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前期的政区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建立了清朝。九月十三日（10月13日），清军围困太原，李自成义军守将陈永福率部坚壁清野，拼死抗击，终因粮尽援绝，战至十月初三日（11月1日），清兵攻入太原城。从1644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界限，可以划为两个阶段。清前期对太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如：取消明末苛政，打击贪官污吏，鼓励农耕，救济灾荒，整顿财政等，使社会趋于稳定，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出现“康乾盛世”。康熙中期以后，吏治日趋腐败，清朝政权危机四伏。清后期即近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太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争矿运动等多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推进太原经济和社会各方面艰难的近代化步伐。
清廷统治山西省，在太原设官有总督、巡抚、山西承宣布政使、山西提刑按察使、山西学政、冀宁道道员、太原府知府等。山西是清代设总督最早的省份之一。顺治元年（1644）即设宣大山西总督，顺治十五年（1658）裁撤。顺治十八年（1661）在太原又设山西总督，康熙四年（1665）废。雍正三年（1725），清廷再设山西总督，旋于次年废。此后山西没有设总督，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官。巡抚俗称抚台，只设一人，驻太原府，集军政、民政权于一身。协助巡抚的还有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学政，俗称藩台、臬台、学台。
山西省下设冀宁、冀南、冀北、河东四道，分别由四位道员掌管。冀宁道驻太原府城，下辖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及泽州（后变为府）、辽州、沁州、平定州4个直隶州。顺治元年（1644），太原府府治在阳曲县，下辖岢岚、平定、代、忻、保德等5州及阳曲、太原（今晋源区）、榆次、太谷、祁、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岚、兴、乐平、寿阳、孟、五台、繁峙、崞、定襄、静乐、河曲等20县。雍正二年（1724），将太原府的平定、代、忻、保德等4个州升为直隶州，同时还将乐平、寿阳、盂、定襄、静乐、五台、繁峙、崞、河曲等9个县划归上述4个州。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源县并入徐沟县。至此，太原府下辖1个州10个县：岢岚州，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今清徐县）、交城、文水、岚县、兴县。
清代太原城的规制与明代相似，却遭受了一次大火两次水灾的考验。顺治三年（1646），晋王府失火，燃烧月余，化为灰烬。雍正、乾隆间在晋王府废墟上建营房4000余间，驻扎八旗绿营兵，称精骑营，简称精营，故有精营东边街、精营西边街、精营中街等。顺治六年（1649），山西巡抚等人在城西南隅建满洲城（今旧城街一带），驻有清兵和满人。
嘉庆二十年（1815），东山洪水暴发，冲没东关，大南关受灾严重。光绪十二年（1886），汾河决堤，大水肆虐，满洲城、四神阁、太原府文庙、阳曲县文庙、学台衙门及许多民宅荡然无存。第二年，山西巡抚刚毅廉价购得大片土地重建满洲城和八旗兵城守尉衙门，为区别于淹没的旧满城，叫做新满城（今新城街一带）。新满城东、南两面依托太原大城，西、北面筑栅栏。
2． 清前期的经济
一、农业的发展
清军占领太原后，清廷发布圈地令，满洲将士肆行圈占土地，建立封建庄园。先后在太原、阳曲一带，旗下官兵在田野策马奔跑，所经之地皆用绳索圈起来，谎称被围占熟田为无主荒地，他们反客为主，将当地人民逐出土地，使其流离失所，或将田主变为佃户，令其耕作交租，致使百姓逃避，田地荒芜，地方生产力减退，社会经济遭到较大破坏。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皇朝政典类纂》卷12《田赋》），规定满洲贵族和官兵当年圈占的民田全部退还给原主。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再次诏谕：凡属民间耕种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遏制了满洲八旗贵族抢夺民间房产、地产的行为，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清廷重视开垦荒田。如顺治六年（1649）规定：“无主荒地，州县官给印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十年（1653）规定：“有主荒田，原主不能开垦，地方官另行招人耕种，给予印照，永远承业，原主不得妄争。”（《历史档案》1982年2期）太原府各级官吏积极督饬士绅军民拓荒。阳曲、榆次、太谷等地，由于官府的支持和士民的努力，垦荒效果较好。据不完全统计，顺治朝山西垦荒483顷；到了雍正朝时山西垦荒3834顷，其中太原等府开垦荒田达3150顷（参阅徐月文：《山西经济开发史》. 山西经济出版社），占雍正朝总数的82．16%。
