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三）
作者 | （英）雷蒙德·瓦克斯
翻译 | 谭宇生
整理 | 经典摘读
正文 | 2062字
阅读时长 | 约5-8分钟
自然法的兴衰
大卫·休谟（1711——1776）在其《人性论》中首次注意到道德家试图从“是”中导出“应当”：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实际上存在某种情势就断定法律应当采取某种特定的方式。根据这个论点，下面的三段论是错误的：
所有动物都繁衍后代（大前提）
人类是动物（小前提）
——————————————
所以人类应当繁衍后代（结论）
休谟试图说明，关于这个世界或人性的事实不能用来决定什么应当做或者什么不应当做。当代一些自然法学家虽然也承认上述三段论确实是错误的，但否认古典自然法试图照此从“是”中推出“应当”，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见下文所述。
20世纪见证了自然法理论的复兴。这在战后对人权的承认和一些国际宣言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以及《1959年德里法治宣言》（参见第四章）对人权的表述中可见一斑。自然法不再被视为宪法意义上的、可使普通法律无效的“高位阶的法”，而是被看成衡量制定法的一种标准。
对纳粹高官的纽伦堡审判重申了自然法理念。审判中适用了这一原则，即某些行为即使没有违反制定法的规定也同样可构成“反人类罪”。审判法官虽然没有明确适用自然法理论，但他们的判决反映出对这一原则的承认与重视：法律并不必然是决定正义的唯一因素。
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在各种司法过程中对人权或公民权利制定宪法保障条款（如美国权利法案及美国最高法院对其作出的解释）。
法律理论也同样促进了自然法理论的发展。朗·富勒的“法律的内在道德”（见下文）、H.L.A.哈特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见第二章）以及最重要的，当代自然法学家如约翰·菲尼斯的著述（见下文）都在自然法的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朗·富勒：“法律的内在道德”
美国法理学家朗·富勒（1902——1978）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种世俗的自然法观点，认为法律具有一种“内在道德”。借此他是指一种法律体系有一个特定目的，即“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的约束”。由此便可得出，在这个有目的的事业中法律和道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富勒讲述了一个虚构的雷克斯王的“道德”故事及导致其未能制定法律的八个因素：（1）他根本未能制定规则，因此每个问题的解决必定是临时完成的；（2）他没有公开那些期望其臣民去遵守的规则；（3）他滥用立法权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例如，在周一是合法的行为到了周二却被认定为非法）；（4）他的规则让人无法理解；（5）他制定的规则相互矛盾；或（6）该规则所要求的行为超出了受影响当事人的能力；（7）他频繁更改规则导致其臣民无所适从；（8）他未能实现已宣布的规则与其实际执行之间的一致性。
倒霉的雷克斯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忽视了富勒的八项原则：
1.普遍性
2.颁布
3.不溯及既往
4.明确性
5.不矛盾
6.有遵守的可能性
7.稳定性
8.官方行为与已颁布规则的一致性
富勒的结论是，只要一个制度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原则，或者实际上未能做到上述几点，就不能说在那个社会中存在着“法律”。但是，虽然他坚持认为这八项原则是道德性的，这些原则似乎实质上只是一些关于有效立法的程序性指南。尽管如此，有人还是会认为这八项原则在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含蓄地建立起了公平，因此排除了邪恶的政体。
图3 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合法执行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达到了
然而，一般的观点却认为遵守富勒的八条“必备原则”仅能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既然这不能作为道德标准，一个邪恶的制度因而便可以同样轻易地通过其检验。确实，可以说为了追求效力，一个邪恶的法律制度事实上也可能力图满足富勒的八原则。毫无疑问，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统治者在制定和实施其备受谴责的法律时就试图去遵守程序上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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