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漳州府志》记载，漳州创建初期的一百年间，府城先后变换了三个地方，建漳之时，州府设在云霄漳江之畔的西林村；三十年后迁移到漳浦县的李沃川；到了建漳一百同年之际，州府雨次迁移到龙溪县唐化里之桂林村。当然，府城的搬迁，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需要破费大量人力物力。漳州何以易其城？其中必有原委。
照理而论，州府所在地的选择与确定，必须考虑军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建漳之初，州府之所以选定在云霄漳江畔的西林村(今云霄县火田镇)，主要是军事形势的需要决定的。当时，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唐军来闽平定“蛮獠啸乱”，从公元669年开始进军，横渡九龙江后，逐步向南挺进，历经十多年的征战，最后在盘陀岭地区大决战获得全胜。“蛮獠”主力军被击溃，又失去梁山、乌山之天然屏障，只好撤退回广东揭阳凤凰山据守。唐军翻越盘陀岭，占领漳江两岸的平原地区，即在此安营所寨，实行军事屯垦，并招抚逃亡的山民回乡恢复发展生产。因此，漳江平原地区就成为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奏准建立漳州时，把州府建在漳江之畔的西林村是非常合适的。这里既是军队的大本营，又是地方政府机关的所在地。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最能适应那时“战乱方平，烽烟未熄”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地方政权的巩固。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也是比较适中的。陈元光当时在漳州边境建置四个巡逻行台(边防哨所)：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保(今芗城区浦南镇)，上游至苦草镇(今龙岩市)；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保(今诏安县南诏镇)，至太武山(今龙海市港尾镇)；一在新安里大峰山(今平和县大溪镇)回入芦溪保(今平和县芦溪镇)，上游至太平镇(今龙岩市永定县)。如果我们按照这四个巡逻行台的位置，在地图上粗略地划出一条漳州的边界线，便可以看出，云霄漳江平原地区正好处于相对比较中心的位置。
漳州府设在西林村整整三十年。到了唐开元四年(716年)，当时的漳州刺史(地方行政长官)是陈元光的儿子陈珦，他接受耋耋余恭纳等人的建议，将州府迁移到漳浦县的李沃川(今漳浦县绥安镇)。据史料记载，这次搬迁的原因主要是“其地方瘴疠”。所谓“瘴疠”，就是今天所说的流行性传染病。古人认为，南方山林间有一种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往往把疟疾等病称之“瘴气”。当时，漳州府所在地的西林村，曾经发生过瘟疫大流行，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又苦于没有防疫灭病的办法，不得已只好把州府迁移到没有“瘴气”为害的沿海地区漳浦县去。加上漳浦地处漳州南北古道的交通枢纽，又与龙溪、泉州等发达地区相毗邻，对促进漳州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是有利的。
李沃川做为漳州府城历经七十年。到了唐贞元二年(786年)，也就是漳州建立一百周年之际，当时的漳州刺史是陈元光的曾孙陈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又决定把州府迁移到龙溪县唐化里的桂林村(今芗城区)。这次搬迁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适应行政区划的调整。漳州原来辖怀恩、漳浦二县，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县撤销并入漳浦县，同时把泉州府的龙溪县划归漳州管辖。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又割汀州府之龙岩县耒属。这样，漳州的行政区域实际上已向产拓展了一大片，这时从地理上看，州府设在龙溪县更处于中心位置。其次是为了强化府城的“龙头”地位。以当时漳州管辖的漳浦、龙溪、龙岩三个县比较，龙溪的历史最悠久，建县于梁大同六年(540年)，比建立漳州还早146年，而且地处九龙江下游太平原，水网交错，土地肥沃，特产丰富，教育文化事业也比较发达，人文荟萃，具备比其他县更龙厚的实力。州府设在这里，可以依托龙溪，带动各县。别一方面，可以一并解决龙溪县城的扩建问题。那时的龙溪县城位于今龙海市颜厝镇的古县村，这里地形不太开阔，难于扩大城池，不利于龙溪县的发展。后来通过实地踏勘，确定以唐化里登高山下之桂林村(今芗城区)做为建设漳州府城的地点。现今中山公园内的仰文楼，就是当年漳州府衙门的所在地。龙溪县府也同时迁到漳州府的西侧来(今老师进修学院)，一举解决了县城扩建的问题。
实践证明，漳州新城比龙溪古城更胜一筹。勘兴家对漳州形胜是这样描述的：“漳州府控引番禺、襟喉岭表。天宝、紫芝奠于后，丹霞、名第拱于前。一水清流，列峰秀出。两山拥翼，二江襟带。”真是册表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从此以后，随着漳州辖区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漳州城池虽几经扩建，但至今 1214年未再搬迁，仍是理想的州府所在地。
(上文引自王作民所著的《谈古说今话漳州》一书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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