水利建设主要是修渠筑堤、引河灌溉与引泉灌溉。汾河是太原用于灌溉的主要河流，当时太原县在汾河上开渠27道，灌田9万多亩外，还引洞涡河（潇河）灌田2万多亩，开峪水（明仙峪、柳子峪）诸渠7道，灌田1．5万亩。晋水源出于城西南悬瓮山的难老泉。该泉为古老之水源，分北渎和南渎，南渎又分为二派，中派称中河，复独流成陆堡河；南派称南河，总汇于清水河，经南城归入汾河（《读史方舆纪要》）。清代中后期，不断修浚和补筑这四大古渠，利用灌田，共灌溉农田3万亩，成了当地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工程所需经费由百姓均摊，遇有特大工程，才可动用国库之款。有时一些官吏、绅士也捐献钱物，用于兴修水利。
清初朝廷注重廉政，严禁官吏勒索百姓，侵扰民间。顺治帝明确讲到：“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顺治朝圣训》卷6）康熙帝进一步强调：“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并一再主张惩治贪官污吏，恤贫养民。在朝廷严惩贪官的政策下，太原等一些地方惩除了一批贪官污吏。如顺治朝，太原府通判范一鹏、徐沟县知县曾养心等违反政纪，被革职判刑。由于强化吏治，使官员勤政、本分、廉洁；百姓安民乐业，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太原府共有人口2086640人，田地5957256亩（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农作物主要有高梁、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是山西省产粮区之一。
清朝，太原农民所受的地租剥削主要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三种，其中以实物地租为主。剥削率大约占到收获物的50%以上。地租剥削外，还要负担赋税和徭役。田赋是清政府征收的土地税。嘉庆二十五年（1820）太原府共征田赋银404782．54两，征粮24633．12石。此外，还有“耗羡”等项附加税。“耗羡”是火耗和粮耗的总称。所谓火耗，是州县借口税银须重新入炉铸成整块银锭送交国库，令纳税者多缴银两，以补回火铸损耗。所谓粮耗，是州县借口税粮存放必有鼠耗、雀耗，解送国库不足数额令纳税者多缴粮米，以补存放期间之损耗。耗羡原为地方私征的税额，多成为州县官员的私产。雍正二年（1724），清廷实行“耗羡归公”，规定各省耗羡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所征全部归公。这样做有益于吏治改善，但这项附加税也由非法变成了合法，从此成为清代正赋。此后太原征田赋，通例每银一两，征火耗一钱三分，每粮一石，征粮耗二至四升。
清代太原一些手工业活动如开采、冶炼、制造、加工等逐渐转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较有名的煤矿有太原县的明仙峪石门矿和风峪大成矿，这两个矿都开办于明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清代；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开办于清乾隆间的石庄头和尚矿和开办于清道光间的柳峪谦太元矿等。煤炭的采掘方法基本上是“凿山为穴，横入十余丈取之”。在采煤工具上，已使用驴骡，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醋是太原著名产品，太原陈醋约形成于清顺治时，据说由介休籍人王来福首创。他在当时流行的熏醋生产工艺的基础上，采用大曲糖化发酵，薰淋醅结合，讲求贮陈老熟，使醋食而绵酸，色美味香。他所创办的美和居醋坊成为显赫一时的大商号。特醋，以益源庆醋坊所产最著名。特醋原料有高梁、大曲、麸皮、谷糠、盐、椒、茴香、姜、桂皮等，经过一系列工艺而成，色泽黑红透亮，味绵甜香酸，为调味佳品。
太原是山西的酿酒都会，其佳酿“桑落酒”，醇而不酽，“泻水晶杯不复辨色，清美为天下冠”（乾隆《太原府志》卷15）。
清代，太原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康、乾时，太原等处的商人到江苏、贵州、直隶等地贩运淮盐、川盐和长芦盐；在汉口的山陕会馆中出现了太原帮商。太原商业形成一定的规模，出现以行业命名的街道，如剪子巷、靴巷、馒头巷、酱园巷、米市街等，太原成为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之一。
