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西西弗 2021-09-24 15:41教育家
都说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到底是什么？
“礼”我们可能听说过一些，“乐”呢？是音乐吗？似乎没感觉到音乐对中华文明有多重要啊？
“礼乐”是一种制度，也可以是一种文化。要搞清楚这个“礼乐”就必须从它形成的西周时期说起。
在西周之前是夏和商两个时代，那时候处在原始社会的尾声，还谈不上什么制度。但到了西周，统治者开始认认真真建立起一套管理制度。
制度，无非是解决权力的分配和交接两个问题的手段。
什么是权力分配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国土和众多人口，按照什么标准，分成多少份，每一份交给谁管理。
分封制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思路就是把周王室亲近的人分封到各地去做封疆大吏，由于当时周部落人力不足，只好采取分封的办法，也就说这块土地给了你，我就再不管了，以后你自己盈亏自负。
那什么是权力交接问题呢？就是我把土地分给这些人了，可是这些人是会死的，等到他们死了或退休了，权力移交给谁？
宗法制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其思路就是嫡长子世袭，也就是当官的死了，大老婆的大儿子自然继承他的职位。就这样，权力靠血缘关系实现了平稳交接。
但是问题来了，其他的小儿子要怎么办呢？他们只好从家产中领很小一部分，去做一个小官了。
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倒也解决了周朝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其中分封制只是一次性的——分封完了之后，再不重新分封了，剩下的权力维持和交接问题全交给宗法制去解决。
但是，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它的运行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不想遵守这个制度呢？它不就成为虚文了吗？
我们历史上的皇位继承一直沿用宗法制的思路——嫡长子继承。按理说，制度已经做好了，按照制度走就行了。但是我们仍然发生了很多“夺嫡之争”，载在史书中的有玄武门之变，在野史中的有斧声烛影、狸猫换太子，它们为我们茶余饭后增加了很多调料。
这也难怪，有的虽然是小儿子，但是论功劳、论能力（当然还有论野心）都不在哥哥之下——就因为他早生几年，我将来就得对他俯首称臣？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造反的。
或许周公当时已预感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于是制作了礼乐制度。
“礼”这个东西本身起源很早，而且它本来是一种器物——一种祭祀的时候用来盛贡品的大碗，久而久之，礼就用来总括祭祀时候的所有礼仪规范。本来这些规范只在祭祀等特殊场合、特殊职位用，但是周公把它变成了一种硬性规定、一种制度。
周礼据说一共有17大类，婚礼、葬礼自不用说，甚至还有见面礼（相见礼）、军礼。
这个军礼很有意思，他不是我们想象的仪仗队、敬军礼那种，它是真正打仗、两军对垒时候的礼仪，都打起来了，还要遵守礼仪！比如当时规定，对方军队阵形还没摆好的时候，你是不能出击的。我们现在追求出其不意、兵不厌诈，但在当时，这些所谓的兵法都是下三滥的手段，是会被耻笑的。就像现在用毒气弹一样，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礼”最重要的作用当然并不是教你做文明人，也不是教你做迂腐的教条主义者，而是洗脑。
什么意思呢？
当时规定，不同等级的人，不管干什么都有一套独属于他这个阶级、这个身份的礼仪，他不能僭越的。就拿吃饭这个事来说，周王吃饭可以用九个大锅，诸侯能用六个锅，而到了士大夫就只能用一口锅了，不管你多有钱，你该用几个锅就得用几个锅，要是想多买一个锅，那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你要被批评的。
（楚庄王）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史记》
还有听音乐，那个时候流行听编钟。周王可以有权利给四面全摆上，但是诸侯就只能听三面，到了卿大夫就只能听一面，一面只有三到六个编钟，三到六个音能敲出什么曲子呢？但是没办法，你一边听着三个音的曲子一边不断提醒自己，自己就是这个听三个音的身份，哥哥比我大，就该听四面环绕立体声。
如果小孩从一出生就被通过行立坐卧来强调或暗示他的身份等级，那么等到他长大了，很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天生如此的。这个制度就是要通过多年的耳濡目染，把一个人为的等级关系变成一个植根在头脑深处的自然秩序。
这就叫洗脑。
都这样了，周公还不满意，又制作了“乐”。
“乐”就是音乐、舞蹈。
实际上，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音乐都诞生于原始社会，那个时候的音乐并不是一个娱乐项目，而是一个很严肃的活动。
祭祀的时候，给神灵把肉切好、摆好，端到祭台上去，周围站满了人，这个时候没点儿音乐、没点儿活动，旁边这些人是不是有点尴尬？场面是不是有点冷清？音乐和舞蹈就是用来暖场的。
当然配点雄壮、肃穆的音乐也能使仪式更显得庄重、正式。我们现在颁奖的时候、阅兵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放点背景音乐？这样是不是显得更有仪式感？这其实是一个道理。
音乐的起源是一回事，把音乐变成一种制度是另一回事。
“乐”的制度，就是官方制作一些音乐，有节奏严整的，有轻快诙谐的，然后让大家去听，但是有一点：不同等级的人必须听跟自己身份相匹配的音乐。
他们把音乐也套上了阶级性，而且认为听音乐可以强化大家脑子里的阶级意识，进而维护当时的阶级制度。
听音乐跟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在语、数、英、理、化、生、政、史、地九个学科中，音乐最接近哪个学科？
是语文？还是历史？
