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亨是明代末年江南地区的著名文人，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长物志》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
在这部涉及了诸多身外之“长物”的笔记小品中，文震亨集中阐述了他对于日常起居与雅玩闲赏等物质器用的见解，品评其优劣，区分其“雅”、“俗”，并以此彰显自己平淡朴实、清净高雅的精神世界。
而《长物志》中又多有关于陶瓷的叙述，所涉器物繁多，用途不同，大致包括日用为主的实用器物与玩赏为主的陈设器物两个种类，并且有在总体上评价陶瓷的专论。
其评价角度亦较为多元，集中体现了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晚明江南文人对陶瓷的审美观念，即崇尚古朴典雅，强调物以致用，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瓷器的“雅”与“俗”。
而这种审美观念既是对北宋以来器玩鉴赏传统的传承与延续，又是对明代末年社会崇尚奢靡浮华以致“雅”、“俗”不辨现象的回应。
第64盏灯，晚明雅俗。
《长物志》
[明]文震亨
壹
文震亨其人
与《长物志》
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长洲（今苏州）人。他出身于江南文风鼎盛的文氏家族，曾祖父即为文徵明，祖父文彭与父亲文元发皆为著名书家，其兄文震孟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状元。天启三年（公元1624年）试秋闱不利，后偶在宦海沉浮，甚不称意，终致仕归家，绝意功名，专事清雅。清军入关，攻克南京，文震亨忧愤成疾而亡（或云绝食而死，或云投水而死，不一而足）。
文震亨承家学之绪，文化艺术修养水平甚高，诗书画皆有所成就，不仅有《长物志》、《琴谱》、《文生小草》等多部著作，在物质方面亦有造园实践，曾将冯氏废园改建为“香草垞”，名称一时。
他重视对器物的经营处置，追求典雅精致的生活，以此陶冶情操、彰明心境，所谓“长身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1]。《长物志》正是作者这种生活态度的集中体现。
◆ ◆ ◆ ◆
《长物志》之“长物”出自《世说新语》，原意为身外多余之物[2]。而这在《长物志》作者好友沈春泽所作序言中亦有说明，即所谓“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
这部著作以器用为卷名，共分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卷.
每卷之下又各以一种具体的器用作为小标题，在小标题下进行叙述，按照某种内在的标准品评，具体表达作者对于此类器用优劣的观点。
而对各种器用进行细致评价的目的，则是为了区分“雅”与“俗”，推崇“雅”物而贬抑“俗”物，崇尚质朴典雅的审美观，追求精致的生活，并以此彰显自己的高雅志趣与高尚情操，正所谓序言中所说：“……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可以说，《长物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晚明江南文人精致生活的画卷，而通过这些对文人日用与清赏器物的描述，我们体会到的则是其清新高雅、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
[1]关于文震亨的生平资料可参考文震亨：《长物志校注》，陈植点校，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425-428页。
[2]《世说新语》原文：“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9页。
贰
《长物志》中
关于陶瓷的叙述
《长物志》并无叙述陶瓷的专卷，然而其中涉及到陶瓷的地方则有不少，亦可观其对于陶瓷器用的观点与评价。
现姑且将其中关于陶瓷的言语分为实用器物、陈设器物与品评陶瓷的专论三方面列举于后。
1
-实用器物-
《长物志》中关于陶瓷的叙述大多集中在实用器物方面。这方面的文字有：
若对上面关于实用陶瓷的叙述作进一步划分的话，则可分为熏香用的香具、文房用的文具与饮茶用的茶具这三类，而余下一条“枕”则为卧具。
不论是香具、文具还是茶具，虽然是实用器物，然而皆非日常衣食住行所必需，它们所体现的更多则是文人在日常生活之余的闲玩情趣，文人通过这些活动陶冶情操，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
