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翁同龢和大宪章原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我在想到翁同龢的生平时，却蓦地有了将两者放在一起说一说的想法。1898年6月15号，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下诏把翁同龢逐出京城、开缺回籍，后革去翁同龢一切职务。其实戊戌之后，慈禧本来想杀他，还是荣禄说了一句话：“本朝尚没有杀过师傅”……这才留下他一条命，叫他每天去县衙门挨训。一个七十岁做过帝师的老人，却在告老还乡后，还要忍受这般侮辱，可以想象他的心情……1904年，翁同龢郁郁而终。翁同龢于1856年5月24日中状元，曾任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及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中日甲午战争时，翁同龢主张抗日，以后又举荐康有为，支持维新变法，因此慈禧太后非常恨他。光绪八年，翁同龢入军机，这是他一生中宦途最得意的时刻。两年之后，慈禧发动“甲申政变”，废掉主政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翁同龢受其风波影响，“革职留任”，但因为他是帝师，可以说这个处理对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位子上，他碰到中日战与和这样的大问题，他是坚定的主战派。打仗，他当然是外行，但政治押宝，他显然成功率极高，这一次他又把君心猜透了。只是很可惜，皇上和老佛爷想打仗，可是打输了，还输得很惨。实际上，当时朝中多数人，包括光绪和慈禧在内，都是主战的。真正力主和议的也不过李鸿章、孙毓汶等区区几人罢了。李鸿章主政北洋水师，不断向中央要钱要米，真到打仗的时候，又说打不过不肯出击。任谁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会不怀疑他自己的小算盘？所以翁同龢说，“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我们这个民族长期内斗,发展出了举世无双的谋略文化：类似商君书、鬼谷子、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战国策什么的异常发达，把人琢磨的透透的，对付人的手段一套又一套，几千年的压制、隐忍、迂回……翁同龢既不是首倡者，也不是最后一个;官至军机，不能说明翁同龢既是最高明的那个，隐居常熟，也不能说明他是失败者。他只是一个典型的政客罢了……
而从翁同龢被贬出局那天再往前推大约七百年，1215年的6月15日，在遥远的欧洲，忍无可忍的英国贵族，聚集在伦尼米德大草地上。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国王在他短短的任期内，为了打仗，一连他他们加了11次税。贵族们支了一顶小帐篷，放了一个小王座，“邀”国王前来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后人誉其为——《大宪章》。“大宪章”是一份13世纪的文件，载有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权利、特权和自由，并限制了皇冠的力量。63个条款中的大多数涉及司法、封建权利和习俗的细节。到了现在，“大宪章”中只剩下三个原始条款仍然是法律。一个捍卫英国教会的自由和权利; 另一个证实了伦敦和其他城镇的自由和习俗; 第三部分为陪审团审判铺平了道路，指出除了“他的平等或土地法律的合法判决”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监禁或将他们的财产带走。但即便如此，大宪章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限制了皇室权威，并明确表示君主不高于法律。正是在1215年6月15日这一天，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被真正一刀两断，英国人率先告别“王权神授”的时代，走向“王在法下”的辉煌。到了1215年8月，教皇英诺森三世取消了大宪章，宣布它无效并被胁迫封锁。随后，约翰王陷入内战并因痢疾去世，《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被重新捡起、修订，并在1297年正式进入英国法典。1225年的《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随意课征任何税赋”，即“无代表，不征税”条款，并为126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召集”铺平了道路，这次议会召集正是为了“批准给予税收”。所以说，最珍视《大宪章》的可能并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当时的签定者一定想不到，《大宪章》后来会成为超越时空的传奇！自大宪章之后，一直到法国革命、美国独立、美国宪法，后来又有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平权运动，到曼德拉争取南非族群平等，乃至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都不断引述《大宪章》。2014年秋天，身为原旨主义者的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在“联邦党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关于《大宪章》的演讲时说道，“美国人抱有神圣想象的许多理念，都起源于或者被写在800年前的《大宪章》里……《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谋略文化有两个后代:一个叫厚黑学，一个叫斗争;大宪章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制衡，一个叫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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