小异，即通常只购买那些价值被低估了的。剑桥有一位名叫大卫的先生开设了一个可以找到古旧珍本的书摊，凯恩斯从12岁起就是常客。在伊顿最后一年，他成为学校图书馆委员会一员。18岁生日那天轻松获得伊顿公学数学汤姆莱因奖，拿到只能用于买书的32镑奖金。他建议校长买不用皮革封面、价格不高的“非规范装订书”，以买的更多。书摊上物色到的早年古典文学书籍，要价通常不超过10先令，可以讨价还价。例如，只花了1先令便购得华兹华斯所著《远游》1820年版，且为精装大开本。离开伊顿时所收集的书籍达到329本，其中有一半是用各类奖金购买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原为斯密所藏的3卷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著作精装本，以及16世纪30年代校长用过的一本精致祷告诗篇。大学头一年，凯恩斯加入了书籍爱好者社团“巴斯克维尔俱乐部”，继续将注意力集中于古旧书籍、手稿。30年代中期他“逐渐有计划地围绕思想史开始了一种真正综合性收藏”，聚焦曼德维尔、牛顿、休谟、边沁等人的早期版本，并成功脱手其中一部分。《罗马帝国兴亡史》作者吉本的藏书和牛顿手稿在索斯比拍卖时，分别购得约60本和40扎。专家评价“这可能是由私人所收集的最上乘精品。”随后凯恩斯的兴趣延伸至16、17世纪英国文学领域，专备笔记本记录精选作者的作品情况。根据《1475-1640年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印行书籍简明书名目录》手抄本和一些旧书商的书单，在希望购得的条目上标示各次拍卖的价格，反复琢磨才肯出手。经常阅读和摘录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各书店的目录，几乎向所有重要拍卖行寄去委托代购函。43年9月访美时以175镑的价格，购得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斯宾塞《控诉》首版书。虽有一家伦敦公司受托办理拍卖行购书事宜，但凯恩斯是一位独立性非常强的收藏家，从不无保留地委身于任何经纪人的控制之下。只要有可能，他都亲自过目书籍，难以抽身之时才授权操办。他在藏书上所花费的时间，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的全日工作量”。到了晚年，主要集中收购伊丽莎白一世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诗歌、戏剧类，藏书扩充惊人。与许多收藏家不同，他基本上都要展阅所购之书，并向友人赠送珍本书籍。对想借阅的有求必应，如去世时约有175卷休谟著作被借未还。与学者广泛联系，通信讨论藏书的内容和市价，实施“研究式收藏”。弟弟杰夫里既是一位第一流外科医生，首屈一指的研究英国伟大诗人布莱克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一次弟弟将一本18世纪小册子《休谟人性论摘要》送给他。凯恩斯与经济学家斯拉法一起认真考证，认定此书是休谟为促进《人性论》销售而写，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由斯密所为。他研究牛顿手稿，指出了牛顿对炼金术的兴趣，在三一学院宣读了《牛顿其人》的论文。资助捷克难民斯塔克研究边沁著作。晚年婉拒众多社团职务，却担任了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馆长，因为这里是全国珍稀书籍最佳收藏地之一。去世时共留下4000卷珍本、大约300卷手稿和大批信件。

7艺术投资家凯恩斯

也是受父亲影响，他一直喜欢到剧场看戏，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伊顿期间，经常参演《哈姆雷特》、《奥赛罗》等剧中的角色。参加文职人员考试时，作文选择的题目就是《戏剧、情节剧和歌剧》。22年10月鼓励、指导女友莉迪娅筹建芭蕾舞团，仔细安排演出合同。30年支持成立国家芭蕾舞团的先驱卡尔玛戈协会，做了财务主管。在《国民周刊》组织芭蕾舞演出的稿件。动员弟弟改编布莱克的诗《约伯》，弟媳负责布景和道具，成为协会最重要的原创作品。出资操办莉迪亚最后一场芭蕾舞《葛蓓莉娅》，获利314镑。莉迪娅在戏剧《玩偶之家》中出演娜拉，凯恩斯投入125镑保证金。

