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综述：奥地利学派的新思维（完结篇）

彼得·贝奇&克里斯托弗·科因

风灵 译

译者注：彼得·贝奇&克里斯托弗·科因2023年4月发表在《经济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的文章“奥地利学派的新思维”（New Thinking in Austrian Economics），是不可多得的奥地利学派最新发展的全面综述。因原文较长，分次刊出，本篇是最后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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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的挑战：灾后恢复与传染病事件

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对社会协调构成了特有的挑战。奥地利学者对这两种现象进行了研究，为我们理解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在应对各种紧迫的集体行动挑战方面的稳健性做出了贡献。这一研究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研究范畴的延伸，强调协调、学习、适应性以及权力分散的重要性。

贝奇等人（2007）调查了关于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社区恢复力的广泛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公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反应对提供基本服务至关重要，对更广泛的恢复进程也至关重要。索贝尔（Sobel）和利森（2007）利用哈耶克对经济知识的强调，并在三个关键阶段将其应用于自然灾害管理：(a)认识到需要什么救济，(b)分配所需的救济，以及(c)获得反馈，评估资源分配，并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强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于产生不同类型知识的重要性，而不同类型的知识会影响救灾效率。霍维茨（Horwitz，2009）研究了商业企业如何利用其资源和企业家能力来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人。

查姆利-莱特（Chamlee-Wright，2010）提供了一个理解灾后恢复的概念框架，并提供了许多卡特里娜飓风后的案例研究。她认为，社会网络和学习让人们能够利用本地知识，对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查姆利-莱特和施托尔（2010）讨论了预期在灾后的政府意图和能力方面的重要性。不同的预期将影响人们在恢复期的协调能力，可能是好的影响，也可能是坏的影响。

施托尔和哈弗雷-鲍尔奇（Haeffele-Balch，2012）分析了连接松散的异质社区如何进行有效的恢复。他们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作为协调机制的重要性。他们的分析很重要，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复苏可以发生在紧密联系的同质社区之外。格鲁贝（Grube）和施托尔（2014）强调了纽带（团队内）社会资本和桥梁（团队间）社会资本在让人们能与他人协调并利用社会网络进行有效恢复方面的作用。施托尔等人（2014）强调了社会企业家的重要性，他们是灾后恢复的驱动力。借鉴卡特里娜飓风和桑迪飓风的例子，他们表明企业家在创造预期以及提供社区复原和恢复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的重要性。施托尔等人（2017）探讨了多中心秩序对灾后恢复的重要性。他们分析了多中心主义如何让受飓风桑迪影响的人们在恢复过程中利用当地的知识和实验。

传染病也对社区构了挑战，尤其是在大流行的情况下。健康经济学家经常把这当作最优健康政策的问题，假定有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科因等人，2021)。相反，在奥地利传统中，不是假定仁慈的计划者已经拥有了必要的知识来设计最优的政策，而是专注于知识的发现和社会协调的过程。

卡尔森（Carson，2016）分析表明，以20世纪初美国的疟疾为例，私营企业能够应对与社区疾病预防相关的集体行动挑战。COVID-19大流行让社会科学家对传染病和卫生政策的重新产生了兴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直是这场对话的积极贡献者。

彭宁顿（2021）借鉴了哈耶克关于复杂现象的见解，以理解应对疫情的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政府的行动可能是合理的，但警告说，情况的复杂性加上政府的产业组织，意味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可能缺乏衡量政策是否有效的机制。贝奇（2021）在COVID-19大流行后测试了治理的自由原则，以了解穆勒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是否提供了充分的指导。他认为，在商业社会、公民社会和各级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所发现的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与政府指挥和控制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相比，不仅更有效，而且更符合自我治理的民主社会的自由原则。

贝奇和鲍威尔（2021）和科因等人（2021）指出，当决策者试图实时确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所面临的一系列认知和激励限制。施托尔等人（2021）分析了政府居家令的知识问题，特别是与确定哪些商品、服务和工作为必不可少的相关问题。坎德拉（Candela）和 吉洛索（Geloso）（2021）将RPE框架应用于大流行应对措施，发现面对大流行带来的挑战时，经济更自由的社会也更为强健和灵活。

