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希望我写股市，只是在做完数据整理和资料搜集后，却一直无从落笔，因为没有办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思考问题，寻找答案的一个完整的记录，而文中提出的建议，可能都欠缺实际价值，就当做是一个无名之辈的抛砖引玉，是一个人，一次认真的头脑风暴。
今天的结论是：
1、风险认知差异，是中国股市制度“缺失”的根本原因；
2、中国股市的实际收益率和投资人的期望值差异太大；
3、从国家对于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看，中国股市必然兴起，政策失效的根源在于方法问题。
4、利用“人货场”理论，掀一次桌子。
问题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现“股票交易市场”？
1、历史上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的成立时间是1602年，设立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而1602年对应中国明朝的万历年间。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贸易极度发达的朝代和时期，但是却从未产生过成规模的“股票交易市场”。只是在民间存在所谓“挂牌”的交易方式，商人可以根据挂牌的信息，来购买或者出售他们在商会或者某一个船队的份额，或者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方式。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异？在我看来，是因为对“风险”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相对风险较小。而且对于蕴含巨大风险但可获巨利的海外贸易，历代统治者均存有戒心，施行禁海的朝代比比皆是，朱元璋就曾下旨：“片板不得下海”。而且对于海上贸易征收重税。
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实行舶税制。征税方法分三种：一是以船的长度计算征税，称为水饷，由船商承担；二是按货物多少，计值征税，由铺商交纳，称为陆饷；三是加征去吕宋贸易回来只载白银的船只，每船加征白银一百五十两，称为加增饷 。
而海上贸易或者海外投资这种风险巨大的交易，迫切需要“分散风险”，所以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诞生于荷兰就成为必然。
因此，从历史上看，中外对“风险”的认知、理解以及接受程度，存在极大的差异。从中国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来看，风险是需要规避、控制的。而从西方的角度看，风险和收益直接相关，风险是可以用来“买卖和交易”的，它并不一定需要规避和控制，甚至可以通过交易和买卖风险，以获取更高收益，比如期货期权，比如做空机制。
对于风险的认知差异，使中国股市从建立伊始，就存在一个重大的“缺失”，它完全照搬了西方股票交易市场的模式，却按中国对于风险的理解，自动规避或者进行“风险”控制。
很多投资人广为诟病的机构融资融券，机构变相T+0和自由投资人T+1的两套制度等，从本质上是因为制度的设计人，对有资格去“交易风险”的群体，在进行区别对待，限制某一类投资人，比如中小自由投资人更多涉足风险的买卖和交易。
对于“买卖和交易风险”的资格进行区别和限制，使自由投资人与机构投资人在获利上形成了差异，而且造成自由投资人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就是花同样金额的资金，同样的时间，无法获得预期回报，而损失了从事其他投资取得收益的机会）。
2、如果这个逻辑推理成立，需要去调整和改变的东西就太多了：
比如，监管层改变对于“风险”控制的管理方式。这种调整理论上很容易，比如全面取消区别对待，对于所有投资人开放T+0，全面放开融资融券，期货期权和股票现货采用一致的交易制度，甚至放开涨跌幅限制。
这种意见并非没有人提出来，但是反对和赞同者都大有人在。而我分析监管机构的思路，放弃管控风险的概率很小，尤其在目前这种系统性风险正在逐步累加的情势下。
第二问题： A股的十年3000点。
我习惯在写文章做资料搜集的同时，小范围的做访谈。我仍然记得一位“被访谈对象”，愤怒的指责A股万年不涨，十年前3000点，十年后还是3000点，还不一定能保得住。看一个炒股超过10年的资深JC狂怒，既觉得十分喜感，但也觉得非常无奈。
其实他说得并不完全准确。
10年前的2013年，A股3000点，对应的总市值是27万亿左右。而2023年，A股3000点，对应的总市值是93万亿人民币（3.44倍）。而同期美股总市值从29万亿涨到了57万亿（1.96倍）。
既然市值增加了这么多，但为什么仍然还是3000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简单和明确，就是A股的分配机制也有特殊安排。
我安慰这位资深JC的说法是：“这不是A股的错，而是你做为一个自由投资人（他坚持这个称呼，不允许使用散户这个名词，所以这篇文章中统一使用此尊称）没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也就是说，中国股市早就明码标价，作为自由投资人应该赚多少钱，是你期望值太高”。
我通过一个简单的收益测算，利用特定资产总回报公式，来展示一下A股的收益率以及大致的分配比例。
实体经济决定平均资产回报（生产过程），大致等于社融增速。资本市场所做的事情是分配。
总体回报分为三个部分：1、IPO+增发；2、股息回报情况；3、资本利得。
去wind里找数据后，大致的结果也就可以得出来了。
社会平均回报12.68% = IPO+增发7.18%+股息回报3.8%+资本利得（分红）1.7%
再来看分配：
所以A股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人过高的期望值和现实回报率之间巨大的落差产生的深刻矛盾。
我的粉丝最多只有2.5万人，即使都看到这一段A股的回报率计算，对整个A股自由投资人的影响估计也是微乎其微，能说服他们放弃幻想，调整心态，降低期望值到7%左右吗？
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这个问题也无解。
到目前为止，顶层设计存在问题，中间的分配机制也存在问题。那么底层逻辑呢？同样有问题。
三、A股的底层逻辑是国家对于四大生产力要素的排序问题。