34年建筑师为国王学院设计了剧场和住宿楼，但院务委员会不愿提供资金。凯恩斯呈交备忘录，愿意在对该场地的一部分商定长期租约的情况下负责建造和运作。他出任为建造“剑桥艺术剧场”而成立的公司主席，聘请了一位年薪400镑的经理。公司2万英镑注册资本中，凯恩斯认购了全部1.25万镑普通股和5000镑优先股，随后又买进2500镑优先股。从设计到竣工计划不断变更，费用最终为3.6万英镑，只好申请抵押贷款。他严格费用把关，甚至在灯和电的问题上亲自联系学院里搞这方面专业的教授。剧场在《通论》出版第二天正式开张。为了组织安排第一个演出季演出，他给剧作家们写信，与其他剧院交换剧目，并试图与伦敦的演出季挂钩。为了吸引第一流演出，公司给巡回剧团提供了优惠条件。深入研究节目单，分析不同观众特别是廉价票位观众的特点，绘制酒吧收入曲线图，将观众开支与不同类型的剧目联系起来。一次由于售票员突然不上班，凯恩斯见状迅速进入售票室顶班。公司头两年有所亏损，但年年都有好转，5年内还清了贷款。到38年财务平衡后凯恩斯组建了一个托拉斯，移交了一笔价值3.6万镑的资产，包括自己的那部分。但托拉斯成立后管理工作变化甚微，他继续花大量时间处理剧院事务直至最后，包括参与组建剧场下属演出团体。

凯恩斯负责建立伦敦艺术家协会，为那些有才华但名不见经传、未摆脱金钱之忧的画家提供每年150镑收入。协会经常组织画展，加强宣传力度，从26年4月到29年共售出700件画作，价值2.2万镑。组织有偿展览，获取一定收益。除了本人捐助，还说服熟悉的友人捐款。42年凯恩斯接受了由政府设立的“促进音乐和艺术委员会”主席职位，帮助空袭中失去工作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为人民带来心理慰藉。他当时处于一生中也许是最忙的阶段，常常到国外参加会议，仍然几乎每天都给秘书写信，有时一天几封，审阅会议记录，把“五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委员会的事务上”。钻研艺术政策，确立的财务原则是：委员会资金不是用来补贴演出，而是对亏损提供担保，由剧场管理层承担风险，培养自立能力。鼓励商业艺术团体组建非赢利机构，同财政部联系规避娱乐业税金。所以，委员会在非赢利的演出中没有投入一分钱。同时，着力为各城市中心配备“文明艺术和快乐的物质框架”，梦想伦敦成为欧洲艺术中心。他到处视察那些可以在战后作为艺术中心的破败仓库或损坏建筑，但大多数设想均未成功。例如，水晶宫被烧毁以后，他想把它恢复成一个“巨大的娱乐中心，让后世的英国人民能在那里玩上一整天”，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战争期间考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被当作舞厅，后由一位音乐出版商重建为“歌剧和芭蕾中心”。凯恩斯出任考文特花园信托委员会主席，与音乐出版商签约，从财政部获取必需资金，委员会每年提供补贴，并买下驻点芭蕾舞团，使剧场恢复了战前辉煌。45年1月，委员会改名为“大不列颠艺术协会”并完成工商注册，接受了凯恩斯关于从教育部而不是财政部获取资助等建议，确保政府干预最小限度。