综上所述，这些关于国家应对传染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最佳健康政策的学术理论提出了挑战。最佳健康政策假设政策可以根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校准。然而，由于认知挑战、激励问题以及权力问题，这在实践中是否可行尚不明确。与此同时，上述研究为比较制度分析打开了大门，以了解如何改进政府政策，或者是否有非国家的替代方案来产生更好的结果。

战争与国防

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早期阶段，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一些支持者指出，战时经济是中央计划可行的证据。米塞斯(1949)从经济计算的角度探讨了战时经济的经济逻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指出，政府计划者确实可以增加预定产出的数量，但这不同于总体福祉的真正改善。总体增长需要发现如何在一系列技术上可行的替代方案中，将稀缺资源分配（和再分配）到其价值最高的用途上。这种选择的过程是通过经济计算在私人市场上进行的。

当代学者们利用这些见解来探索战时经济的各个方面。希格斯（Higgs，1992）借鉴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分配稀缺资源作为经济计算中心的见解，重新评估了二战是美国繁荣的源泉这一普遍观点。支持美国战时繁荣的证据是，在战争期间失业率下降、产出增加和私人消费增加。希格斯重新考虑了每一个总量指标，将其置于适当的经济背景之中。例如，失业率确实下降了，但这种下降是由征兵和将劳动力投入政府的战时生产所驱动的。为满足政治主体的需求在战时生产中就业，不同于为满足消费者需求而在私人生产中就业。然而，总量指标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就业等同视之，掩盖了潜在的细微经济差别。同样，希格斯指出，增加的产出是与战争有关的产出，这些产出可能对战争有用，但没有促进真正的财富增长。最后，他发现，一旦考虑到通胀，私人消费的明显增长就不复存在了。希格斯的分析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涉及更广泛的战争经济体的经济现实。

邓肯（Duncan）和科因（2013）探讨了被忽视的出现在二战后美国的永久性战争经济成本。他们采用以经济计算为基础的市场过程方法，分析了军事生产如何将稀缺资源和企业家才能从满足私人消费者的需求转向满足政治决策者的需求。这既产生了看得见的后果（资源的直接转移），也产生了看不见的后果（原本可能发生的私人创业活动因此未能实现）。此外，以公私合伙为特征的军事部门熟稔于裙带关系，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因为私人主体寻求建立和保持与利润机会相关的政治联系。

另一个学术领域关注的是外国军事占领者输出制度的能力，例如在国家建设方面。这与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粘性的研究有密切的联系。干预者试图向其他社会输出制度时，通常会面临严重的知识约束——包括制度设计方面和在制度内部分配资源方面的知识约束——以及不正当的激励。科因（2008），科因和马瑟斯（Mathers，2010），邓肯（Duncan）和科因（2015），以及兰伯特（Lambert）等人（2021）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探讨了各种情境下的这些制约因素。

科因（2020）调查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战争、国防和和平问题的贡献，同时提出了未来探索的领域，他指出，在奥派传统中从事研究的人有很多东西可以加入这场对话，经济知识与权力的双重问题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指向。

结论

当代奥地利学派继续在门格尔及其传人的研究计划的基础上，将该传统的基本思想应用和扩展到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一系列紧迫的课题上。上述讨论的研究表明，奥派研究计划中的应用转向并没有放弃核心的方法论和分析方法。当代的奥派学术仍然植根于引言中概述的命题，以及经济计算和权力问题的基本议题，深入地认识主观主义，高度不确定性下的决策，企业家的市场过程，过程分析，集体决策制度，以及社会活动的自发秩序。亚瑟（Arthur）（2023,p. 643）在他对标准经济理论的局限性的讨论中强调了奥派经济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我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奥派经济学中已经有了一系列动态理论。该理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过程之上：建立在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选择理想的目标，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在试错的基础上改变这些目标，并发现新的利润机会……的过程之上。它以过程为基础，因此不适合代数学，主要以文字叙事的形式表达。但这使其免受我刚才概述的许多扭曲。它允许非均衡，非理性，关注有目的的行为，这给予了它标准理论所没有的丰富内涵。”

我们提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个进步的研究项目的样本，然而，我们的讨论并未穷尽，仍有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我们无法涵盖。在发展经济理论、制度分析和实证应用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这里所讨论的研究将激发学者们的想象力，引发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启发下进行研究。

（全文完。参考文献较多，将单独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