太原这时的交通主要是驿路，有以下几条：太原经榆次、寿阳、平定各驿出娘子关入直隶达京师皇华驿，全程1150里；太原经忻州、崞县、代县、繁峙、灵丘各驿，入直隶易州达京师；太原经忻州出雁门关抵大同，再经阳高、天镇入直隶达京师；太原经岚县、岢岚、五寨、偏关入陕西和内蒙地区；太原经平遥、平阳、蒲州出风陵渡达陕西以至伊犁，这是通往新疆的官道；太原经汾阳，至军渡口西渡黄河，抵达陕西绥德州；太原经祁县团泊镇、沁州、潞安府、泽州府，出天井关入河南；太原经平阳、绛州、稷山、河津，渡过黄河至陕西韩城。这些驿路对太原以及山西商人的活动极其有利。
3． 清前期的文化、教育
清廷教育体制沿袭明朝，有官学与私塾。清廷规定：府、州（厅）、县均设官学，各级均设有专职官吏管理教育，如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厅学、县学设教谕和训导。
在官学之外，太原民间办有较多的私塾。通常由一家至几家富户开办学堂，或由一村或几村的少数富户出资开办“村塾”，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办私塾。各州县村镇几乎都有私塾。
义学和社学是一些开明官员和贤良士绅在地方乡村所设的启蒙教育场所。办义学是为家境贫寒的百姓子弟能够接受教育。它创于前代，清代沿用这一形式。清康熙十六年（1677），阳曲知县戴梦熊在县里筹资办起了7所义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榆次知县也效仿，帮助百姓办起了9所义学。义学在乡村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和四书。清廷还明确规定，在省、府、厅、州、县、大乡、巨堡各置社学，择学优行端者为师，免除其差役，由地方官酌情发给廪饩。社学和义学大多设地县城和乡间寺庙、祠堂等一些公共场所，也有的在当地书院内。清中叶以后，社学逐渐成为地方“办团练”、“御盗贼”的场所。
书院也是清朝教育的一种形式，它与正统的官学不同，允许学子有不同的见解，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书院集学术研究与教育于一体。当时太原最著名的书院当属雍正十一年（1733）由原三立书院改名的晋阳书院。山西地方官员对晋阳书院较为重视，巡抚和学政常亲自过问书院之事。山西布政使和冀宁道员还定期对书院学生进行考核。该院学生研习四书五经，并着重于宋明理学。主持书院的历任山长和有关师长常向生员讲述学术研究成果。
各类学堂大都是教四书五经，为习八股文、试贴诗以及馆阁体字，培养科举人才。私塾除了培养科举人才外，有些侧重教农家子弟学文化，掌握耕作知识，练习珠算，记帐等。
在清代，太原是每年全省乡试的地方。山西遵奉清政府之令，每届乡试于八月六日开始。凡遇乡试，山西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必亲自监临。山西学政会同各位考官主持考务，以表重视。乡试考中者为举人，高中榜首第一名者称解元。得到举人资格的人就有做官的机会，一般被授为教谕、训导或主簿、县丞等下级官员。
清代前期，太原的文化艺术如诗歌、小说、书法、绘画、宗教、雕刻、学术等均有所发展，许多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艺术性，涌现出傅山、傅眉、阎若璩、齐璋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家。
傅山（1707—1684年），字青主，号石道人、啬庐等，太原阳曲人。原籍大同，六世祖傅天锡徒居忻州顿村，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阳曲西村（今属太原市区）。傅山15岁中秀才，后就读于太原三立书院，学习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书。在此期间傅山以文才出众博得山西提学袁继咸的赏识。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有精深造诣。傅山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采药》、《樵斧》、《七夕》、《红叶楼》、《咏史感兴杂诗》等，有的歌颂疾恶如仇、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精神，有的斥责趋炎附势、贪求名利的腐朽思想，有的流露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这些诗作，思想性强烈，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的画也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傅山反对书画一味复古，要求书法、绘画要用新形式，主张绘画要寓情于景，笔法自然。书法要像作人一样，去媚见刚，强调扎实的基本功。傅山在医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不仅有名著《傅氏女科》传世，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高尚的医德。对待病人优先贫民。对于那些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拒绝。他说“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正因如此，他“擅医之名遍山右”。
