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改了一个字
门振成 文汇报2012-01-17 第十一版
我没见过这么倔的人。我竟然跟着他也一块“倔”了十八年。
就是为了一个字,“退休”改“离休”。他本该办离休。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1948年战斗中负伤。解放后1952年参加工作。到1984年是按1952年办的退休,办完后觉得不对劲,然后回头去找。
这个人姓于,平时我喊他老于。
那天他到了单位,人事科长跟他开个“玩笑”:“于头,不要小看只改这一个字,你可要多拿好多钱哩!”科长动了动手指,笑眼瞟他:“你得出点血!”老于皱了皱眉,心里觉得挺别扭。心想,这么点事,又是本该办的,却说出这个来。老于倔,偏不想出这个血。
他真就没出血。空着手一趟一趟地跑,理直气壮地催,把人家催烦了,科长说:“公司党委研究了,没定也没否,回去等着吧!”听说党委研究了,老于立马就往楼上跑,找到了一把手:“书记,我的事研究了?”书记一愣:“你的什么事?”“唉!我的退休改离休哇。”书记有点懵:“我一点不知道啊!没研究,没研究。去找人事科。”老于一听这,急忙跑下楼,指着科长问:“你不是说党委研究了?我刚刚问书记,书记说没研究!”老于一竿子捅到底,弄得科长很尴尬:“谁让你去找领导?回去等着吧。”老于虽然也生气,但总算把火压住了,他有一种胜利感,出门时边走边嘟囔:“小子,别跟老子玩这套。”
老于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1985年了,那时候我是河北日报的驻市记者。他把事情说完之后,两眼直勾勾盯住我。我不经意地问,人家不是让你“出血”吗,咋没出点呢?“不出血就不能办事了!共产党是这么办事的么?”一句话把我闷那了。过一会儿我又问,没找政府信访吗?“找过,不管事。”
这类事不能写报道,也不能发内参,弄不好容易帮倒忙。思来想去,最后我给他们公司领导打个电话,电话里我是客客气气地,生怕对方有误解。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老于再去找科长,科长变脸了:“到处去告状,让记者给解决吧!”瞧,人家果然较上劲了。
话说回来,这时顺着科长的“玩笑”走下去,事情也许还会顺畅,嘻嘻哈哈就OK了。那时候价码低,两瓶好酒就见亮。可老于最烦这一套,他是从骨子里看不惯。人家呢?人家也别扭:偏碰到这么位不开窍的爷!
又拖了一年多,我给他们公司党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管事了。党委开了会,眼看就要解决了,没想到人事科又提出新问题,说老于负伤没材料,还得搞外调。
外调回来后,老于的事黄了。公司下了文,说他养伤时间短,工龄接不上,不能办离休。
原来,政策上有规定:第一次参加工作到第二次参加工作,中间间断三年以上的,工龄按第二次算起。外调说,老于养伤只有三个月,间断时间长。
“怎么会是三个月!”老于一听就火了,气冲冲地去找外调者。那次外调是一个人去的。
“我是哪年负的伤?”老于指着他的鼻子问。那人有点慌,直眉瞪眼地看着老于,吞吞吐吐答不上。“我在谁家养的伤,啥时养好的,谁给证明的?”老于连珠炮地问,那人汗出来了。“外调至少去两人,那个人是谁?”一听老于问这个,他更慌,临时抖机灵:“养伤三个月,是你姐姐说的,要不你去找公司,说你姐有神经病,要求重新来。”“我看你神经不正常!”说着老于就去揪他的脖领子:“走,跟我去对证!”那人见事不好,撒腿跑了。
老于再去找公司,上上下下跑遍,没一个人听他的。没办法他又找到我。
不能吧,会拿外调开玩笑?我在琢磨这件事。总不该不相信一级党委吧?老于看出我心思,他捶胸顿足地冲我喊:“凭良心,凭良心啊!”他手指着卷橱急赤白脸地说:“档案里有记载呀,他们欺负人!”
老于脱掉裤子让我看他大腿上的伤疤。他说,那年月八路军负了伤,上哪找药哇,老乡用牙粉往伤口里塞,结果化脓、溃烂,折腾一年多才把子弹取出来。看着老于的伤口,想到前面发生的事情,我顿生决心:管!这事我管到底!
