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哲学”这一术语来源于古希腊文philosophia，意思是爱智慧。这即是说，人不是智慧的拥有者，而是智慧的热爱者和追求者，人对智慧的爱就是哲学。但自古以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人们，都曾经把哲学当成是“无用”之学。如英语“哲学”的动词形式是“philosophize”，这一个词汇常常被用来描述一种一无所成、白费脑子的做法，便意味着哲学是“无用”之学。而“哲学家”一词的负面含义则被用来指夸夸其谈、脱离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针对无意义的抽象概念而纸上谈兵，还有创造晦涩难懂的词语，就连一些发明者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的思考活动。在西方，还有两个故事可以反映出哲学在他们眼里是“无用”之学。一是欧几里德讲几何学时，有学生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德便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获得好处啊！”另一是法拉第，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后，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出生的小孩有什么用？”在这两个故事中，欧几里德和法拉第都在追求“无用”的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也一样，关于道、理、有、无等形而上学问题也常常被认为陈义过高而脱离了人伦日用，便把它当作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而弃在一边不予理睬，作为智慧化身的形而上学也成为了“无用”之学。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大学中大家都热衷于理工科这些实用的科学，因为它们能为我们创造财富。而最为无用的、也是最为冷门的学科还是思辨的哲学，这也说明人们对于为智慧而智慧的纯思辨活动还是不屑一顾。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还说道，从事“爱智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闲暇、自由、惊讶。什么是闲暇？简单地说，就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因为人如果没有闲暇，每天要为五斗米而忙碌，那么他肯定不可能去思考哲学问题。所以，在西方哲学史上，学习哲学通常都是有闲阶层的事情，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劳，不需要为稻粱谋。由于闲暇，也使人处于自由状态，有时间去从事哲学思考。因此，闲暇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西文“学校”（school）一词的词根就是希腊语中的“闲暇”。我们从佛经中的记载也可以看到，佛陀和当时的六师外道沙门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出身于贵族。他们本不必为生计操劳，但他们宁愿放弃贵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逃避了国家事务，选择出家过着乞讨的生活，而成为一般人所称的偷闲者，并将更多的闲暇用于沉思活动，进行广泛的哲学思辨。而惊异，是当人们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往往会对世间的万千气象产生一种惊奇之感。惊异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素质，只有人才会在面对不解现象时产生惊异。惊讶于万物为什么会是这样，才会求知的欲望，才会有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热情。牛顿惊讶于苹果为什么落地而发现地心引力，瓦特惊讶于水蒸汽而发明了蒸汽机。动物很少会有惊异感，动物只有恐惧、警觉之类的感受，它们不会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觉地对外界事物产生一种惊异感。
据史书记载，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至唐代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人们，并且冲击着儒家的正统地位。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人认为，佛教是蛮族宗教，汉人被佛教化，汉族地区将被变成佛教地区。因而自中唐的陆淳、赵诓、啖助等开始，便发起了一场复兴儒学运动，试图为儒家经典发掘义理，以与佛教哲学相抗衡。韩愈更是站到了佛教的对面，倡言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焚其书，庐其居”的行政强制措施。宋代，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继续着这一场复兴儒学运动，力图为儒家建构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以与佛教哲学相抗衡。后来，朱熹继承了二程，通过吸收了佛道的形而上学对儒家经典一筹开展了重新注解，完成了道学向理学转向，而开创了程朱义理之学的程朱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仕宦、应举等俗务对于求道并无益处，人应该从世俗社会中独立出来，并进入到书院、精舍中求道。这意味着朱熹认为哲学家不是那种荣誉欲、权力欲和其他物欲上的奴隶、在平庸的世界上称王、并徒有虚名的人，而是自觉地从政治权势的追逐中游离出来，超越了蒙昧无知的欲望，对于财富和权力无动于衷，鄙视现世价值的人。正像毕达哥拉斯曾经说过的，哲学家或爱智慧者的身份是作为旁观者，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场上的观众，不参与竞赛，也不去门口做买卖，而只是处身事外地观察、反思这些活动的根本意义。而朱熹提倡格物致知，希望人们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用力之久”，达到识得本体之理（《朱子语类》）。