傅山一生著述颇丰，但多散佚，主要有《霜红龛全集》、《红罗镜》、《两汉书姓名韵》、《傅氏女科》、《评注金刚经》、《太原段贴》、《霜红龛黑宝》等。
傅山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也是别具特色。他是一位经世致用派学者，他崇尚南宋永嘉事功学派和永康学派叶适、陈亮等人求学问为社会的思想，强调实学，反对空谈。在傅山看来，切于实际、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能济世扶正、救国安民，为天下兴利除弊者才算真人才。傅山还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研究中心的做法，敢于冲破宋明以来理学的羁绊，大胆地提倡诸子学，宣扬反常之论，富有叛逆精神，成为后世研究诸子的开山之一。
傅山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以侠义著称。早在明崇祯九年（1636），在三立书院读书的傅山就联合同窗薛宗周等100余人同顽固势和的代表——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被世人称为“义士”。傅山归后定居于太原兰村窦大夫祠，在那里博览群书，钻研佛经。清朝建立后，傅山陪母亲流落平定、寿阳一带，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自称朱衣道人，并积极参加了反清运动。顺治十一年（1654）傅山因策划反清起义，被捕，一年后清廷因未获得口供而将其释放，傅山晚年，避居乡间，拒绝做官。
傅眉，傅山之子，工书法绘事。其诗文“不摹时，不袭古”，有《我诗集》。戴廷栻将其诗选入《晋四人集》（其余三人为傅山、白居实、胡季子）。
清代前期，太原西寨人阎若璩为考据学泰斗。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邱，客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阎若璩自幼刻苦攻读，20岁时开始研究《尚书》，发现古文《尚书》有许多可疑之处，便对可疑之处一一揭露、考证，50岁时写成了《古文尚书疏正》一书，得出“古文《尚书》实非真经，乃是魏晋时期的伪作”之宏论，纠正了经学史上延传一千多年的谬误。
阎若璩的另一部代表著作是《四书释地》。书中纠正了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误舛，使众多知名的文人学者钦佩不已。《四库提要》称此书：“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康熙二十九年（1690），阎若璩应应部尚书徐乾学之请，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修。
阎若璩一生勤奋治学，不迷信学术权威，大胆怀疑先儒经典，去伪存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越的学术成就，推动了当时思想文化界训诂、考据和校勘等事业的发展，给学术界树立了榜样，被誉为清初最具代表性的汉学专家。
文化名人还有刘璋。刘璋，生卒年不详，字于堂，号介符，别号樵云山人、烟霞散人、瓮山逸士。太原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举，雍正元年（1732）授直隶深泽县令，“任四载，民爱之如父母”。终因不会逢迎上司而被解职。
刘璋以其讽刺小说《钟馗斩鬼传》而扬名后世。《钟馗斩鬼传》共四卷十回，以三十五种鬼魅，四千余种鬼态，喻指人世间、生活中，上至统治者，下至风流浪子、骗子无赖等不同类型的丑恶人物，鞭笞种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他“人至于不善，虽人而实鬼”的观点及“使人知所畏而为善”的良好愿望，被誉为缩写了的封建社会的百丑图。刘璋作画，笔墨工致精细，色调清丽淡雅，皴法运用极少。一改清初山水画因袭的传统，有大家风度。
清代前期，太原的宗教文化也颇兴盛，信佛、拜佛的现象较为普遍，信徒明显增加，上庙求佛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项活动。在太原大佛寺、双塔寺、开化寺等处香火不断，拜者络绎不绝。除了佛教外，道教、伊斯兰教也有不少信奉者。乾隆时期，明代万历年间建造的纯阳宫又增三层阁楼，主建筑为吕祖殿，供奉吕洞宾神像。宫内常有人求神敬香，多为静乐、忻州、阳曲、榆次的下层百姓。晋中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在太原府城，早在明代，城内就建有清真寺，清代前期进行了维修。该寺为砖木结构，殿堂为阿拉伯式装饰，殿内木壁上刻有阿拉伯文的《可兰经》，太原教民定期在此活动。
