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以象形字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子”背着一个“老”，此即中国人眼中最为原始和直观的孝。然而政局动荡的时期，孝道迎来巨大挑战的同时，其内涵也有了深刻地改变。
魏晋南北朝，是为中国史上最乱并且乱的时间最长的时代，魏晋时代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段：五胡时代、北魏时代、北朝时代，这三段历史时期内又细分为数个或大或小的割据政权。
总而言之，政权迭起的同时还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思想流派，其中影响力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思想流派有两个——儒家学说和佛教。儒家学说和佛教就孝道这一影响了（甚至可以说极大地决定了）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道德观点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和博弈。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两派关于孝道的不同侧重点
纵观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儒家学说一直以来都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中国封建思想格局中的主流地位，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却有一些特殊，无论是王公贵族亦或是文人士大夫，他们大都高举着儒家学派的思想旗帜，却信仰着玄佛之道。
佛教本不是发源自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不可避免一定会在某些观点上产生冲突，尤其是传统思想的代表——孝道，二者对此的分歧不仅代表了两种思想的冲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这场博弈反映出两个流派之间势力此消彼长的趋势。
1. 儒家学说和佛教关于孝道的论述不同的侧重点
首先，儒家学说和佛教对于孝道这场博弈战的“战术”和态度就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儒家学说的“战术”比较偏“左”，态度也比较积极，往往是主动出击地直面佛教的质疑并充满攻击力地予以回击；而佛教相对来说比较“右”，并且极少对儒家学说提出质疑，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无奈境遇下的被动还击”。
其次，儒家学术主张的“孝乃天经地义”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也是两个思想流派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僧人的剃发等行为不符合他们所主张的“不敢损身体发肤”，所以便说僧人乃是“不仁不孝”的代名词，他们的孝是“虚伪的”孝。
此外，儒家学说鼓励入世进取，他们的孝往往停留在“发扬门楣”、“哺养子女”的世俗层面上，最为鄙视的便是“无子无后，心无羁绊”的佛教子弟，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的这种处事方式无疑背离了儒家学说，激怒了儒家学派的众多信仰者。
2. 儒家学说佛教对于孝道的论述的共同点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古便以注重礼仪著称于世，更不要说丧葬这一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的礼仪形式了：儒家学说和佛教虽然对于孝道的理解不甚相同，但是他们在丧葬方面却达成了令人咂舌的惊人一致。
最为直观和明显的，便是两派都围绕“孝”与“礼”为中心形成了恭谨尊亲、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和一套完整复杂的丧葬规范。
死者入土之后，要极尽虔诚地表达生者的缅怀，极尽可能地给予逝者尊重以及其亲属慰藉，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窥见——本质上来看，无论儒家学说还是佛教对于生命和情感的感知和重视程度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两个学派对于孝道伦理的认知根本上是趋同的，只是可能出于对现实生活的考量而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对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两派关于孝道争论的原因和历程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仅可以佐证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窥出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了统治者极为重视的思想流派，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无疑是封建皇权背景下一个思想流派亦或者是宗教成为“正统学说”的第一步。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专制统治一直以来的主导思想，佛教的大肆发展必然桎梏到儒家学说的发展、威胁到儒家学说的地位，而这也是儒家学说就“孝道”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由头频繁“攻击”佛教的最主要原因。
佛教的发展并不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跃成为“大宗”的，它实际上是有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但实际上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因为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工作以及世人逐渐对佛教义理的理解，而佛教也逐渐从西来宗教，慢慢吸收儒道思想，逐渐符合本土文化，甚至开始萌生出一些独属于中国古代本土文化特色的“孝道”思想。
也正是因为愈来愈适应本土发展，也因此迎来了自传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巅峰，甚至一跃成为社会主流宗教流派。但因为佛教的某些教义悖逆儒家道德、人伦、礼义观念且威胁了儒家的统治，二者分歧逐渐白热化。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玄学，强调出世，看淡忠孝节义，彼时的儒家文化提供不了足够的约束力，就只能以孝道为由展开道德抨击。正好佛教里的业报、地狱说某种程度上能压制下纲常混乱的社会里人作恶的念头、也能巩固摇摇欲坠的孝道观念，统治者因为这点也并未采取打压佛教的政策。
并且由于佛教惮于儒家学说的正统影响力，一直采取“躲避、友好”的应对政策，久而久之，儒家学说和佛教之间的对立情况不再如此激烈，甚至朝着友好融合的方向发展，并就孝道这一根本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两派关于孝道争论的深远影响
毫无夸张地说，孝道的思想发展轨迹不仅可以直接决定儒家学说和佛教的最终发展归宿，还可以直接影响到封建专制政权的兴衰存亡。孝道看似只是家庭内部核心成员之间的问题，但是在人情关系联系紧密的古代社会 。
孝道的发展良好与否更可以作为社会是否朝着良性发展、社会治安以及人情关系是否健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判定依据，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以及皇权的统治，这也是孝道为何被两大派别如此重视的原因。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孝道争论对于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大多数史学家心目中的魏晋南北朝，只有一个字：乱——朝代短命是乱之其一；其二是王朝集团内部的政治利益斗争。礼崩乐坏、道德束缚趋于无力的年代，孝道能否得到民众的遵循就成了国家的命脉所在。
而儒家学说和佛教对于孝道的争辩和谈论无疑加深了孝道对于民众的影响，巩固了孝道在中华美德中的主导地位。
文人们把佛教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统一起来，互为表里地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这一传统悠久的话题：孝道。
在这个时期，儒佛虽斗，但是两种学说之间争奇斗艳，同各种流派对于孝道的认识纷然杂陈，并且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不仅使这一时期的孝道之风风靡，更形成一种思想开放，善于思考的局面，满足了社会上层的政治需求。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两派关于孝道争论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儒家学说和佛教是我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融合与斗争，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思想局面，更是构成了中国近千年来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画面。
另外，中华民族的历史绵延至今日，孝道思想依然是社会所弘扬和提倡的重要思想，它不仅是一个人发展的基础，也是“仁”之初的完美体现。
此外，儒家学说和佛教很早就意识到孝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一个充满爱意和责任的社会是由“孝”堆砌起来的，其稳定程度和发展程度也会更高，发展模式也会更健康。
最后，儒家学说和佛教对于孝道的探讨还推动了孝道内容的更迭和创新、扩充了孝道的内容——一成不变的孝道内容一定会桎梏社会生产力、也会一定程度上遏制人性，但是佛教和儒家学说适时地推陈出新使得孝道得以影响至今，使得它为单个家庭单位乃至国家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四、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儒家学说和佛教，传统文化的主流主要就是两家文化的贯穿，诸子百家思想中也多多少少体现出了二者的思想特点和精神理念。而孝道作为几乎和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和佛教对于孝道的争论和探讨，可能存在着动机非纯粹和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客观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无心的”推动了孝道观念的进步和创新思维模式。
推而广之将孝道的内涵扩展到了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等关系和秩序中，树立了为人立身行道的准则和为君治国理政的方略。中华传统孝道思想纵横千年，时至今日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无不受到其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
1.《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
3.《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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