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干宝撰写的《搜神记》，记述了从上古到汉晋时期的大量传说，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很多故事，应是干宝长期搜集而来，涉及的范围很广，包罗的面也甚宽；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其注视的视野之中。他并不简单地抄录传说，而是在搜集的素材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将生活中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融为一体，使这些传说故事更为典型和耐读，终提升到文学作品的高度。
魏晋时期，学者和文人们对社会事物和芸芸众生的兴趣变得更加广泛，文笔和体裁也更加活跃，笔记小说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干宝便是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发轫者之一。
干宝因任过官职，并当过史官，且为“良史”，用历史的眼光看应属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者；再说撰著《晋纪》 和注《周易》《周官》等书，在学问上也有相当的成就。但他并不拘泥于这些成就，并不因为走正统治学之路而压抑了自己广泛的兴趣和才情；在文学上也不愿追随诗赋的潮流，而是另辟蹊径，创作了别开生面的《搜神记》。由此可见，《搜神记》的诞生与时代背景是大有关系的，同时也与干宝思维的活跃和独特的性情以及广泛的兴趣有关。
其实书中并不局限于“神道”之说，很多篇章都突破了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藩篱，体现了追述历史和关注社会的取材与寓意。无论是从笔记的角度或是从志怪小说的角度来看，《搜神记》都显示出很高的价值。
《搜神记》中有些故事曾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如孝子董永的故事，在汉代画像中就有描绘，在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等很多地方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中都出土有此类画像。而董永故事的文本记载，则主要见于《搜神记》。它经过干宝的整理记载，为研究汉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是汉代画像中描绘较多的题材，《搜神记》对此也有记载，这亦为汉画研究提供了依据和便利。
《搜神记》还记述了在江南地区表演外来幻术的天竺胡人，这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来说，无疑增添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资料。又如《搜神记》中关于彭祖的记载，可与《史记》《大戴礼记》等典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关于左慈、孙策、华佗等人物故事，可与《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中的传记互相参照，类似的例子很多。书中记述的故事虽然大都有着比较浓郁的神怪色彩，却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可见《搜神记》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它对于研究历史、人文、民俗、神话传说等诸方面的学者来说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搜神记》在篇章结构方而或长或短，形式多样，清新活泼，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风尚；尤其是文笔方面也非常优美，其叙述方式清新幽雅，将传说、故事、人物、悬念、风土人情巧妙地揉为一体，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中国的志怪之作，秦汉时期开始出现，但就汉代文人小说而言，据研究者的考证，应大都为伪托。而干宝撰写《搜神记》用的是真实署名，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晋代作品。作为晋代一部真实可信的作品，无论是对了解当时的文学状况，还是对研究中国早期小说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而这也是《搜神记》的宝贵之处。
如果说干宝《搜神记》开了志怪小说创作的先河，应该是不过分的。从这一点来看，干宝《搜神记》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六朝以来的《搜神后记》《神异记》《拾遗记》等，显然都是步后尘之作。唐宋时期的志怪及传奇，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 也都继承和发扬了干宝《搜神记》的写作技巧和文采韵味。 近代文学大师鲁迅的《铸剑》故事就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凡此举不胜举。
除此之外，《搜神记》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在戏剧方面，家喻户晓的《天仙配》《相思树》，就与《搜神记》中的《董永》《韩凭妻》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元杂剧《窦娥冤》，其脉络可直接上溯到《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 在诗歌方面，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及杨贵妃死后，唐玄宗日夜思念，让道士施展法力求见贵妃魂魄，其情节就取自《搜神记》中的《李少翁》。
其他
《春秋左氏义外传》，还注《周易》、《周官》等数十篇，另有文集四卷。今存《搜神记》20卷，为后人所辑录，又《晋纪》亦有清人辑本。
另计，《封神榜》曾有新疆版本署名为干宝所著，比明朝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