4． 近代的经济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也逐步传入中国，在清廷内部一批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采用资本主义的技术兴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还创办了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出国等。历史上称其为洋务运动。清后期，太原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工业，在太原近代工业的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是张之洞和胡聘之。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大学士等职，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由四川学政授山西巡抚。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在山西推行洋务并在太原设立了洋务局，把洋务之风吹进了太原。光绪九年（1883）张之洞把山西防练各营兵所用的武器改为洋枪，因弹药不足，次年在太原城东北隅设立新药局，主要制造弹药。只是“工匠无多，每月仅能造药一千余斤”（《洋务运动》[四]）。张之洞开了太原洋务的先河。
胡聘之（1841～1912），字靳生，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七年（1891），受任为山西布政使，大力宣传洋务自强，建议清政府“开发山西石炭和铁矿资源，以兴工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任山西巡抚后，先后在太原办起火柴局和商务局，还募集集资金设立山西机器局、山西省通省工艺局及绛州纺纱厂等工业企业。这样，山西的近代工业就在“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的形势下创办起来。
近代太原工业的发展，是轻工业兴起在先，接着有了重工业，然后轻重工业同时并重。近代太原工业包括几个重要方面：轻工业有火柴、食品加工、印刷等；重工业有煤炭、电气等，与军事工业联系在一起。
（1）火柴工业
光绪十八年（1892），从省库拔资2万元，购置外国机器，在太原三桥街创办太原火柴局，并派一候补道为总办。火柴局成立之初，日产黄磷五色火柴500小筒，每筒装火柴百十根，商标为“双羊牌”。由于老百姓不习惯使用，销路不畅。光绪二十六年（1900）胡聘之卸任，太原火柴局转归山西商务局管理，更名晋升火柴公司，经营仍然不佳，赔累日重，于是商务局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5000银元将火柴局卖给了山西票号商渠本翘。渠本翘（1862～1919）字楚南，山西祁县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三甲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通过科考步入仕途，被朝廷录用为内阁中书。第二年，以外务部司员简授日本横滨领事，同年他购买了晋升火柴公司，联合同乡加亲戚乔雨亭合资经营，新增资1．3万元，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是太原第一座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它成立后，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宣统元年（1909）乔雨亭从日本购回新式设备排杆机后，生产效率提高，盈利大增。双福火柴公司的良好发展推动了山西火柴工业的发展。此后山西各地相继出现许多火柴公司，也带动了其它工业的发展。
（2）印刷工业
铅版活字印刷是近代印刷业区别于古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原铅版活字印刷开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这年江苏省武进县人程淯在太原创办《晋报》，以铅版活字印刷。后来《晋报》停止发行，印刷设备归山西大学堂，作为印刷讲义之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太原绅民创办了晋阳日报印刷厂，由私人集股创办，属纯商业性印刷厂。这一年太原浚文书局开始用机器印书，开创了太原印刷史上的新时代，之后小型印刷厂不断出现。
同年（1906）太原商会的赵云魁及合作者刘福海、徐宝璧共同创办了晋新书社，初有资金4000银元，经营书籍、纸张、文具、印刷业。民国二年（1913），书社由徐一清、张兰亭接办，又征集了一些股金，购进印刷机多部，办起了晋新印刷厂。该厂除以石印、胶印印刷有价证券、表册、书画、碑帖外，还印刷小学课本，操纵了当时全省的出版业务。
（3）电力面粉工业