8农场主凯恩斯

凯恩斯对投资物业以套利意兴寥寥，但传记详实描述了租赁提尔顿农庄一事。26年3月，凯恩斯同盖吉家族（祖上在美国独立战争第一场战役“邦克山之战”中任英国统帅）复杂谈判之后，以21年的租约拿下了位于东埃塞克斯郡的农庄。几年之后发现1000年前提尔顿叫作“台利顿”，住户名字卡阿内斯是凯恩斯家族的旧名。这得益于初入大学时对家族史研究，写过近千年来凯恩斯姓氏起源与拼法流变的论文。它位于南高地的边缘，一幢外观平淡但里面空间惊人的两层楼房坐落在草地上，环境十分优美。他请后来设计剑桥艺术剧场的伊顿同学肯尼迪来帮忙。肯尼迪把南边院子里的几间偏房改造成宽敞、正规的书房，搭了一个通向果园的有拱形天花板的平台，还安装了电灯电话。35年又承租旁边121公顷（后来增加到231公顷）土地，租约有效期为50年。36年上半年，他又请老同学帮助大规模改造，增加了一排新房子、一个新宽敞的大厅和入口平台，并为每间客房配置洗手间。雇了6个人打理农庄，有管家、厨师、车夫、园丁、裁缝等分工。过了不久，花园里长满了小黑果，菜园中生长了大量的四季豆和胡萝卜，新租土地上种植了可供上市的蔬菜和水果，把大声嚎叫的猪装在车上拉到市场去卖，为当地腌制厂提供高质量猪肉，饲养可出售的牛、羊和山鸡、鹧鸪等，并在农庄周围装上电网，修建过冬牛棚。一次他宣布调高雇工工资，但同时取消免费牛奶，因为后者的费用更大。

除了37年突发心脏病和39年二战爆发外，凯恩斯夫妇每年总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到农庄过上一段，夏天住上两个半月。邀请友人与亲戚参加每年一次的圣诞节打猎活动（34年获得提尔顿森林狩猎权），飨宴招待和分发礼物、红包。提尔顿是理想的写作之地。《货币论》和《通论》的大部分内容在此写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思路也形成于此。42年与嘉德勋章院第一主管会见，提议把“提尔顿的凯恩斯勋爵”作为贵族头衔，得到批准。农庄在他晚年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他喜欢到处走动，观看玉米脱粒、剪羊毛等农活，检查牛奶质量或猪圈环境，组织过一次以猪为主题的篝火晚会。65年以后，莉迪娅在此过着隐居生活。

由于政府战时鼓励农耕，农庄得到了大量补贴，经营实力不断增强。41年，凯恩斯和农庄经理汤普森联手接管距离不远的查尔斯顿农场（位于苏塞克斯郡，也原属盖吉家族，后租给他人）。凯恩斯借钱给汤普森，让他独立成为农场主人，以利润偿还借款。农庄和农场加起来一共有600公顷土地。在剑桥大学凯恩斯私人档案中，与汤普森的通信占了一个很厚的文件夹。他希望了解农庄、农场的一切活动，就连蔬菜园里种什么都作了详细指示。喜欢跪在一小块地毯上，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清除鹅卵石上的杂草。凯恩斯去世后，莉迪娅继续分享农庄、农场的利润。

9理财专家凯恩斯

凯恩斯从小就有为公众服务的强烈责任感。在伊顿的最后一年，他成为学校商店管理委员会成员。09年欣然出任国王学院财务审计员，认真管理所有收支账户。11年被提升为学院财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当时两位财务主管的理财思想比较保守，保留了大量现金。凯恩斯鼓动一批年轻老师，在学院年会上矫正了思路，在24年成为主管之前财产管理委员会几乎由他一手控制。20年代初期，他对财产管理又作了重大改革，将投资重点从土地转向有价证券。将各种盈余集中在一个名叫“切斯特”的基金会，利用学院赋予的完全自主权进行管理。这个被称为“积极投资政策”的做法，当时被其他学院和类似机构采用。在学院建筑委员会里也起了主导作用，主持了一项大规模的重建计划。20年代末学院在处理位于林肯郡北部的艾尔什姆庄园时，凯恩斯直接支持由学院自己经营的方案。他认真履行业主职责，常常身着与身份不符的穿戴去视察，与农工们讨论具体问题，学习动物营养学，参与生猪销售活动。虽然37年后由学生卡恩接管了很多日常杂务，但他仍是“首席财务总监”，一直到去世。由最初的3万英镑资本增值到约38万镑，且还不包括20多年中用于校舍修缮、偿付新建校舍贷款、向外捐赠等方面的支出。同时，凯恩斯劝说伊顿公学负责人采取更大胆的投资政策，将一部分资本购买市镇财产和公司普通股。40年10月成为伊顿公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并选为总务会成员。在总务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请注意伊顿在伦敦的房屋财产被炸毁以后的赔偿问题，为学校投资政策和税务问题出谋划策，改革学生宿舍收费机制，参与信托基金和财产的管理，发起设立投资委员会，重新拟定退休金计划。13年凯恩斯担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后， “卓有成效的管理”财务，学会盛极一时。43年，凯恩斯还接任剑桥市的财产管理员。