而对这些陶瓷器用仔细的考究与品评则体现了他们对于精致生活无微不至的追求。
2
-陈设器物-
《长物志》中亦有部分篇幅述及陈设用的陶瓷器。这方面的文字有：
上面这些关于陈设用瓷器的叙述，基本皆为为种花、插花、养鱼等所用的盆、缸、瓶等容器，亦有一条“佛厨佛桌”涉及了对瓷佛像的观点。
由此亦可发现，虽然这些器用相对于香具、文具与茶具而言日常实用的价值较小，其所具有的更多的是陈设观赏的属性，然而它们也并非是纯粹的玩赏器物而毫无用处，并非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为了养花、插花、养鱼等目的而服务的，是为了与花、鱼等物相得益彰，构成一种整体的美感。
从这个角度来说，《长物志》在对待陈设玩赏的器物时也具有实用性的思想。
3
-品评陶瓷的专论-
《长物志卷七·器具》一卷是专门对各种器用的叙述品评，最后一段为“海论铜玉雕刻窑器”，专门叙述了作者对于铜器、玉器、瓷器、雕漆等诸种材质器物的观点。其中对于陶瓷的品评如下：
可以发现，作者在这段文字中基本上以烧瓷的窑口对瓷器进行划分，然后品评各窑口瓷器的高下等级，以及各窑口内部各种瓷器的优劣。
在作者眼里，窑器第一者当然是在明代名声甚高的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时期烧制的“柴窑”，人们也只是闻其声，知其名，几乎没有人真正见过所谓的“柴窑”瓷器。
而在现实中可见的诸种瓷器中，作者首推的当然还是所谓的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即宋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瓷。对于釉色作者也有特定的要求，即以官、哥、汝窑之天青色为上，定窑之白色为上，钧窑之胭脂色为上，其他杂色则不甚入品。换言之，作者喜爱的是淡雅高洁的色彩，崇尚的是质朴清新单色釉，对于新出现的永乐青花杯与成化五彩杯，虽然“今皆极贵”，然终不入作者法眼。
[1] 按：此处及下文卷六·几榻“佛厨佛桌”条所云“新制建窑（香炉）”与“（新制）建窑佛像”似并非今日通常所说的位于今闽北建阳县在五代至南宋烧制黑釉瓷的建窑，因为此处窑场在南宋之后即已渐趋衰落，至元代已基本不烧制瓷器，故在明代断无“新制”之说，此其一；此处窑场所制器物大多为碗盏等日用器物，间有香炉，然为数甚少，更无佛像之类器物，此其二。
度文中之“建窑”似为位于今闽南德化县之德化窑，此窑在明代以烧制色极纯的所谓“象牙白”白瓷器而享有盛名，而其瓷造像制作尤精。德化窑器物多有新意，重视各种装饰技法，故不为“崇古”的文震亨等晚明文人所欣赏。
综合这两方面，《长物志》中所谓“建窑”为明代德化窑的可能性更大。
叁
《长》陶瓷审美标准
古朴与实用
上面我们对《长物志》中对于陶瓷的叙述进行了摘录和简要的总结，下面我们将以上述文字为基础具体分析《长物志》对陶瓷进行审美的两个重要标准，即古朴典雅与物以致用。
1
-古朴典雅-
何谓古朴？简言之，就是既要富有古意，具有历史的沧桑，又要平淡无华，少施工巧，给人以朴素之感。
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对器物进行审美时所认定的“高雅”。
对古意的追求由来已久，“崇古”的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古典时代内始终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即使在今天，这种价值倾向亦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
而这种“崇古”的思想投射到物质生活中，就形成了人们对古物的欣赏与追求，人们通过欣赏把玩古代的器物，可以从物质层面上感性地体验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从而达到怀古追远的目的。
质朴亦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又一重要精神追求。不巧佞，不溢美，敏于行而讷于言，朴实真诚，这是儒家一贯的道德标准。
这样的道德要求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即要求人们简单朴素，追求本质，力戒奢华。
在器物方面，不露匠气，少施工巧，最能展现其材质本色之美者即为上品，过于富丽堂皇者只不过是为了卖弄技艺，炫耀财力，是为真正的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
◆ ◆ ◆ ◆
具体到《长物志》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瓷器的审美评价正是基于这两点做出的。
