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犬之叹”:
传统文人躲不开的终极宿命
1948年11月13日,南京,凛冽的寒风,幽暗的壁灯,纤瘦的身影,蒋介石最著名的“御用文胆”陈布雷,直挺挺死在冰冷的床上。次日,《中央日报》隆重刊登: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然而,南京城内旋即疑虑丛生:实权在握的陈布雷,怎么会突然死于一场常见病呢?贵为“帝师”,究竟是一种“高大上”的风光生涯,还是所谓“伴君如伴虎”的江湖险路?做老师的最高境界,据说是帝师。修齐治平,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若能当上皇帝的老师,那就等于一步登天。比如,康有为就是这么想的。但他头脑混乱,戊戌变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弟康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有人劝他先办教育再变法,康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他的底气在于,“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间,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文人涉政无可厚非,但喜欢上天入地的文人,其浪漫主义往往容易转化为巫婆神棍。看不到光绪缺乏实权,看不到宫廷里的运作套路,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最终,战友丢命、光绪囚禁、帝国搁浅,中国一场大好的翻身机会被活活葬送!商鞅用20年时间两次变法,户籍、军功、土地、税收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秦国从落后变得强大。商鞅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用严刑峻法整治人民,此即商鞅的改革内涵。商鞅的改革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立军国主义国家,真正的底蕴是“弱民强国”。得罪人民,对商鞅来说并不足惧,但“刑无等级”,却得罪了官僚阶层。有人会说,革命就不能怕“得罪人”,难免要有牺牲,但商鞅的“牺牲”不可避免:他虽主张刑必上大夫,却又认为刑不上君主。跳不过君主专制门槛,其法制仍是人治,导致孝公死后,秦惠王听信他人诬陷,而商鞅根本无能为力,最后举家被灭。然而,考虑到“国家利益”,秦惠王报了私仇后,政策还是商鞅这一套。惨死的商鞅,岂非一个十足的牺牲品?商鞅遭到的祸殃,百姓遭到的祸殃,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体制中的君主专权。刘老师在《天堂茶话》中言道,“为天下不必为帝王,为帝王不等于为天下”,而在商鞅的理念中,帝王就等于天下,所谓的大公无私,其实是集天下之公于一人之私。当法治成为人治,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物,其悲剧下场已经注定!《天堂茶话》中,孔子劝老子进入体制,以便更“直接有效”地报效国家,老子答:“为天下之学忠于道,为帝王之学忠于君。帝师首先要忠君,而我是忠道不忠君。因此,我不可能把我的政治哲学奉献给那些独霸天下的帝王。”“把您的主张写成折子,直达天庭,然后由君王落实为政策法律,这样于国于民岂不都是幸事?”
今人如此,何论古人?前368年,与商鞅同时期的柏拉图,开始了第二次叙拉古之行。上一次,他的哲学王梦想受到老狄奥尼修斯的践踏,所幸捡回一条命。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狄身上。小狄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潜质,喜欢思辨,爱好哲学。但事后证明,暴君就是暴君,无论他爱好文学还是哲学。小狄很快对柏拉图表示了厌倦,甚至欲取其性命,幸好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战救了柏拉图。柏拉图被允许暂回雅典,但要保证战争平息后回到叙拉古。前361年,白发苍苍的柏拉图再赴叙拉古,狄二世已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青涩,愈发傲慢无礼。柏拉图教给他的哲学,没有让他贤明起来,反而朝着僭主方向大踏一步。他还写起了书,空洞无物,充斥着独断和专制。柏拉图这一次的待遇是被卖为奴。老天垂怜,他被学生斐多用金币赎回。三次叙拉古之行,柏拉图竭尽智商,然而正如《天堂茶话》中所言:历史上许多怀揣帝师梦的人,都试过“策略”之路,用帝王爱听的话把自己的主张包装起来,“但是,帝王不是傻瓜,定把糖衣全盘吃下,炮弹完整退回。”柏拉图的宏伟蓝图彻底流产。此后,叙拉古之行成为知识分子寄生的隐喻。▲方孝孺(1357—1402),明建文帝朝翰林学士有几人能如老子,觉出这其中的寄生味道?相反,儒家最喜欢标榜的就是风骨。风骨是好东西,但帝师若讲风骨就要了亲命!
