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比如《哈姆莱特》里的哈姆莱特与奥菲利亚皆是光彩夺目的人物，全身闪耀着有价值的东西。但最后都走向了可悲的毁灭。由此才能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撼。
对悲剧人物，我们采取的是仰视的态度。他们如洁白的冰山一般矗立在我们面前，纯净、崇高，“高山仰止”。
喜剧则不同，“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语）。就是将人性丑陋、卑污的一面撕破给人看。在“撕破”的过程中，讽刺与嘲弄是少不了的。对喜剧人物，我们的态度就好比是在动物园里看猴一般，觉得滑稽、可笑。我们采取的是俯视的态度。猴子虽是我们的本家，但终究因为没进化好，所以被我们鄙视。
这是西方的悲剧观与喜剧观。但一来到中国就荒腔走板，扭曲走样。比如赵本山的小品，在中国很受欢迎，大家觉得是喜剧。但一拿到美国去展览，美国人看了就很反感。在他们看来，赵本山模仿残疾人，拿残疾人当笑料是对残疾人极大的侮辱。他们认为，你可以嘲弄总统，嘲弄当权者，但不能嘲弄残疾人与弱小者。我想，这与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关。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人——尤其是个人，被抬到了金字塔顶端的位置。对个体生命、个人尊严的捍卫与尊崇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由此便形成了悲悯弱小者的人道主义传统。残疾人本身就引人同情。在人格上，他们与身体健全者是平等的，理应被尊重。模仿、嘲弄的确是一种侮辱。
中国文化中，儒家是正统。注重个体价值与个性自由的道家思想往往被斥之为异端。有悲悯情怀的佛家思想来源于番邦，当然也是异端。就连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旷达之士苏轼也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训斥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此处异端即指佛道思想）。儒家也讲“仁者，爱人。”但它更强调尊卑有序。你的爱不能泛滥，不能像墨家那样“兼爱”，而且得分三六九等，“发乎情，”还得“止乎礼”，一切必须在“礼”的条条框框里爱。若有胆敢违背礼教者，统统在摧残、打压、驱逐之列，更别谈什么爱了。儒家以家族、国家为本位，个人修身的目的无外乎“齐家”、“治国”。家族与国家都是按照“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模子来熔铸的。个人在其中自然失去了活气与尊严，沦为权力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对个人——尤其是小人物的漠视导致了人道主义情怀的缺失。所以看到赵本山模仿残疾人我们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敏感。这其实反映了我们骨子里头对弱小者的漠视，也反映了心灵的麻木与冷血。
讽刺与嘲弄就好比刀剑。长刀所向的是假丑恶，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但向小人物挥刀，屠戮妇婴，即使再怎么勇武也会引人愤慨，遭人鄙夷。
西方有名的喜剧《钦差大臣》嘲讽的是过着寄生生活的骗子与腐败、愚蠢的地方官吏。莫里哀的《伪君子》、《吝啬鬼》嘲讽的是虚伪与吝啬。而赵本山，从《卖拐》到《乡村爱情》，搞笑的材料却是残疾人与脑残者（如宋晓峰、王木生之流），以此来营造一个娱乐化的伪乡村与一群伪农民。中国真实乡村的辛酸与血泪被掩盖了。为什么我们宁可到《乡村爱情》里看伪乡村，找乐子，也不愿看看自己身边真实的乡村？大年初一，我去拜访一位远房亲戚，他一生未婚，孤寡老人，半身不遂，其凄凉处境在《乡村爱情》是没有的。
同为喜剧艺人，周星驰就远高于赵本山。周星驰将嘲弄发挥到了极致。但有一种东西他从不嘲笑，那就是爱情；有一类人物他从不戏弄，那就是小人物。他的电影处处可见对爱情的珍视与对小人物的悲悯。相反，对那些所谓的权威、大人物、有权有势者则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电影《功夫》一开头便是对警察局的嘲弄：斧头帮杀了人，然后趾高气昂地喊警察清理现场。原来警察不过是替黑社会清扫战场的仆役而已。斧头帮似乎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好比一把罩在上海滩上空的巨伞，整个上海滩都活在它的阴影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对弱小者骄横无比，残忍至极，但一旦遇到高手就吓得屁滚尿流。人多势众的一个大帮会遇到高手，还得一次次请别的高手来对付，真是滑稽。
《武状元苏乞儿》里的皇帝昏庸无能，胆小怕事。最后不能自保，差点死于非命。幸亏丐帮弟子相救，这才狼狈不堪地捡回一条命。最后又不得不从皇位上走下来，低三下四地蹲在要饭头子面前请求他解散丐帮。苏乞儿则懒洋洋地教训道：“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的，而是由你决定的。要是百姓都安居乐业，鬼才愿意当乞丐呢。”皇帝老儿点头称是。
《功夫》里的主人公从小就有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这种理想相信很多男孩子都有过。虽然幼稚，但周星驰并没有嘲讽。相反，他让这孩子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铲除了作恶多端的斧头帮，让上海滩重新沐浴在阳光里。理想不应被嘲弄，天真亦不能被嘲弄。这些都是美好的东西，且属于鲁迅所说的“有价值的东西”。
蓝天，白云，骏马；海浪，沙滩，椰树；大地，长河，落日；落叶，飞雪，往事；鲜花，雨露，情书……这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重要依据，它们是神圣的，绝不应被嘲笑与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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