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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对全球的影响(图)
对于想知道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对其它国家有什么影响的人来说，事实是，作为西方主导力量，美国的制度、文化，包括其法理学具有全球影响力。
从20世纪初开始，当美国在军事上笃定要超越英国后，在经济上超越英国就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不确定、而且常常不愿发挥领导作用，但随着1941年珍珠港遇袭，美国最终接受了世界政治领导地位。但在此之前，美国已有将近一代人时间的文化统治地位。
这是第一次新的和之前的主导力量说相同的语言、具有相同的法律背景，新主导力量作为英国曾经的自治领地和殖民地，与前者同为宪政民z国家。
这意味着美国的文化、道德和法律的发展将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是在英语世界，然后在其它地方。
其它国家可能，而且许多国家将受到美国宪法结构的影响。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治国模式上大体上基于英国宪法的权力分立（包括司法权），毫无疑问，假设美国的最高法院会像英国法院一样，尊重“不可依裁判解决”（non-justiciability）（过于政治化的案件）的概念。
也就是说，人们期望最高法院会尊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作用，不能以解释的名义有效地修改宪法。
从来没有人预料到，大法官们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根据自己的意愿解读宪法。
激进司法
虽然美国宪法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制衡机制，确保防止权力滥用，但没有人想过有必要控制大法官们不严重滥用权力，这些法官决心让最高法院变成一个从未设想过的、不可控制的、不负责任的最高立法机构。
最糟糕的例子是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ford），最高法院判决认为，一个非裔美国人，即使是自y的，也永远不能成为公民，而且奴隶制度受宪法保护。
其结果是南北之间达成的《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的解体。不幸的是，这让美国走上了内战的道路。
（译者注：《密苏里妥协案》是1820年美国南部奴隶主同北部资产阶级在国会就密苏里地域成立新州是否采取奴隶制问题通过的妥协定案。）
随后，内战结束后，最高法院以其著名的“隔离但平等”的裁决维护种族隔离法，“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1896）使得本应在内战后就取得的成就倒退，从而使真正的法律平等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译者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案件，这个判决维护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
现在，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对宪法文本和含义的司法解释，而这种解释并非是那些起草宪法的人、以及采用这部宪法的国家最初的意图。
最高法院中激进分子的表现，对整个西方国家的激进法官起到了先例和鼓励的作用，导致法院可能起到不负责任的立法作用。
因此，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州，一名法官就能施加类似的结果，巴西也是如此。
但在法律的其它领域，我怀疑法官们会将解释延伸到远远超出最初意图的程度，多布斯案的逆转将鼓励坚守司法角色的法官们反对激进主义。
信仰之国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为什么大规模的堕胎实际上由法官来立法？为什么不由政治家来做，只有他们才能制定和提出立法。为什么其它一些国家后来会效仿这种司法方式？
答案很简单，否则就做不到这一点。
当时，任何一位支持类似“罗诉韦德案”的立法政策的政治家都会在选举中失利，甚至可能在初选中失利，美国的初选相当于的澳大利亚的预选，但要民z得多，尤其是在共和党中。
“罗诉韦德案”时期的美国，比大多数可比的国家有更多的宗教信徒，是一个信徒组成的国家，基本上是犹太-基督教国家，认识到这一点很关键。
对于当今西方存在的疯狂，最了不起的解释之一包含在（英国作家、神学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从未真正写过的东西中，但我怀疑这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这可以用这些话来表述，不是切斯特顿的话，而是我的：“当人不再相信神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信，而是他将相信一切。”
这一点，今天随处可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世界。可以说，如果人们不相信神，或者更可能的是，不知道神是否存在，那么承认神很可能存在是很好的做法。
这是因为，宗教信仰或信仰的唯一真正的替代者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包括了可被称为不同内在机制的东西。
2010年7月29日，在华盛顿DC国会山，一名反堕胎人士拿着塑料胎儿参加抗议活动。
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当年鼓励堕胎的判决，引发了对婴儿的非同寻常的、工业规模的杀戮。
但是，强加像“罗诉韦德案”这样的暴行还有另一个目的——剥夺或降低1973年普通美国人对任何类似暴行的正义感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他们准备接受这种对无辜者的杀戮，就会接受更多杀戮，正义感会变得麻木，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
不出所料，像迪士尼、网飞（Netflix）、摩根大通和亚马逊等家喻户晓的公司，现在为员工提供堕胎补贴，帮助打掉她们不想要的婴儿。
这是释放道德信号呢，还是通过不用休产假、不雇用母亲来节省成本，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译者注：virtue-signalling，道德信号，英语世界流行的一种表述，以某种言论显示自己站在道义一方。）
这就是几年前美国人所看到的堕胎行业的控制者们，尽管根据“罗诉韦德案”判决所做的事情，丑陋得就像带给美国人和全世界的寓言故事。
堕胎高峰期的“计h生y协会”（Planned Parenthood）的高管们，在2015年的被秘密拍摄的视频中被发现，他们（她们）在谈判出售婴儿完整身体器官的合同时开玩笑。
在其中一个视频中，高管玛丽‧盖特（Mary Gatter）博士被指在为肝脏、肺和大脑的每个器官讨价还价时开玩笑说：“我想要一辆兰博基尼。”这些视频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愤怒。
更进一步，自那时以来，全世界都目睹了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杀婴和／或为绝症以外的目的实施安乐死的呼声和进展。
结果，这些激进的法官们不仅主持了对无辜者的屠杀，他们还将这种暴行正常化，他们使人们远离宗教，接受邪恶，这种损失是巨大的。
“罗诉韦德案”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极为恶劣。在该判决被逆转的同时，它所造成的对生命的基本尊严的不尊重，尤其是生命的不尊重，还能逆转吗？
作者简介：
大卫‧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誉法学教授，他曾担任澳大利亚新闻理事会（Australian Press Council）和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的主x，也曾在澳大利亚的一次修宪公投中，为维护君主立宪制发挥了巨大作用。
原文：Global Impact of the Roe v. Wade Overturning: Can Respect for Life Be Restored Worldw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