朱棣从北平出发时,心腹姚广孝说,“南京城攻下之日,有一人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应承。1402年7月,朱棣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的哭声震彻大殿。朱棣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只是想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道:“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自焚而死。”方孝孺道:“为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国家有赖成年君王。”方孝孺道:“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答:“这是我们朱家的事。”早已不耐烦了的朱棣,示意侍者拿来纸笔,道:“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命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并株连九族。方孝孺大放厥词:“莫说九族,十族何妨!”十族一说本来没有,然而燕王正怒发冲冠,任何不可能都化为可能,遂把朋友门生也列为一族,合为十族,共杀873人,充军、流放超过千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效忠建文,不惜得罪朱棣,但江山属于建文家还是朱棣家,有何区别?▲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征服了皇帝的帝师,也不见得就飞黄腾达:违逆正义,也是帝师躲不过去的宿命。1934年,海德格尔结束他可耻的弗莱堡大学校长之旅,重返讲台。有同事道:“君从叙拉古来?”海德格尔明白这个书袋有多刻薄:柏拉图当年的难堪,就是他今天的处境。学者马克·里拉道:“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两者都被败坏。”海德格尔就是哲学被败坏的明证。担任纳粹校长那一年,他干了太多让人跌破眼镜的事:加入纳粹,与犹太籍导师胡塞尔断绝关系,写信告发同事与学生,在每次讲座结束时高呼“希特勒万岁!”雅斯贝尔斯曾为之辩护:海德格尔不谙政治,就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小孩。让人瞠目的是,这个小孩在私下里也任性地宣称:除非希特勒来向他道歉,他才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言下之意,他并非纳粹同路人,而是受害者——他期待自己的哲学可以改造国家社会主义,但希特勒欺骗了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说,“人们不仅依靠真理生活,也需要谎言。”很多知识分子,善于一方面制造真理,一方面制造谎言。纳粹完了,海德格尔还在赌气,好像自己被蒙蔽了,本应有人拭泪才是。但这之后,没人知道海德格尔怎样应对“君从叙拉古来”的讥讽,此后的岁月,海德格尔对纳粹问题永保缄默,直到死去。希特勒无法向他道歉了,因为早他而死。海德格尔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翁同龢(1830-1904),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比海德格尔幸运在于,一,他的学生光绪还在;二,光绪给他机会辩护。但他亲手断送了良机。
光绪24年4月27日,翁同龢68岁生日。凌晨,下起了小雨,翁大人以为好兆头。早朝时,他与各位大臣准备进入会议大厅,突然宫中主管宣布翁同龢不要进来。一小时后,一份上谕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新政第四天就被开缺,还是他的生日,曾待之如祖父的光绪,为何如今弃之如敝屣?1898年5月26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光绪索要康有为的著作,翁同龢说自己不与康往来,光绪大为吃惊——极力举荐康的正是翁同龢。第二天,光绪再度索要,翁同龢依然如昨:康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老臣与他没有什么往来。奇怪?不奇怪。5月26日、27日,正是恭亲王奕䜣弥留之日,慈禧和光绪几次探视,恭亲王希望光绪勿受小人挑拨,更不要将权力交给翁同龢这样的人。大清确应改革,但只能是旧体制的完善,翁同龢在康有为的鼓动下“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则是废我军机,另起炉灶。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康的傀儡。恭亲王最后强调,翁同龢“居心叵测,并及怙权”,若不对其防制,一旦与康联手,祸及大清。这话虽只对慈禧和光绪说,但在当时算不得机密,作为当红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不会不知道。可见,翁同龢被罢官,虽然有政敌的报复及自身的失误,但根本原因是慈禧与光绪为了大清利益作出的抉择!此前,甲午战败,光绪对翁同龢已有了不同看法。光绪涕泗交流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拟了折子请求处分,心情异常沉痛:“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谀,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并自认“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甲午海战日本司令官伊东佑亨说,大清所以败,不是某一人的罪过,而是墨守成规的结果。光绪在开缺老师后“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也明白委屈了师傅。然而,翁同龢终究成了帝国失败的替罪羊,上谕口气毫无情面:“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话说回来,开罪天子,能有如此结局也算不错了。全家甚至全族被屠的案例,俯拾皆是,商鞅和方孝孺都是。同样悲惨但却更加耐人寻味的帝师遭遇,则是张居正。万历十年6月20夜,北京大明相府哭声震天。张居正死了。
朝野流传,“在其位谋其政,为官当学张居正”。张居正想不到,自己刚死不足月余,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擅专独断,专横跋扈”。从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变化的突然让人咋舌。谁不知道,从万历元年始,张居正新政经万历帝下令实施,对巩固大明朝廷立下头功!然而,万历11年3月,同样是万历帝,下令追夺张居正一切荣衔,家产全部抄光,子孙被关在屋子里饿死十几个,惨状朝野惊悸!万历12年8月,万历下诏宣布张居正罪状,其活着的子弟统统发配边疆。时光倒流,因果不难寻觅。万历登基后,张居正感觉时机到来,改变积弊以延续国祚,在他看来是天授之命。为此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实施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二是培养接班人,这两件事既让他名冠天下,也为明日埋下了祸根:前者,撼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导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张居正一直处在群起而攻之的态势中;后者中的“接班人”就是万历。