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前提示：今日文章有点长，通篇阅读需要一点耐心。
以下为今日正文：
在讲本文的主旨之前，需要先说一些题外话。
首先，在《国学与西学》这个系列的文章中，我们说的“西学”是泛指来自西方的主流思想学说，但是所谓的“西方”包括不包括日本呢？
因为在简体中文的语境当中，“西方”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并非自然地理概念，“西方”是包括日本在内的，比如新闻报道说的“西方七国”当中便有一国是指日本。
然而，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算神道教国家，虽然也受到一些来自中华的儒学和来自荷兰的兰学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日本人的西学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更谈不上有多少自己的创见。明治维新以后，西学东渐的速度加快，可是日本却又在短暂的“大正民主”时代之后走了一段大弯路。
二战结束之后，像吉田茂一类的老牌自由主义者在日本主政，对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也进行了深度改革，欧美的主流思想才逐渐真正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在一定层面上来讲，说今日日本的主流学问也是西学，可能并无大错。只不过，因为日本文化有一定的特殊性，被日本人“再诠释”之后的西学也别有某种特殊价值，就好比通过藤田惠美的演唱所诠释的叶芝的诗，可能比西洋本土歌手诠释得还有韵味。
所以，本系列中有些文章(比如这一篇)说的西学也可能主要是指日本人的思想。
其次，前面提到过，日本也曾经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在日本的儒学当中，阳明学一度算是显学，尽管有些传说大概率上是意淫，比如说东乡平八郎佩戴的腰牌上刻着：平生俯首王阳明，但是日本人对王阳明有了解确实是真的，而且由于东西文化交融于日本的这个特点，日本人对于阳明学的思考其实也有特殊价值，其深度在汉语语境中或许都很少见。
以下言归正传，进入今天要说的主题，即传统儒者如何看待阳明学中的“良知”以及“良知”与“事功”的关系，而今日日本的知识精英又是怎样看待这类问题？
所谓“事功”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大致上就是“事业”、“成就”、“业绩”，“KPI”,而所谓“良知”，知识版权属于孟老夫子，他说过：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话说的比较玄乎，人“不虑”还能“知”是靠什么？是靠打坐还是靠做梦？这些难点孟老夫子都没讲解，王阳明要在儒学史上立山头，而且是主打“致良知”这张牌，当然就不能继续装糊涂，所以研究如何“致良知”是阳明学的一大课题。至于按照王阳明传授的方法能否获得孟老祖师爷说的“良知”，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有功夫再聊。现在我们先假定真能找到这种“良知”，那么就需要追问一句：这种“良知”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良知吗？
王阳明自己说：“知善知恶是良知”，咋一听，他说的“良知”就是道德良知，实际上，阳明学中的“良知”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只不过又的确涵盖了道德良知这层意思，否则王阳明也不会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因此，或许可以说，“阳明学”所说的“良知”定义是一个大集合，它包含道德良知这个小集合，换而言之，道德良知是“良知”的坚固内壳。
但是，道德良知这个小集合都包含什么元素呢？是不是就像本系列前一篇文章《霍布斯与方以智》中所说的“忠孝”和“仁义礼智信”一起打包就算是“道德良知”爆棚了呢？“道德良知”与“道德良知”之间会不会出现冲突呢？
我们知道，古人说话言简意赅，写文章惜墨如金，这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好处就是谁都可以拿个鸡毛当令箭，抓住一言半语就开个分店，坏处就是每个分店都说自己是正宗，顾客很难辨识真伪。就好比上面引述的这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抓住了这句话的开头半句，就可以在日本开阳明学的分店，叫作“存养派”，或者叫德教派，因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所以“致良知”就是分清是非，做正确的事就行了，“只问善恶，不问吉凶；只求耕耘，不问收获”，或者就像诸葛亮说的：
“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然而，如果抓牢的是结尾半句：“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也可以在日本开另外一家阳明学的分店，即“事功派”，相对于“存养派”看重个人的道德完美，“事功派”更看重阳明学的在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功用，也就是说，阳明学的信奉者要“知行合一”，不但要“立德”和“立言”，更要“立功”。粗粗一看，“事功派”的逻辑是可以自洽的，因为既然“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那做正确的事当然应该获得好的结果，更何况，开山祖师王阳明自己就是一个“事功”方面的榜样，所以，说一个人有了道德良知，有助于事业成功也算说得通。
当然，上面说的，不管是“存养”和“事功”中的哪一派的观点，主要都是明治维新或者二战之前日本儒者的认知，至于今天的日本知识份子，考虑道德良知以及道德良知与事功的关系，或许就更加复杂了一些，也更深刻了一些，为了比较轻松一点的介绍这一点，不妨以一部电影为例，那就是由黑泽清导演，苍井优(请注意：仓没有空，井也没有空，别对错号)和高桥一生主演的《间谍之妻》。
黑泽清毕业于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系，这所大学是老牌的教会学校，曾经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黑泽清读没读过王阳明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也思考了与道德良知相关的问题。
