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座绕不开的巨峰。只要稍解中国古典文学，没有不知苏轼者；人人皆可脱口而出的古诗词里，必有苏东坡的名句。
关于苏轼，比较有名的传记作品估计当属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复旦大学朱刚的《苏轼十讲》，也算新近的佳作；台湾作家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则又是一部力作。
前面两本书我都读过，林语堂的作品影响力很大，可略感标签性强；《苏轼十讲》独辟蹊径，以专题为纲，以史实、文献、苏轼作品编织内容，历史纵深感更为阔大，学术性强，但不失可读性。李一冰的这本新传，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苏轼生平，贯以作品，从而展开苏轼的思想感情，读来更容易产生共情。
疫情期间，李一冰的这本《苏东坡新传》刚刚读到第五章《黄州五年》。因为苏轼的黄州谪居生活实苦，我也是太闲，就读一段想一段，代入感极强，他所受的苦，令身处疫情中的自己所面对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值一提，而苏轼在黄州的所有写作和言行，都令我感佩景仰，所以这一章的感受要单写出来，鼓励自己。
从万众瞩目的朝廷“明星”沦为获罪发配的犯官，才华横溢但却因才而获牢狱之灾，苏轼从乌台诗案中幸而脱身，甫到黄州，苏轼的心境，可以由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得以表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桐疏，月缺，幽人独，无人省恨；孤鸿，，枝寒不栖，惊弓之鸟的惶恐孤独，跃然纸上。
属地官体恤，给他一片荒地，他就当了农夫，垦荒躬耕，以保家人衣食。他那块荒地上亲拾瓦砾，自种黄桑，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当农民，靠天收，灾害不断，种麦盖屋，生活贫窘，从一个故事里可见：苏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几乎要死了，幸而苏轼的夫人识得这种病，且有一味单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苏轼大喜，作书告诉章惇：……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一个书生官员，贬谪之后，要自家耕种，家中牛生病了，还是自己的妻子治好了牛的病。这是怎样的一个看似简单却饱含艰难的故事？
即便如此，苏轼在黄州五年，并未沉沦，与当地农人、僧道交朋友，抄《汉书》，解《易传》，写字作画，独成竹木、竹石的创新画境，在中国画史上，别成一个门类；利用黄州极便宜的食材，自创 “东坡肉“、鱼羹、菜羹；显示了他独有的人生态度和情趣。
令我最为折服的是他的修禅和与大自然的亲近。这两点，令苏轼的精神世界的边界和高度大为拓展。
苏轼好与僧侣做朋友，也很喜欢佛家思想，起初，他想用禅门静坐的方法，求取内心痛苦的解脱，自言实行静坐，为了 “求所以自新之方”，正与禅门静坐的目的相符合，人如真能一念清净，则世俗的污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尘埃一样，纷纷自落，使你“表里翛然”，得垢秽尽去之乐。可以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
如果仅限于此，苏轼还不能算是创造出中国文人殿堂里精神世界的标高人物，在黄州的山川自然中，他获得了深刻的启示和无限滋润，他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黄泥坂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等等杰作，全部是在黄州创作出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摘录一段作者的话：“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灵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纳了，则与朝阳夜雨，春花秋月，同为有情天地里的一分子，就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三籁相应”。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如此就可以达到“丧我”（去除偏执的我）的境界，则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即与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局促的生命，即能无限扩大，无限超升，脱出现实世界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
这是一段令我无比感动的话，想象着苏轼在黄州的艰难生活，追寻着他重建内心世界的精神涅槃的过程，我的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当一个人精神世界无比宽广的时候，他就是自由的，他在世俗世界里可能很局促很落魄，可是，当他翱翔在属于他自己的自然与个体构建成的内在世界时，他可以拥有翩然的灵魂，世界的丰美多姿全部向他展现。
黄州，就这样砥砺和打磨了苏轼，让他成为了苏东坡。
而东坡先生展示出的在困中充满活力和生趣的精神世界，则成了我五体投地，心向往之的殿堂，虽不可至，但值得终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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