如朱熹就特别重视对万物原因的追问，《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也就是从扇子这一具体事物出发，追问扇子的理。朱熹还探讨了上至宇宙生成、日月星辰、生命起源，下至风霜雨露、冰雪雷电、山川变化、草木鸟兽、考古农医、人事兴亡的原因。《朱子全书》卷四十九：“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月、星之属”；“雷如今之爆杖，盖郁积之极而迸散者也”；“雪，则只是遇寒而凝，故高寒处先结也”及“霜只是露结成。”潮汐是受月亮影响，而月亮的圆缺变化并不是月亮本身有盈缺，而是人看去有盈缺。《朱子语类》卷二：“月体常圆无缺……月无盈缺，人看得有盈缺。”雪花的六角形晶体和透明石膏的六角形晶体具有共同点。《武夷山图序》：“雪花所以必出六者，盖只是霞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这个认识比西方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对雪花六角形的发现要早四五百年，被李约瑟称之为“非凡的认识”（《李约瑟文集》）。朱熹还从高山上有螺壳化石的现象联想到沧海桑田、地壳变化以及山岳成因。《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都变而为高，柔者都变而为刚。”朱熹还以灾变的观念来解释这种地壳变动，认为人类到无道极了，便会有一次天崩地解：“一气太息，震荡无垠，海宇变动，山勃川湮，人物消尽，旧迹大灭。”这种灾变论，在西方文化里也有。此外，他还亲自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而这应意味着朱熹对最特殊、最奇特的现象感到惊奇，而产生了认识自然的冲动。这明显是把哲学当作是一种智慧上的冒险和博弈，它的快乐和魅力就存在于这种冒险和博弈之中。热爱哲学智慧的人就像那正在远行的探险家和那奔赴疆场的勇士，永远处在急速行进的路途之中。再有，根据上述，朱熹为了“爱智慧”而“创造”出闲暇和自由，以获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用于求道。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则应意味着他对万物产生了惊讶。明显地，朱熹在从事“爱智慧”上与亚里士多德具有相似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还曾经说道，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研究物理学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律，研究逻辑学是因为我们要进行合乎理性的思考，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是因为我们要把语言变得更加有力和优美，这些学科当然都是非常实用的。但哲学却是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我们看到，朱熹所思考的问题既不是以任何物质利益和某种实用为目的，也不是关于如何经营功名利禄的问题，而是与生活无关的、为世界的奇妙所引发出来的、仅仅想知道世界究竟的求知欲，并由此引发了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奥的、真正的形而上学问题，才使朱熹所提倡的义理之学被称为道学问。朱熹所提倡的道学问正是因为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因而便被人们讥为“无用”之学。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标只定位为获取面包，他确实不需要哲学。因为一个人要维系肉体的存活完全可以像动物一样不去追问形而上学问题，更可以像恐龙一样在地球上逐水草而生活亿万年然后默然消逝，还可以像蝼蚁一样伴泥粪活千万世而朦胧无知。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减少人类的苦恼和忧虑。但人之为人不在于穿衣吃饭，而在于希望能够获得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方式。因为人类是寻求意义生活的生物，人类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所以人类行为常常被意义诸如荣誉、尊严、公正、爱国、责任、忠诚、野心、宗教承诺等等所左右。哲学恰恰能通过指导或纠正人们追求意义、创造意义的方式来增进人类幸福。但凡一个人有了更高一点点的追求，人性中潜存着的形而上学冲动，便常常会迫使人们无可奈何地、出于本能地去追问：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值得追求的是什么？人应该如何在世界上安身立命？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存在？如何才能让人的存在达到诗意的栖居？等等哲学问题，使人们在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在自己的思想中建立起对世界的家园感，而使心灵有所归宿，人们也就生活于意义世界中。所以，康德曾经说道：“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i]]黑格尔也曾说道：“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俗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可怪的”；“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西方哲学史中记载，当黑格尔读到一个伶俐的色雷斯女奴，看到泰勒斯仰望星空失足掉进井里的时候，她嘲笑他只是热衷于天上发生的事情，却看不到在脚下发生的是什么这一故事时，高度评价了泰利士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望天之举。他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注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注定没有未来。一个民族，只有其文化进展到形而上学的层次，才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民族。
[i] 康德著，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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