在电影《间谍之妻》中，高桥一生扮演的贸易商人福原优作在中国长春发现了日本关东军利用活人进行细菌战研究的罪恶秘密。作为世界主义者，福原优作决定把证据送到美国去，激起美国的民愤，以便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并且打败日本，从而终结残害中国老百姓的罪恶实验。
苍井优扮演的是福原优作的妻子福原聪子。一开始，聪子并不理解丈夫的想法，因为她认为，让自己的国家输掉战争，牺牲的就是自己的同胞，甚至也包括自己的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演到这里时，导演并没有简单地把福原优作想法中的“全世界”和聪子惦记的“同胞”与自己家庭进行简单对比，根据人数的多寡就区分为“超大我”、“大我”和“小我”，然后让福原来一番直线性说教提升妻子的觉悟，相反，在电影中，即使聪子偷看了丈夫隐藏起来的证据，对关东军的罪恶有了直观的认识，她最终决定帮助丈夫，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夫妻感情，是不希望丈夫出事，而非与其夫同样的世界主义观念。换而言之，是“小我”意识让聪子决定反对关东军的恶行，她并没有高举起别的什么大旗。
也正因为如此，聪子的具体行动很不光彩，她是向在宪兵队任职的发小告密，出卖了与丈夫合作的同伴(而且还是亲戚)，换得了宪兵队对福原优作的暂不追究。
但是福原优作铁了心地要去美国，最终以李代桃僵之计，牺牲掉妻子同去的愿望(只不过福原对妻子也不算彻底出卖，仍然有一定的保护性)，独自逃离了日本。
在影片的最后，被丈夫抛弃在日本的聪子目睹了美军轰炸之下妇女和儿童的惨状，与此同时，她还得知自己的丈夫后来很可能根本没有去成美国，而是一直滞留在印度，甚至生死不明，也就是说，尽管两个人牺牲了家庭，牺牲了亲友，但是最终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或许为零。
表面上来看，《间谍之妻》算一部反战电影，其实，它探讨的是人类所面对的伦理困境。比如说，聪子掩护丈夫揭发日军罪恶应该算是道德良知的要求，但是出卖与己方同一阵线的亲友肯定不是，然而如果二者必居其一的话，该如何选择呢？再则，福原优作要带着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实验的证据偷渡去美国，这的确完全可以说是道德良知的要求，但是他拿妻子当掩护自己行动的棋子，欺骗了她，把她独自留在日本，这又算什么呢？如果是这二者必居其一，又该怎样选择？
还有，如果福原夫妇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历史毫无影响，是不是就该放弃一切努力呢？还是说应该仍旧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又或者，福原假如也看到了美军轰炸之下自己同胞的惨状，他会不会后悔自己曾经希望日本输掉战争？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电影并没有直接回答，它只是把问题冷静地摆放在哪里，让观众自己去思考，甚至都不保证一定会有答案。
鲁迅先生曾经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然而福原优作和聪子这对夫妻的人生原本并不算惨淡，福原有钱财，有事业，聪子有颜值，还能演电影，但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人生最后变得非常惨淡，至于他们算不算“真的猛士”，电影同样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
古典儒学不是很关注伦理困境，孟老夫子高喊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代表了一种道德义务至上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说：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这实际上是要求儒者在道德上要圆满，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但是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有冲突时该如何处理，孟子没说。然而到了王阳明，为了“事功”，可以讲权变，可以矫诏，可以失信于人，所以往好了说，阳明学是“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往坏了说，它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面，而历史也表明，很多有着美好目的的事业，因为不断地不择手段，到了最后，美好的目的和事业会异化为一个空壳，更何况，王阳明能有“事功”也包括运气的成分，不仅仅是他的良知多么管用，而是对手基本上算一个蠢货，所以阳明学不能说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是也一定会有失败的案例，就比如电影中的福原夫妇，两个人为了一个“大善”而为“小恶”，最终却没有任何“事功”。
当然，如果是不强调“事功”的儒者，也可能认为福原夫妇的失败是光荣的失败。至于某些国学家认为“致良知”能“致”到有通天彻地顿悟一切的本事，则不仅仅是一种意淫，从西方保守主义的角度来讲，更是一种僭越思维。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来，某些古人，比如孟子，比如王阳明，虽然名气很大，在中华思想史上地位也很高，但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古人，既没有受过现代学术训练，也不可能了解现代人的生存境况，所以如果觉得读一读他们的书，就能为现代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那就奢望过高了。
过去鲁迅先生曾经说：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个观点或许有点过于激烈，而且先生自己其实看了很多中国的古书，但是也不算全无道理，至少，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如果有读《孟子》或《传习录》的功夫，那不妨从中再抽出部分时间，去看一场像《间谍之妻》这样的外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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