张居正将政治理想寄予万历,亲自编写教材给他。但除了爱,更多的是严厉,其最常强调的一句话是,你是皇上,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风范,切不可自降于凡人。按理严师出高徒,但张居正忽略了,他教的不仅是一个学生,更是九五至尊,授课时是先生,更多时候你是臣子。严格的管束,使万历对他从尊敬到畏惧,近乎野蛮的强硬,更是伤了小皇帝的心,慢慢又从敬畏转变为怨恨。两股仇恨交织,张居正在劫难逃。万历12年,明神宗朱翊钧终于逃出老师给他的心理阴影,用实际行动交了一份答卷:这就叫说一不二的帝王风范。我们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层:正值可以有番作为的年轻皇帝,要想掌握充足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张居正的阴影---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启下的,在别人看来都会是张居正的功劳。只有把张搞臭,聚光灯才会重回万历身上。反张派的嚣张声势、张居正的私德不堪,其实,无非是万历的借口。清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明只一相,张居正。尽管张居正对大明有再造之功,然而,用自家几十口人的生命来交换,这样的代价不是沉重,而是根本划不来。张居正如果真能看透,当初李太后让小万历去读《霍光传》时,他就应该能预判到自己的明天!也有人说,如果张居正身为清官,万历就算想倒张,也没有借口了,那么,张居正必将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帝师。清官就一定会善始善终?未必。比如开篇提到的蒋介石那位御用文胆。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此前,三十几岁的陈布雷已誉满报界,被称为“如椽巨笔,横扫千军”。此后他开始追随蒋介石,号称领袖“文胆”,更是实际的国民党军机大臣。蒋介石对他向来尊重,进言多有采纳。抗战时期,陈布雷起草的文告传颂一时,蒋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民众皆有守卫国土之责”的著名演讲,就出自陈布雷。然而,为蒋捉刀的二十多年,一种隐痛一直折磨着陈布雷。1937年,为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不知戳断多少毛笔,心情烦躁到无以复加。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陈布雷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对儿子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但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观念,正如他在写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1948年11月2日,陈布雷建议国共之间应停止战斗,和平谈判,被蒋介石在党部会议上严斥。陈布雷回来后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烟,来回踱步,长嘘短叹。此时的蒋介石,对经济形势不满,对军事形势不满,对外交不满,对陈布雷的宣传工作也极为不满。此前,因推荐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而随后发生金圆券垮台,国民党经济体系整体崩溃,作为举荐人,陈布雷的心理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48年11月12日,深夜,陈布雷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5日,陈布雷遗体在南京大殓,殡仪馆中央,高悬蒋介石亲书匾额“当代完人”。陈布雷一生清正廉洁,生活极其简单。1947年,国民党强迫民众把真金白银换成金圆券,他和夫人把仅有的一公斤金银全部兑换,不久就成了一堆只能买几斤面粉的废纸。陈布雷死后,连这样的金圆券,身边也仅有700元。显然,人品与人格是两个概念。著名报人王芸生评价陈布雷:“他的'忠’,并非'忠’于国家,更非'忠’于人民,也非'忠’于他的党,而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样的'忠’是'妾妇之忠’。”“士为知己者死”,59岁的陈布雷自觉油尽灯枯,对恩主再无用途,欲退隐而不得,更不便尸位素餐,只好一死了之。刻薄一点说,这岂非就是“愚忠”?其实,陈布雷在1948年感叹“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之时,结局已向他大踏步走来。正如公元前208年,秦始皇的爱卿、大秦帝国的“法制奠基者”、丞相李斯被判腰斩。在奔赴刑场的路上,73岁的李斯,回头对同判死刑的二儿子李由说:“我真想,和你再牵着咱们家的大黄狗,去上蔡东门外追野兔。但是,还能吗?”“帝师”的宿命中往往埋藏着一个政权、一个时代的命运转折。因此,回看陈布雷,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 “帝师”的命运,更重要的是透过一个最为复杂的知识分子,看到大变局时代中国最深层的困境。
因为,陈布雷身居权力中心、作为蒋介石“第一支笔”的二十年,正是塑造了现代中国、对中国政治影响最深的变局时代。
陈布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形象,在历史变革的漩涡中,他经历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文人的一生。作为一个被藏在历史隐秘角落里的人,对他的“盖馆定论”同样充满争议——一方将陈布雷称为“完人”,另一方认为其“颇有争议”。
事实上,陈布雷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他人口中“最不该死”“每每要为之垂泪”的那个人。阅读陈布雷的悲剧,是在阅读一个文人的悲剧,被历史旋涡裹挟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阅读那个政权的悲剧。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陈布雷回忆录》——
◎民国史上的异类:从一个人的特殊悲剧,见出时代问题的根源
陈布雷已是颇具名望的文人,却做出与当时清流截然不同的选择,不惜名士之身,为国事而甘做一人谋臣。他为历史洪流裹挟,放弃热爱的报业、记者的理想,身不由己做了高官;却又自始至终都是自己的选择。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愿意在政治是非中斡旋逗留。
然而,变局时代,书生入政,如不能随波逐流,难逃命运。《回忆录》中,陈布雷虽是写这种独属于个人的悲剧,却让人感受到这一段历史的矛盾和困境,也从更深处理解国民党失败之根源。
◎最全传记:从个人命运中发现民国政坛的波云诡谲、窥见历史的台前幕后
作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他亲撰的《陈布雷回忆录》对于寻绎其悲剧命运的历史真相,价值独一无二。可惜的是,作者的回忆,至50岁而止。而书中同时收录作者日记、书信、遗言,以及身后蒋、陶希圣、胡适等人对他的回忆、评价文章,弥补了这一缺憾,堪称全面反映陈布雷一生与其时代最完整的传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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