在作者看来，既富有古意，又质朴淡雅的，在当时人们所能见到的瓷器中当然首推以所谓“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代瓷器，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瓷。
《长物志》中凡涉及瓷器者，大多以“五大名窑”的瓷器为佳，如：
盆以青绿古铜、白定、官哥等窑为第一，……（卷二·花木“盆玩”条）
……陶者有白定竹节者，最贵，然艰得大者；……（卷七·器具“笔筒”条）
笔觇，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卷七·器具“笔觇”条）
其他一些地方虽然认为“五大名窑”之瓷器不足日用，然仍可为赏玩佳物，如：
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非日用所宜。……（卷七·器具“香炉”条）
筯瓶，官、哥、定窑者虽佳，不宜日用，……（卷七·器具“筯瓶”条）
更有一段关于瓷器的专论，首先对柴、官、哥、汝、定、均等窑瓷器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评论，再去品评近当代的瓷器，足可见其对于此类所谓宋代“五大名窑”瓷器的推重。
宋代是瓷器制造业空前发达的时代，后世所谓“五大名窑”在宋代确实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在当时即为珍品，到了明代成为古董珍玩，自然会受到“崇古”的文人士大夫的欣赏。
然而宋代著名的窑口并不只有这五个，其他如耀州窑、建窑等在当时即享有盛誉，然而这些窑口的瓷器在《长物志》等晚明文人的瓷器品评言论中几乎见不到只言片语。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这些窑口的瓷器不如“五大名窑”的古朴典雅。
具体说来，“五大名窑”的古朴典雅一方面在于它的器形仿古，多有仿照古代铜器而制作的瓶、炉、洗等器物，这恰好符合传统文人对“古意”的追求。
另一方面则在于它们的釉色纯净，多为青、白、蓝等色，清净澄澈，“类玉类雪”，以本色釉之纯取胜，基本不施彩绘，不施雕琢，这符合传统文人对质朴的追求。
而耀州窑瓷器既少有像“五大名窑”那样的仿古瓷器，其普遍的刻花划花装饰工艺也是“工巧”而不质朴，自然不为晚明文人所重视。
即便是位列“五大名窑”的定窑器物，作者推崇的也只是纯色的“白定”，对于定窑系的绘花白瓷、划花黑瓷等器物则不予肯定，也是由古朴典雅这一标准所决定的。
◆ ◆ ◆ ◆
除了宋代的“五大名窑”之外，《长物志》对元明的一些瓷器亦有较高的评价，如：
……有宣德暗花白盘，苏麻尼青盘，朱砂红盘，以置香橼，皆可。……（卷七·器具“香橼盘”条）
……宣窑冰裂、鳝血纹者，与官、哥同，隐纹如橘皮、红花、青花者，俱鲜彩夺目，堆垛可爱；又有元烧枢府字号，亦有可取。……（卷七·器具“海论铜玉雕刻窑器”条）
……宣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世庙有坛盏，中有茶汤果酒，后有“金箓大醮坛用”等字者，亦佳。……（卷一二·香茗“茶壶茶盏”条）
不难看出，《长物志》对元明瓷器评价较高者亦大多为元代枢府瓷、明代宣窑冰裂瓷、白茶盏等纯色瓷，其内涵与推崇宋代“五大名窑”一致，仍然重视古朴与典雅。
相反，对于新出现的彩瓷与新式的器型，作者则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如：
……唯不可用宜兴所烧花缸，及七石牛腿诸俗式。……（卷四·禽鱼“水缸”条）
……若新漆八角委角，及建窑佛像，断不可用也。（卷六·几榻“佛厨佛桌”条）
……尤忌者……新制建窑、五色花窑等炉。（卷七·器具“香炉”条）
同理，这些在当时富有新意、以工巧取胜的瓷器为作者所断然否定，也是由崇尚“古意”、追求质朴的审美标准所决定的。
明代的人们继承了宋代的器玩传统，闲玩之物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也在不断升温*。
虽然其中世俗化的成分日益泛滥，但文人士大夫阶层则始终保持着宋代那种对古意和朴实的追求——能够真正欣赏器物的韵致，做到真正的“雅玩”，而不是像豪商大贾那样只知囤奇而毫无品味，亦即《长物志》序中所谓“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者。
文震亨撰写《长物志》，陈述自己对于器用之“雅”、“俗”的观点，也正是为了纠正明末被经济所席卷的文玩领域重价格而轻韵致的不良风气，使鉴赏器物回归体味古意、陶冶情操的传统。
2
-物以致用-
器物以实用为重要目的，这也是《长物志》在对陶瓷进行审美时的一个重要标准。有一段文字专论“制具尚用”：