10赌神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概率是一种与“信念度”有关的逻辑认识，而不是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关的频率。喜欢对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作出推测，青睐参与博彩游戏，但有一定自制力，是一位不错的玩家。（一）进赌场。传记作者多次描绘了凯恩斯在赌场的活动。07年6月与友人去法国比利牛斯山爬山后，一路走到西班牙比阿雷茨，白天读小说、学概率理论，晚上在“小骑兵”赌场把钱输得所剩无几，回到旅馆后通过玩皮克牌（32张纸牌）从同伴处赢回一些钱。11年在购买画作之际，去蒙特卡洛赌场赌钱。作为记者来到热那亚报道会议情况时，晚上一直都去拉帕洛的赌场。23年圣诞节，他带着莉迪娅到蒙特卡洛度假两周，莉迪娅去观赏俄罗斯芭蕾舞团排练演出，自己则与友人到赌场玩牌。传记作者写道：“在用现代货币进行赌博之后，凯恩斯精神抖擞地回到剑桥去研究古老的货币”。27年入选“另类俱乐部”，这是一个聚餐和下赌注的组织，由丘吉尔等发起成立。（二）打桥牌。凯恩斯并不是桥牌高手，但十分喜欢这个项目，常常迅疾估准时机摊牌，能眼不离牌而不延误地提出对经济学问题的看法。在大学时期，他就经常参加下注的桥牌比赛。15年任职财政部时，在码头别墅和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常常大把大把地赢钱”。该年10月的一天，与阿斯奎斯首相的夫人玛格特联手击败另一组对手，赢了9镑。19年7月，他在阿斯奎斯家参加晚会，玩桥牌赢了22镑。17年上半年，成为唐宁街11号财政大臣官邸四人桥牌的成员之一。17年9月，乘坐皇家海军战舰去美国，在一周航行中经常与同事打皮克牌，其中从一位波兰侯爵手里赢了20镑。（三）猜大选。传记没有全面反映凯恩斯在赌场的输赢情况，但对竞猜选举结果的下注金额记录很详实。例如，他对自由党24年10月议会大选前景保持乐观，但结果出乎意料，输掉210英镑。两位友人听从凯恩斯的预测，也各自输了70英镑，他掏钱付了两位朋友的赌注。对29年5月大选结果的竞猜，凯恩斯损失了押在自由党和竞选人韩德森身上的160镑，押在丘吉尔身上的赌注赢了10镑。一次他与丘吉尔就大选结果打赌，赢了20镑。但凯恩斯预测大选的运气一向不好，少有赢钱的时候。

凯恩斯起初并不富有，没有从父辈那里得到可继承的遗产，但通过市场活动积聚起可观的财富。在近代及稍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去世时留下70万英镑的李嘉图能与他媲美。以15年为例，其税前收入超过1000镑，即2005年的4万镑，其中30％来自投资等。从19-20税收年度到28-29税收年度，平均年收入5068镑，约为2005年的13万镑，纯粹来自学术职位的收入只占14%。30-36年间平均年收入6000多镑，约相当于2005年的15万镑，学术职位收入只有三分之一。36-37和37-38两个税收年度里，收入分别超过1.6万镑，相当于2005年的50万镑。去世时遗产有将近48万镑，大约相当于2005年的1200万英镑或1900万美元，其中有价证券40万镑多，其他包括油画、珍本书籍和名人手稿。遗赠了4万英镑，其中8个侄甥辈每人4000镑，关系密切的朋友、农庄经理、雇工、佣人等总共得到8000镑。为余下遗产筹划了一个信托基金，确保莉迪娅有生之年税后年收入不低于1500镑。莉迪娅在67年把部分油画转移到凯恩斯钟爱的国王学院，81年去世以后基金本金连同所有油画、书籍、手稿转交学院。

（作者为宁波市江东区政协副主席、宁波畅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转自新华财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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