在《引力资产——如何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这篇文章中，我做过如下的分析：（以下是节选）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以下四个要素进行资源配置是分先后顺序的，排序如下：
土地（房地产）、利润（实体）、工资（居民收入）、利息红利（金融）。
为什么把土地，也就是房地产放在首位？从国家资源分配的角度看，有三个必要性：
第一、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相关度极高，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可以关联近500个行业，同时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第二、国家需要借助土地财政这种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方式增加收入；
第三、房地产行业具有一个其他行业都不具备的优势，它可以带来巨量的“预收款项”。只要有财务知识的读者，就会迅速领会“预收款项”的好处，因为等于可以提前占用大量的资金，这样将大大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也会降低资金整体的使用成本。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资产端必须有能够保持高增长的现金流，而且产生高收益的 “引力资产” 作为支撑，这样才可以覆盖掉负债端快速增长的债务，保持权益为正，维持整个资产负债表的正向循环。
过去几十年中，这个“引力资产”，就是中国的房市、美国的股市、日本的债市。
房地产没有明天，因为它已经从“现金奶牛”变成了“瘦狗”，无法带来快速增长的现金流、更没有高收益率。
为什么把“股息红利”（金融）放在最后面？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国家，需要控制“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国家希望大多数人是以“工资薪金”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希望通过房地产、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获取过多的“被动收入”，这样会使大量劳动力流失，同时推高人员工资成本。（如果一个月收房租或者炒股票可以获得10万的收入，有多少人会继续坚持996的工作？）
除了财富效应的因素影响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对于“风险”的谨慎。
房地产已经在不断的加杠杆，是否还能在另外一个生产要素上继续加杠杆？一路走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资源配置的倾向性以及对风险控制的要求都在限制股市的发展和扩张。
但是现在，房地产已经无法作为“支柱性行业”，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现金流”并给居民收入带来“增量现金流”，四个要素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篇文章写完后不到2个月，国家就正式出台“活跃资本市场”的政策，然后就看到利好政策如雨后春笋，连绵不绝。
然后我们也看到，A股市场无论多少政策的浇灌，阳光的普照，就是无法快速成长，依然奄奄一息。
如果连这么密集的利好政策都无法唤醒A股，就证明可能思路存在问题，既然目前的路走不通，那就干脆“掀桌子吧”。（中美金融战有一定影响，但中国股市自己的原因占70%）
四、下面到了头脑风暴时间，纯属个人不负责任的思考。
我的整体思路就是：以“人货场”理论，重新构建A股的顶层设计、中间交易规则以及底层逻辑。
为什么选“人货场理论”？因为它足够能卷，能让人、货、场三个要素所覆盖的全部参与者，足够“积极向上”。总体而言是以下三点：
1、首先，我们先说“交易市场”。交易市场的核心功能是研究如何促成“交易”，交易市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为在这个市场进行交易的双方提供优质的服务。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服务，就是解决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仅靠上市公司主动披露有用吗？用处不大。
如何解决？用数据赋能。
如何用数据赋能？请向国家税务总局学习，在交易市场架设一个“金交四期”系统。
自动搜集信息，自动进行数据比对，自动进行预警，并且自动进行公示。
（金税四期已经做到可以搜寻实控人、财务负责人以及近亲属的银行账户，以监控是否存在收入不入账的问题。甚至可以通过税负率自主计算，抓取企业销售收入金额，根据成本分析倒推采购产生的进项税是否合理，然后查出某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这都是真实案例）。
最近，华为增加了20个军团，其中就有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军团，建议监管机构考虑委托华为基于盘古大模型，开发类似于金税四期的系统，彻底解决信息公开的问题。
2、再说“人”。（主要是自由投资人）
我理解监管层对于风险控制的需求，既然如此，那就设计一套简单易行，基于风险承受能力的交易规则。交易市场为投资人提供以下三项服务：
3、最后说“货”。
所谓短路经济，有两个要点：
上市公司就是交易市场中的“货”，作为交易市场除了检查一下货物的基本质量和来源是否正当外，其他的审查大可不必；保证货物充足，也是交易市场的职责之一。
如果遇到假冒伪劣的货物，或者在市场乱来的货物，乱世请用重典。
比如，顶风违规减持，然后发一纸公告轻松愉快的说，我回购超额减持的部分，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一幅我就是耍赖，我就是公然打脸，你能奈我何的架势。
两次黄牌警告，再犯直接退市。
对于货物的违规，最好的办法，就是划出底线，三振出局。规则越简单，处罚越明确，威慑性才越大。
或许我的想法太过于简单，幼稚，但是我希望真正的“返璞归真”，从交易市场的本质出发，从满足投资人和上市公司最基本需求入手，抓住重点，去芜存菁。
我的希望是：
监管机关有掀桌子的魄力；
投资人有正视现实的理智；
上市公司有遵守规则的自觉（或者是对于简单直接规则的敬畏）；
这个市场，或许才能正常的成长。
（PS：第四部分的思路受到一位博主的启发，用户名是“发烧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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