近代以来引进了蒸汽、电力为动力的机器生产。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大学西斋购置发电机1台，供中西两斋照明，这是太原首次使用电力。光绪三十四年（1908），韩谦以资本11．2万元兴办了太原电灯新纪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太原电灯厂。宣统元年（1909），襄汾了刘笃敬以资本209790元在太原南肖墙建起太原电灯公司，供城内照明。该公司初创时只有引擎带动直流发电机1部，电机装机容量仅60千瓦，后来又增加了3部发电机。
电力工业和面粉工业结合在一起。刘笃敬的太原电灯公司就附设一个机器面粉厂，这是太原机器面粉工业的开始。该面粉厂最初由刘独资经营，但经营状况不佳。
除电力磨面外，在原畜力磨坊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机器磨坊。光绪三十一年（1905），阳曲县开设了三晋恒机器磨坊，这是太原以及山西的第一家机器磨坊。
（4）机械工业
光绪二十年（1894），胡聘之筹办山西机器局。后因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止。胡就任山西巡抚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次上奏朝廷获准设立以制造军火为主的山西机器局。任命后补道徐桂芬为该局总办，拨白银5万余两，作为开办经费，在太原城北门外柏树园内的千佛寺（今山西机床厂址）购置荒废庙地38亩，作为厂址。随后，通过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进35马力蒸汽机1台，切削车床9部（其中车床6部，刨床1部，大小钻床各1部），开设机器、翻砂、熟铁、木样、铜帽以及锅炉等工房。有职工100余人。这样，以蒸汽机为动力、以机床加工手段的现代武器制造业出现。
该局成立初期主要是从事枪械修理，不久转向制造枪械，机器局最早生产的是二人抬火枪。由于设备、技术落后，零配件凭手工操作，无法形成规模生产，开始时月产抬枪仅3～5枝，最多时月产也不过10枝。
机器局成立的第二年，清廷为了镇压义和团，诏令各省军工厂赶制新式武器，以备急需。之后山西机器局总办徐桂芬与英国福公司商定，由福公司提供步枪的全部金属零件，山西机器局配制木托进行组装，随后再打上“晋局庚子年造”字样，作为山西所产新式步枪的标签。此后机器局又用同样的手法，从英国福公司进口炮身，再由机器局配置炮架和车轮，试制57毫米火炮（仅生产了两门）。后来，徐桂芬调离山西，山西候补道刘敬修继任总办，提出扩建厂房、增添设备、增招职工的扩充方案，后因八国联军入侵和巨额的“庚子赔款”搁浅，机器局仍旧没有大的改观。山西机器局前后经营14年，发展缓慢，但毕竟是太原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
（5）采矿工业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侵入山西，同治九年（1870），德国人李希霍汾入晋，在太原、大同等地调查煤田地质情况。清廷也对煤炭开采业比较重视，光绪二十四年（1898）下诏准许山西开矿。
太原最早兴办采矿业的是刘笃敬，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西山开办王封山磺矿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开办西山庆成煤窑和永泰煤窑。当时众多的煤窑主要集中在西山地区，西山地区的九沟十八峪，已是“峪峪走马车，沟沟有煤窑”。而且所开的煤窑窑形多样，有平窑和斜坑，还出现了专采地下煤层的筒子窑（竖井），其中有的筒子窑已经凿到了相当深的程度，如刘笃敬的庆成窑深达47米，说明当时的采煤技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鸦片战争后，太原商业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渐形萎缩和破产局面；同时大量的洋货不断输入太原，洋货店开始出现。当时太原商业中，以津货业最为发达。后来，正太铁路开通，各地许多名牌商品都进入太原，如咸丰十年（1860）在按司街的宏顺德绸布庄、光绪十五（1889）在帽儿巷的福泰诚珠宝行以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钟楼街的广盛德绸布庄等，都经营从京、津、杭州等地的货物。太原的商业区由大南门、南市街向钟楼街、柳巷一带拓展，出现了大商场，如大中市场最为繁华，以经营百货为主，门类较为齐全。市场分上下两层，一层西边以古玩业为主，较大的商家有晋宝斋、翠恒豫、双盛斋等；东边则以经销南货、津货为主。二层开设有太原第一家高级澡塘。市场内还有理发店、茶馆、烟馆、小戏场等。
这一时期，太原的商品如铁、硫磺等也流到外地。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太原商人在北京建有太原会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晋阳商人周永沣还在云南昆明为修缮金殿捐款。在内蒙古归化城有太原商人成立的太原社。