都不是，是数学。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觉得音乐好听？因为它有一种纯形式美，它利用高低音之间的关系来制造美。
也就是说，音乐之美并不是寄居在某个实物上面（比如雕塑、绘画等艺术），它的美有一种节奏感，一种重复感，一种回绕之美。总之，音乐美有一种很强的逻辑性。
而数学恰恰也是强调形式逻辑的一门学科。数学并不研究3个苹果、5个桃子，它研究的是3、5这些数字本身。数字不是实物，而是寄居在实物上一种纯粹的关系。
音乐讲究关系、讲究节奏，一首完整的、动听的音乐，一定有很完整的逻辑性，有很强的秩序性。
所以古代人认为音乐不是用来听着玩的，它有教育人的功能。你听完一首音乐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有节奏的、有规律的，心头就会泛起一种对秩序的爱。你也会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杂音”，没有一个多余的东西。每个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事物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大家靠外在关系来定位自己。在社会中，这个关系就是社会秩序，谁也不能违反秩序，否则它就是这首音乐中的“杂音”，不仅自己把自己搞错，而且是整首音乐都不再和谐。
而那个时候的秩序是什么？是分封制、宗法制。
如果说“礼”是用外在的规范让你在理性上接受现实，那么“乐”就是用内在的审美唤起你情感上对这个秩序的认可。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可可能很难通过语言渗透进去，但却可以通过音乐的熏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音乐就发生在语言的边界处。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一个制度要靠音乐和日常生活礼仪来维护，这是制度的悲哀吗？
还是这恰恰体现了先人们润物无声的智慧？
这个问题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我不敢斗胆下定论。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那是一个制度初创的年代，所有的社会秩序都带有某种神秘感。制度虽然是人定的，但却经常带有一种类似于自然规律的神圣性，我们尊崇它们，并且像维护生命一样维护它们，每个人必须一丝不苟地遵照它，否则会被鄙视、被谴责，政治问题经常被当作道德问题来看待。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
“（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出自《论语·八佾篇》）
——“季氏雇了一个64人的舞蹈队，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
在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但在孔子看来这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它是在挑衅整个社会秩序乃至三观。因为那个时代，制度和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制度只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或工具，如果不称手，我们可以修改它或换掉它。但在当时，人们就是这么认真。
时代变了而已。
2021-03-05 历史领域,活力创作者
“礼乐”，看起来貌似很晦涩难懂，但可以用现代的概念这样来理解：
“礼”其实就是规矩、规则，类似于今天的法律制度；
“乐”则是舆论工具，以音乐、艺术的方式向社会传递规则，影响人们的思维，促使人们按照“礼”来办事。
这就是《礼记》中说的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的意思。
礼乐，本质是一种维护统治的方式。
古文记载“商人尚鬼”，根据目前发掘的史料来看，商朝人确实比较迷信鬼神，各种祭祀、占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而周王朝建立后，虽然也信奉祭祀那一套，但他们明白只靠这些是不足与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于是，周人结合前代不成体系的教化手段，建立了一系列完备的制度，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礼乐制。
礼乐据称是周公旦（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辅政期间建立的，所以也叫做“周礼”。
简单来说，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据《仪礼》记载，周礼最初共有17项内容，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凶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等，在衣食住行所有环节都能找到对应的规范，周天子、诸侯、士大夫、平民......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对应不同级别的标准。
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礼其实就是用制度把阶级固化下来，贵贱、尊卑、长幼，泾渭分明。如果逾越了自己所在阶层对应的秩序，那就叫“僭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以去世这一自然状态来说，不同身份就对应不同的说法，天子叫做“驾崩”，诸侯是“薨”，卿大夫称为“卒”，士死了叫做“不禄”，平民和奴隶那就叫“去世”。
但怎么让人们在思想上接受这一差异化待遇呢？这就是“乐”的威力。
对于音乐的作用，《史记·乐书》是这样解释的：“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音乐可以补充治道的缺陷，促进移风易俗、推进教化。