古人制具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若后人苟且，上至锺、鼎、刀、剑、盘、匜之属，下至隃糜、侧理，皆以精良为乐，匪徒铭金石、尚款识而已。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侈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卷七·器具）
由此可见作者对器用精良而实用的肯定以及对徒施工巧而不实用的贬抑。
涉及陶瓷之言语强调其实用价值者亦不在少数，如：
筯瓶，官、哥、定窑者虽佳，不宜日用，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筯下重不仆，铜者不入品。（卷七·器具“筯瓶”条）
……陶者有定窑蒜蒲长罐，哥窑方斗如斛中置一梁者，然不如铜者便于出洗。（卷七·器具“糊斗”条）
哥窑弦纹八角瓶
他如“白定”等窑，藏为玩器，不宜日用。盖点茶须熁盏令热，则茶面聚乳，旧窑器熁热则易损，不可不知。（卷一二·香茗“茶壶茶盏”条）
由此亦可具体看作者对瓷器实用价值的强调。
虽然晚明文人最欣赏的是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然而从实用角度考虑，即使是如“五大名窑”般贵重的瓷器，在某些时候也必须以实用的眼光进行分析，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都是佳品。
◆ ◆ ◆ ◆
关于《长物志》何以崇尚物以致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其一，晚明奢靡之风盛行，达官显贵、豪商大贾多以钱财自夸，在器用方面片面地追求工艺的精巧与材质的昂贵，然而却因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不高而缺乏韵致，这与追求精致生活的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晚明文人在论及器用时往往强调其实用价值。
其二，晚明各种社会思想十分活跃，阳明“心学”流行，所谓的“左派王学”强调“百姓日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重视物质世界，从而导致设计使用物品首先要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长物志》等晚明文人笔记中以古铜缸作金鱼缸、以古带钩作悬物之钩等将原先仅供赏鉴的古董用于实用的记述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应该看到，崇尚古朴典雅与强调物以致用这两个标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品评陶瓷时，《长物志》往往将这两点结合起来，对陶瓷进行评价。
较为典型的一段评论如下：
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卷一二·香茗“茶壶茶盏”条）
作者认为，“供春”紫砂壶质量最好，作为茶壶最实用，然而形状却不甚古雅；时大彬所制紫砂壶又小而不实用，最好的紫砂壶应当是既精良实用又“形制古洁”的。
“时大彬”壶
这正是将古朴与实用两个标准相结合而做出的评价。
肆
《长物志》评读
结语
本文从《长物志》对陶瓷的叙述与品评入手，归纳总结了其关于实用陶瓷和陈设陶瓷的文字，并结合其中对陶瓷的总论进行了分析，认为《长物志》对陶瓷的审美着眼于古朴与实用这两个标准，并简要分析了其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长物志》全书，作者时时以“雅”、“俗”来品评器用的优劣，对器物进行审美，而所依据的标准大致亦不外古朴与实用两个方面。
稍加总结便不难发现，作者所谓“雅”器大多为古代或仿古的器物，而所谓“俗”器则大多是明代新出现或风靡一时的器物。
“俗”之程华五彩葡萄
古代或仿古的器物之所以“雅”，是因为它们大多古朴高雅、制作精良而宜于实用；新出现的器物之所以“俗”，是因为它们既缺乏古典的韵味，又大多炫耀工艺之巧妙、材质之贵重，器物最本真的实用价值反而不被人重视。
明末文人的这种“雅俗”观，既是对宋代以来器玩鉴赏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又是对晚明世风奢靡以致人们在器用方面“雅”、“俗”不辨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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