饮食服务业的饭店、饭馆、饭铺较多，以经营山西面食为主，较大的饭馆有柳巷的景盛园和南仓巷的清和元等。相应地，旅栈业、小客店等也得到了发展。
金融业包括当铺、印局、票号、钱庄、银行等均得到发展。
1887年，山西全省共存当铺1713家，太原的典当业最为集中。印局是指放印子钱的商号。其放债对象主要是贫民。借贷一般按日或月计息，借期较短，1日至30日为限。印局除获得高利借贷外，还赚取“扣头”。如借银100两，按“四扣三分付息”，即借款人实际拿到40两，还得按100两月息3分付息，到期按本金100两加利息归还。
票号亦称票庄或汇兑庄，经营汇兑业务，兼营存贷款业务。票号取代了先前的镖局，便利了商贸。山西第一家票号是道光元年（1821）由平遥商人雷履泰创办的“日升昌”。山西票号后来掌握了政府汇兑的主要业务，成为清廷的财政支柱。当时在太原设有许多晋商开办的票号分店，且业务来往频繁，买卖兴隆。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山西票号走向衰败。
钱庄亦称钱铺、钱局、钱店等，主要从事钱银兑换业务。后来又发行纸币，称钱贴子。因发行纸币并无限额，每家钱庄发出的钱贴子往往超过钱庄资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逐渐取代了票号。太原清末民初有钱庄20多家。成立较早的钱庄是徐沟的“广和隆”。另外，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用藩库银6万两，在太原活牛市街开设了晋泰官钱局。主要业务除经理藩库收支外，还办理银钱兑现，也办理官商存贷。辛亥革命时官钱局被抢，房屋被烧，1912年停业。
银行是新兴的金融机构，太原设立最早的银行是1913年中国银行在太原桥头街设立的分行。同年在太原还开办了晋胜银行，但时间不长就停业了。银行成立后，垄断了全省的货币发行和大部分汇兑业务，原来的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清末筹建的铁路有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太原是起止点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向清廷提出修筑正太铁路以方便晋煤外运，得到准许。因资金困难，山西商务局取得俄国华俄道胜银行贷款。光绪二十四年（1898）达成协议，双方共同开发正太铁路。由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生义和团运动，这项协议暂停实施。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把正太铁路收归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统筹办理。盛宣怀代表清廷同华俄道胜银行再次签约，借款4000万法郎，9折交付，年息5厘，10年后还本，30年归还完毕。借款由国家出面保证，以全路附属资产及营业收入作为经济担保。修路所需的一切材料由华俄道胜银行定购。光绪三十年（1904）铁路正式开工，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把筑路权转让给法国巴黎银公司接办，正太铁路所需的经费、技术、器材乃至经营管理等权力均为法国拥有，法国财团成为真正的获利者和和债权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建成通车，正太铁路全长250公里，在山西境内约170公里，东起河北省获鹿县，西到太原，成为山西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的开通对进一步加强太原与外界的联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蒲铁路是连结山西南北的大动脉，它的修建颇费周折。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廷邮传部提以北京为中心，建设四大干线，其中的西干线就是将正太和同蒲线连结后抵达潼关，再向西由兰州至伊犁。这是修筑同蒲路的最早设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巨商刘笃敬，为收回英国福公司在山西的路矿权，曾要求建立太原至蒲州的铁路公司，并提出由山西商办铁路的计划。事隔几年，山西巡抚张曾扬奏准地方集股修筑同蒲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同蒲铁路公司，晋籍甘肃布政使何福堃为总办。公司雇用德国人赫礼克为勘路工程师，宣统三年（1911），同蒲铁路仅修建了从榆次到太谷的35公里路基，轨道铺设8公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同蒲铁路才最后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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