经过请示后,我写了一封函调信。回函上盖着当年老于养伤的那个村村委会的大章子,证明老于说的是真话。上次外调是那人事先写好的,骗老于的姐姐按的手印。
函调转给公司后,上次的外调人员怕了,他怕我给曝光,主动到记者站来认错。这人五十开外,脸上写满惊恐,浑身透着可怜,让我看着不好受。原来,他是为了给服过刑的儿子找工作,才做下了这等交易。
事就怕往一块挤。这些天,老于急猴似的到处找。凡是接待过他的单位,都把反馈的信件、电话对准公司一把手。再加上记者又搞了真外调,闹得一把手很恼火。偏偏这时,老于找来了。还没开口,双方已带着八分气。老于问:“他们搞假外调你知道不?是谁让去的!”话像机关枪,上来就是一梭子。正好打在一把手的火头上。“是我让去的,怎么着!”老于一愣神:“是你让去的?那好哇,你签上字,写上是你让去的。”老于火上浇油,一把手彻底燃烧了:“我不签,你告去吧,告到再上边儿,我不批你也办不成!”他顶着火走了。“好,你等着,不告趴你我不姓于!”老于指着一把手的背,气得直蹦高。
事情闹到这分上,也就难免节外生枝了。1988年10月,市劳动部门过问了老于的事,眼看着问题就要解决了,公司里又有人提出个新问题——验伤。目的很明确,如果说老于伤口不是枪打的,他的事就彻底玩完了。
老于知道这里边有猫腻。通知验伤后,一连等三天,说医院还没联系好。第四天,公司把老于叫去了,说要到“266”医院去验伤。“我不去,除了‘266’,别处哪都行。”
“为什么?”
“你们有鬼,验个伤还用联系三天吗!”老于冲着在场的人。当时,一二把手都在场,保卫科的人也来了,科长冲着老于喊:“快上车!”这时,几个人一拥而上,推的推,搡的搡,硬把老于往车上拽。老于腾一下子就火了,猛地挣脱开,吼道:“你们吓唬谁?谁上来,我拿板凳砸死你!”老于要抄家伙,大伙拉开了,这次验伤没验成。
又拖了三年多,到了1991年,轻化公司撤销,与二轻局合并为轻化工业管理局,原来公司一把手变成二把手。这一年,老于的事出头了。验伤的事,是局里定的点,请市医院外科主任给验的,确认老于的伤是枪打的。局里下了文,承认老于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工资由原来的85%改为100%。
这事已经“奋斗”了七年,有了这个结果,也算是谢天谢地了。可老于万万没想到,关键那个字仍没改,说他是工人,工人不能办离休。
1992年,我从记者站调回编辑部,和老于已是千里之遥,他的事也已鞭长莫及。后来才知道,这些年他几乎跟档案干上了。无非是人家说出一件事否定他,他不认,要求查,盯着找,上上下下地跑。好容易澄清这件事,又出来那件事,一件事周而复始转一圈,没个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两年工夫下不来。最让他头疼的是,一到节骨眼上,档案里的关键材料不见了,事后又有了。
老于像着了魔,疯子似地跑。突然,他倒下了,一连三年没出家门。他那年仅42岁的儿子得了癌症,从住进医院到死还不到半年。当他得知那个“癌”字时,当场吐口血,雷击般地瘫软在医生面前。他强打着精神瞒下了,没敢跟病榻上的老伴说,怕她受不了。直到儿子临终前,才把老伴搀到病房看一眼。老伴扑在儿子身上哭昏了。老于心碎了,眼前一片恍惚。“爸爸,离休的事别找了,好好看着我妈吧,您也有高血压,我怕你们……”儿子病危时的话,一字一钉地往他心里扎……
“我就不信没处说理去!”老伴病好后,老于的倔劲又来了,又要去上访,那架势,活像个冲锋陷阵的兵。老伴堵着门口拦住他:“求你了,老头子,可别折腾了,都这把年纪了,又都有病,熬着多活几年吧。”说着,老伴抽泣了,老于也哭了。他拍着胸口说:“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你让我出去蹦跶蹦跶,心里反倒好受些。”
1996年,老于特意跑到石家庄来看我,一见我面就哭了。他老了,那一脸的虎气不见了,他像变了一个人。我深知,在精神上他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这一次,我给老于所在市的市长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上老于的材料,让他带回去。没多久,市长批示了。市委组织部也承认老于是干部,市劳动局也决定给老于办离休。尽管是这样,基层还是迟迟不落实。“魔术档案”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一直拖到2001年,老于所在的厂换了“婆婆”,归属当地的钢铁集团后,老于“退”改“离”那个字,才真正改成了。前后算起来整整18年。
明眼人能看得出,老于的福星是那个“换”字,只有换了头头,换了单位,才能见亮。多亏老于命大等得起。我跟他摽了18年,他的事解决了,我也退休了。这18年,我为他找过省劳动厅、市劳动局,省市委组织部、企工委;找过部长、市长、厅长、局长,记不清写了多少信,打过多少电话。
问题解决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七一”这一天,老于坐了一夜火车来看我。他送来一面锦旗,上写六个字:“人民的好记者”。报社的人给我们照了相,刊发在机关内部小报上。可我总是高兴不起来。看着锦旗上的六个字,我心里说不清是啥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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