如果说“礼”是规矩，那么“乐”就是润滑剂；有了“乐”，人们才能和谐地坐下来谈规矩，就形成了共同遵守的“礼”，其后紧接着又需要“乐”来帮助推行，引导全体人们遵守规则。
也就是说，礼、乐共同作用，社会才能变得和谐有序。后来孔孟在周礼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形成了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相对于同时期地球上其他相对蒙昧、要么依托宗教、要么信奉武力的文明而言，“礼乐”的先进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由来。
为什么音乐能够促使人们守礼呢？那时的音乐不单单是旋律，还包含着哲学、文学、社会政治、伦理等元素。不同的音乐，对人们的思想、行动有着不同的作用，“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即：推行正派、文雅的诵歌，可以使民风端正；激烈呼号的音乐，能够使士心振奋；郑、卫等地的歌曲，则会让人们心生邪念。
说得简单粗暴点，“乐”就像如今的舆论工具、媒体喉舌，潜移默化中鼓励、迫使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
《史记·乐书》中，就解说了周代乐曲《武》是怎么起到教化作用的。
《武》，创作于周武王伐商纣凯旋之后，它是一个大型的叙事性乐舞，其中包含了舞蹈、器乐与声乐的伴奏、人们的伴唱，描绘了武王伐纣的整个过程，其实就跟如今的音乐剧是一个意思。
这场音乐剧共包含六大篇章：
一开场，规模庞大的舞者们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然后排好阵列、站立不动，同时震天的鼓声响起，象征着周武王在孟津阅兵，等待诸侯们前来与自己会合；
紧接着，舞者们由静进入动，做出激烈、威猛的杀敌动作，同时音乐也随之慷慨激发、震撼人心，代表着太公望指挥战士们与殷商军队奋勇作战的场面；
第三部分，“三成而南”，军队排好整列、步伐整齐的转而向南，即凯旋回到镐京庆功；
第四部分，“四成而南国是疆”——体现周天子的雄师威震天下，南方的荆、蛮部落前来归顺，疆域得到了扩张、巩固；
第五部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周公旦、召公奭分列周天子的左右，担任周王朝的肱骨之臣；
第六部分，“六成复缀，以崇天子”，舞者们又相缀排成行，表示对天子的崇敬，表示大家齐心协力，在周天子的领导下，共同创造太平盛世。
由上可见，《武》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首简单的曲子，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编排、包含故事情节的舞台剧，它情节紧凑、气势磅礴，极具震撼性；
严格训练的舞者装备精良、神情坚毅、动作勇猛，让观众情不自禁的联想到周王朝军队的强大与威武，自然而然会涌现出敬畏、自豪等情绪；
目睹周天子在诸侯们的拥护下战胜桀纣的场景，人们的自信心、荣誉感被充分激发，心头自然会涌现起遵守周礼、创建更强大国家而责任感，整个社会的教化、风俗随之潜移默化的得到改善；
而诸侯们看到这种雄壮、霸气的音乐，会对周王室的武力、号召力心生惧意，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威慑，促使他们紧紧跟随周天子的脚步，老老实实守规矩。
在周王朝前期，《武》被视为国家礼制的重要载体，每逢重大祭祀、庆典活动都会上演，展现了周武王、周王朝的强大与霸气，体现了周天子地位、尊严的不可侵犯，无形中增强了军队、诸侯、士大夫、民众等所有阶层的凝聚力。
所以咱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武》更像是一场军事演习，它震慑了那些心怀不轨者，加强了全体臣民的向心力，使他们自然会选择遵守“周礼”。
与之相对应的，其他的“乐”在各自的领域、也会起到相应的作用。礼、乐密不可分，通过这套完备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集团用音乐教化人们、用礼制规范整个社会，实现了数百年的有效统治，促进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宁。
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弱，众多诸侯国依仗对辖区内政权、经济、武装的掌控，逐渐具备了与周王室分庭抗礼之势，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不再遵守当初周天子的“礼”，僭越的行为层出不穷。在这种大环境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步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传统的规矩逐渐被抛弃，诸侯们依仗武力、权谋争霸中原，从而不断形成新的秩序。这就是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他终其一生为了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而呼喊奔走，但仍无济于事。
不过，由于数百年形成的惯性，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对周天子保留着面子上的尊重。但到了战国，随着周天子的最大靠山、姬姓的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意味着周礼已经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周王室的任何音乐都不能对人们的道德起到教化作用了，新的时代全面到来。
但即使如此，礼乐制度所代表的治理模式，无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时至今日，全人类都逐渐追求法制与道德并重，跟礼、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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