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在曹操南下荆州的时候,张子布等以畏敌的心理,提出三大难题:第一,曹挟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于义不顺。意同沮授之谏袁绍,说明荀文若迎汉帝都许之策,在当时一般人的头脑中,可以起一定作用。第二,曹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第三,众寡不敌。从地形兵力,据事实立论,颇不易驳斥。周公瑾首先提出:操非汉相,而是汉贼,驳倒第一道难题。以北军不习水战,虽得刘表战船与长江之险,却不能利用,破其第二道难题。以“十五六万疲病之卒,御七八万狐疑之众”,兵虽多不足畏,破其第三道难题。再进而指出对方的短处:一、关西未定,不能旷日持久,与我相持。二、天寒,马无草。三、北军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孙子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周公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孙子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司马法》:“新气胜旧气。”周公瑾正是有一股朝气或新气。曹孟德在不战而得荆州之后,则是一股惰气杂以骄气。而张子布辈则是头巾气未除,加上一股暮气。故闻“水步八十万”之虚声恫吓,便自茫然无措,从表面现象来立论。而周公瑾在强敌之假象前,神志不为之摇,剖析敌情,入木三分。进驻夏口,先占地利。心细如发,气壮如山。孙伯符谓之“英俊异才”,刘玄德叹为“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洵不虚也。
以“枭雄”目刘备,以“熊虎”目关、张,品题恰到好处。而“徙备置吴”,娱以“宫室”“美女”,拆开关、张,“挟与攻战”之计,老谋深算,何等可畏。程仲德辈,何曾想到这一层,只是劝曹孟德动刀耳!人之高下,计之长短,其相去又岂可以道里计哉!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此绝妙谈辞,又五言佳句也。公瑾平生精于音乐,又安知其不能诗耶?
一方大败之后,内部必不能稳定,尤其是以力服人者,此固另一方进取之机也。“取蜀并张鲁,进据襄阳以蹙操”,制敌机先,规模弘选,与孔明隆中之策,大半不谋而合。惜乎后继者不能承用其方略。孙仲谋与曹孟德角力于合肥濡须之间,自守而已,无进取之志矣。
曹、孙、刘赤壁之战(208),乃中古史上一大事。曹胜则汉末二十年分裂之局,可复归统一。以曹孟德之明智,在众多从汉末遗留下来的、有高度学术及操行修养的名士们的辅佐之下,可能做成比较像样的统一事业。孙、刘胜,则三国鼎立之形势以成,战祸再延长七十年,民力物力,消耗殆尽。尤其糟糕的,由于分裂的时间长达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陈代谢,一些在汉末分裂之初,饱经忧患,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战略家全数死光,政权却落到一些袭祖父馀荫的纨绔子弟手里。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摘下了烂熟的统一之果,是为西晋王朝。西晋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无经国之远谟,无防患之预备,一味埋头陶醉于腐化享乐之中,终于弄到骨肉相残、萧墙祸起。在阶级矛盾及种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夏陷于血泊之中,导致三百年南北分裂之局。这一代价,真是太大了。客观上不得辞其咎者,第一是周公瑾,第二是诸葛孔明。
秦末自陈涉首难,至项王乌江之败,才八年,天下复归一统。新莽之季,自新市、平林兵起,至公孙述败死,凡十五年,天下复归一统。隋末自李密起兵,到刘黑闼之败,才八年,天下复归一统。元末自方国珍起兵,至徐建入大都,凡二十年,天下复归一统。大起义后,群雄角逐之最后获胜者,其君臣之才智,必较杰出。他们在广泛而频繁的斗智斗力中,不断丰富了政军两方面的经验。他们对前朝的弊政,直接或间接尝过味道。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民间的疾苦,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上分裂的时间短,有不少前朝遗留下来的人才,可资利用(分裂的时间愈短,则可资利用的人愈多)。这在政治的沿袭和制度的变革方面,便不致中断或走错路。两汉唐明四朝之所以立国悠久,文治武功,炳耀史册,统一全国的过程短,由角逐优胜者,亲自在政军两方面,为新朝奠定巩固的基础,是一大原因。而西晋则否。且其政权之由来,是乃祖乃父靠阴谋手段取得(不少名士,被牵入政治漩涡,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其政治道德,较之曹孟德,尚差一大截。悖入悖出,原不足怪。所可痛惜者,带累中夏之民,无辜遭池鱼之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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