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听说北京有靴子胡同，却有个靴子胡同的故事。 儿时每到闷热夏天晚上，父亲总是在院里支个行军床，我每天都睡在行军床上，早晨醒在室内，是父亲半夜把我抱入屋里。
趟在行军床上，听了不少乘凉老太太们的夜话。她们不介意我这个小屁孩儿，说话比较放开，大概觉得我还不懂事。她们的故事大多都是男女情爱，其中不少还是闹鬼的，几乎每个故事中都有大姑娘怀孕的情节。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靴子胡同的故事”。
说是北京有一大户人家，一天父母发现自己闺女的肚子大了。父母着急，忙问女儿那男人是谁。女儿说那人常在晚上来自己房间，人长得很帅，就是有点黑。母亲告诉女儿，等他下次再来时问问他家住哪儿。父母都很开通，觉得如对方人家合适，及早把女儿嫁过去，免得招来闲话。 一天女儿告诉母亲，昨晚那人又来了，他说他家住北京的“靴子胡同”。于是父母急忙派人打听北京的靴子胡同。可是寻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打听到“靴子胡同”在哪儿，父母越发着急。
一天父亲在房顶清理杂物，发现不知谁扔到房顶一只大靴。父亲拎起这靴，立即一只一尺多长的大蜈蚣从靴内蹿出。父亲猛然醒悟，高呼“他妈的，原来是你！”父亲用脚猛跺蜈蚣，不料那蜈蚣体大身壮，迅速窜到房下。父亲急令家丁堵杀，最后众人用铁锹把它拍死。几乎同时，有差人禀报，女儿生了。父亲忙问生了什么？差人说一窝蜈蚣！
每逢想起这故事，牙根就发凉。多年后才平淡下来。但自从入住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后，又强烈地勾想起来。那里山上的蜈蚣有半尺多长，看着真有点吓人。每逢看到，都用石头把它们砸死，不由得脱口而出“他妈的，绝不能再让你们去祸害良家少女！”
俺儿时的性启蒙教育就是由这帮龙须沟下游的老太太们给予的。她们赤贫，但她们的精神生活并不贫穷。她们没有文化，但她们嘴下的故事不比蒲松龄的《聊斋》逊色。我常想，大户人家温文尔雅的淑女们在夏晚乘凉时都谈些什么？说不定也谈这“靴子胡同的故事”。
讲这故事的老太太一直是我们的邻居，人称“霍老太太” ，她命运凄惨。日本投降后，丈夫突然失踪，她和她女儿靠做针线维持生计。好不容易熬到女儿结婚，觉得这回日子该好过了。不料女婿对她态度极坏，还经常打她。一气之下嫁人，嫁给了霍老头子。霍老头子是位“打鼓的”。北京人都知道这“打鼓的”可不是戏班里的司鼓，而是沿街“喝破烂的”(收破烂的)。老两口日子十分艰难。人们曾质问霍老太太的女儿为什么不帮母亲，女儿回答很干脆“要是帮我妈，起码有一半让那野老头子享用了，没法帮。”霍老头子自己也有两个儿子，对父亲的态度与之类似。霍老头子没有退休金，一直靠捡破烂为生。霍老太太常向人们讲述据说是她亲眼见的故事，她说有一次她看到一辆小卧车突然叫住一个路边行人，行人不认识车上的人，然后那行人上车、就走了。显然，这是她一直在幻想有一天他原来的丈夫突然出现在眼前，用小卧车把她接走。 70年代中的一天，霍老太太说“小生子（我的小名），帮我安安烟筒！”。每到入冬家家都要安烟筒。安烟筒的活不复杂，就是把烟筒立起后，用细铁丝把它固定到墙壁上。我发现其中一个烟筒弯头不能再用了，老太太说没关系，用纸糊上就行。我担心煤气中毒，立即到外边花七毛钱买了新的。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生子，你必有大福！”这大福，直到今天我一直还在等。 离京多年后的1994年我第一次返京。不见霍老太太，人们说她已走了好几年了。我急忙问“是不是有一天开来一辆小汽车有人把她接走了？……”
（文：范雨臣 画：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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