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仅仅把里面刻画出的九斤老太当作是守旧派的代表，感觉这种人一无可取，又或许唯一的价值就是留在语文课本中供我们批判。
如今再看这部短篇小说，却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九斤老太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其论据则包括天气比从前热了，豆子比以往硬了，以及家庭没有过去和睦了，比如小孩子咒骂老人，父母殴打子女等等，但是正如余华总结的，《风波》的灵魂是辫子，九斤老太最不满意的大概还是新一代“长毛”(即辛亥革命军)强迫老百姓剪辫子。
《风波》的故事背景是张勋复辟，说的是原本经常进城的乡下人七斤已经剪了辫子，而且因此颇被同乡们羡慕嫉妒恨，但这时却被本村尚留着辫子的赵七爷给吓唬了一番，导致七斤的老婆也跟着慌了神，后来张勋迅速垮台，七斤有惊无险了一回，同乡们也恢复了对七斤的羡慕嫉妒恨。
不妨先回顾两段鲁迅的描写，头一段是:
……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
对这一段内容不能过于当真，其实，七斤嫂说丈夫是“被人剪去了辫子”，可能有替他开脱的意味，七斤究竟是因为要赶时髦主动剪了辫子还是被城里人强制剪了辫子，因为没有客观中立的见证者，大致只能算无头案。
但是七斤重新获得羡慕嫉妒恨是板上钉钉的，因为作家写得很明确:
“现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也许读者会问，明明鲁迅的用词是“尊敬”，我为何要说同村人对他是“羡慕嫉妒恨”呢？
这是因为鲁迅先生的“尊敬”二字是意味深长的曲笔，或者说是春秋笔法，如果是真正的尊敬，哪怕仅仅是羡慕而不包括嫉妒恨，那当初七斤夫妻俩是不至于惊慌失措的。
要知道，在清末民初之时，公权力对乡村的触及和渗透尚不是非常强劲，虽说传统中“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在一个没有农管的时代里，乡村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法自治维系的，而宗法自治的根基在于“礼治”，乡绅和村民的行为大致上要遵从一套“乡约”之类的规范，这种规范体系当然不是法治，但也不完全是法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虽疏而不密却又足以够用。
这种“约法三章”式的乡村治理体系因为不是法治，当然是有问题的，问题之一就是存在随意性。比如说，七斤剪了辫子，但剪辫子这件事在“乡约”里可能并没有被书面界定过性质，它属于不属于违约，大概率上取决于村民们对于七斤的观感，一旦羡慕嫉妒恨中后三样的比重上升，七斤就有受到惩处的危险。
但是在现实中，剪辫子的七斤遇到危险的可能又不高，因为“礼治”强调人际关系中的“温良恭俭让”，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大家因为内心对七斤有嫉妒恨就公开与他们一家撕破脸的冲动也同样被制约着，所以如果不是发生了张勋复辟这种意外事件，七斤和七斤嫂也不用担心什么。
至于上列第二段中提到的小女孩六斤的“裹脚”，则是和张勋复辟不复辟压根没半毛钱关系的一件事，因为满清统治集团自入关之日起，就要求汉族妇女向女性旗人看齐，一律天足，但是被汉族妇女誓死抵抗，所以近三百年下来，汉族的男人没能捍卫原发型，汉族的妇女倒是粉碎了满清侵略者消灭传统习俗的图谋，故而到了晚清新政时期，清廷不得不又颁布了一遍放足谕旨。
因此，鲁迅先生拿“裹脚”说事，其实有点文不对题，反倒是九斤老太有种朴素的直觉，她从乡村生活里一些不再和睦的景象中察觉到了一种趋势，那就是“温良恭俭让”正在渐渐远离，暴戾的氛围正在增强，她甚至有可能已经预感到，这种远离，早晚有一天，可能换来一场疾风暴雨。
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在见识上会不会反而超越了作者？
再读一遍《风波》，感觉还真地很难说。
备注一:顺祝读者朋友们周末快乐！周一恢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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