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梧桐落，秋色长道中。
闻角琴瑟鸣，草屋伴高松。
--《书声藉秋风》
在开篇，我们再仿《史记》：古之大业，实由多代人共同完成之。国力之兴盛，疆土之开拓，均由其后继者一代代相承，相继完成。极少一朝始成大业。盖因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实需时间促成之。大业既成，又非稳如泰山。欲长久存续，还需在法之上，以德治之。此乃世人皆服刚柔兼济，恩威并施。只从一极，则轮换更替，难有长久矣。此亦谓毛主席常言之“历史周期”。
为何我们要强调“路线”？乃因一国之路线跟其历史的演变息息相关。那么，何为路线？简单地，路线就是一个国家运行与发展的游戏规则。在一国之内，所有人都要接受和遵循这一规则。这将影响甚或决定这片国土的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乃至对世界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我们关注路线，实际是关注我们自己。也即，我们原以为宏大而遥远的东西，实际是微观而切身的。“路线”的作用，对于我们，近在咫尺。
这也是我们探究毛泽东思想，伟人之智慧又一出发点。下面我们将继续沿着时间的车轮，从1962年驶进1963年。我们知道，1962年，新中国并不太平。在外，有苏美台印的挑衅和威胁。在内，有与“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是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农业发展》，是毛主席为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做的第二步努力。
第一步是走遍全国，调查研究，他试图以口头方式说服他的核心团队。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社会组织结构，是落实社会主义秩序的必然选择。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首要是维护改进后的人民公社（共同生产，共同分配，保留一定比例的家庭私有）。可实践证明，当“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这些实质类同“土地私有化”的声音已成汹涌暗流的时候，即使他奔走相告，也难以刹住其高涨的势头。
于是，到了1963年，毛主席决定加码。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他要求全国各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未来几年，全国城乡都要进行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社会主义观念深入民心，在新中国土壤植入这一公有制种子。为避免重蹈覆辙，出现前几年的错误，他要求同时注意抓好农村的经济工作，不能偏废。在他看来，思想的改造与实际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并非互成阻碍。
我们且看，3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对于发起的目的，他谈及：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顺利。这说明，他的初衷是以思想改造带动社会主义发展。在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生之物，要落地生根，无疑是需要这种思想教育的。
从理论上，我们注意到，这“五反”针对性明显，目标明确，界限清晰。单从道德的立场看，这实际是要求我们做一个正直勤恳、秉公无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努力的人。即便加上政治因素，也并非如现今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扭曲人之所以为人”，“禁锢人的身心自由”，或者“独断专制”等。“五反”之目的与内涵（是对人性之私的克服，是人类向上的精神力量）跟这些言论完全迥异。假若他们要以此来否定“五反”，其逻辑是不成立的。
不过，在具体实践中，考虑到“乌合之众”的人性弱点，在发起大规模“运动”时，人们会表现出强烈的盲目性，容易为人利用，这将导致运动走向极端，最终导向反面。（社会舆论亦是如此）事实证明，“五反”后来确未能达到毛同志的目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历史条件更为复杂的今日环境，要慎重使用此种方法，而以其他更适合人性特点的方法代替。
随着农村运动的推进，毛主席看到大家并未抓住要点，执行方法不对。为此，他在5月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此次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具体的内容和方法，主要集中在十大问题。在他看来，这将关系到姓社还是姓资，是走马列主义还是走修正主义的问题。这是防大患于未然。他希望通过此次决议，从理论的高度统一大家的思想。
从表面上，这是一篇看似不起眼或者蒙受历史尘埃的《决定》。但在当前诸多现象的映照下，我们发现，里面大多问题依然适用于几十年后的今天。下面我们将着重选择五个问题进行解读。
第一，形势问题。
毛主席认为，认识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方式。对形势的认识，将决定大家选择的具体路线和实施方法。自从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遭遇三年困难期，他与他的团队开始发生分歧。后经调整与纠正方法，1961年以来，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明显好转，农业生产正逐步上升。1962年，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这说明，纠正后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正确的。他提出，对人民公社秩序下的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抱着悲观情绪是没有依据的。可事实证明，人们所见即是其思维所至。一旦人的思维定势形成，其认知也难以改变。这导致毛同志与他的核心团队在未来道路和方法的选择上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过去十几年的探索，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及其矛盾与斗争。背后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现代阶段还增加了隐蔽性）。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些问题，如何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及人民群众，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关键。
事实上，在进入共产主义秩序（共同生产、共同富裕、平等无差别）之前，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及其利益关系。其和平发展，主要赖于不同阶级利益的均衡。一旦失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这些观点直至今天仍具有警醒意义。
第三，依靠谁的问题。
既然存在阶级差异，那么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弄清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能争取同盟者，孤立敌对者。这是党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守的准则。牢牢依靠人民群众，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这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直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社会基础。
他引述了地方干部的话：“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讲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这是很中肯的。”这关系到我们要成为谁，走哪条路，走向哪个方向等根本性的路线问题。这又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第四，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
随着经验的积累，毛主席意识到，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还应当在人民公社组织结构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也即是，把最容易被忽略且基数最大的群体，组织并参与进来，才能夯实公有制基础。才能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保证社会最底层的声音被听见，被吸收进去，参与共建，享受共同的成果。
具体地，在基本核算单位（即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既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又禁止其包办代替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两者各担其职，互相交汇，在生产和分配获得均衡，避免一头脱离另一头。此外，他还主张基层干部都来自先进的劳动者。通过干部切身的生产劳动，感受和聆听劳动群众的声音，真正为其利益着想，为其解决问题，构建水与舟的良好关系。
第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毛主席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得出，许多事情能否办好，重点在于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有没有把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再经过酝酿及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一致。也即是，要办好一件事，必须要有满腔的热忱、求知的渴望、走向群众的决心，而非走马观花、道听途说，搜集表面且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设想作辩护。
更进一步地，毛主席提到，在实际工作中，有人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其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此，他号召大家树立此种科学的方法观，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从这可见，伟人对人们的要求是，真正的学以致用，是以符合规律的学治国。
最后，他在《决定》末尾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无需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前人已去，其音回荡。毛主席终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播下一颗思想种子
让它随意发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