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另存”海量老唱片

几代人接力，上海图书馆盘清了二十多万张馆藏老唱片的“家底”，更已利用数字技术将其中十三万多张转录、存储，最终目标是向公众开放查询和欣赏——

数字化“另存”海量老唱片

文汇报首席记者吴越 2012-06-10头版 

　　“远方的鼓声”。上海图书馆为馆藏老唱片展览取了个蛮有诗意的名字。

　　展览现场，陈列着老唱片、封套、唱机等等，还摆了一台电脑——工作人员说，“远方的鼓声”就在其中。记者戴好耳机，在电脑屏幕上随手选出一个名为“乙曲34”的文件夹，内有音频文件和图片文件各一；双击播放音频，耳朵里立即充满了热切而轻快的曲调，只听歌者用委婉的嗓音唱道：“百花开，百花香，粉蝶游蜂采蜜忙。红满枝，绿满枝，万紫千红争短长。欢迎游子返故乡……”再点开图片文件，是那张唱片片芯的扫描件，可以清晰辨识上头的文字：原音唱片、胜利唱片、歌舞曲、周璇、百花开、胜利大乐队伴奏……原来，这是周璇演唱、陈歌辛作词作曲、胜利公司出品的老唱片《百花开》，早已难得一见。

　　这台电脑里总共存着100个文件夹，逐一点开，个个惊艳：谭鑫培1906年灌录的唱片《洪洋洞》、余叔岩1931年灌录的《打渔杀家》、德国留声机唱片协会发行的京剧老生王桂芬的拿手戏《目莲救母》……工作人员更告诉了记者一个惊人的数字：上海图书馆利用数字技术转录、存储、可供上机欣赏和研究的馆藏老唱片，至今已达到13万多张。

　　

为一张唱片编目，工作量抵5本书

　　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急速颤动的针尖在蜡纸上记录下了第一首可以“回放”的歌《玛丽有只小羊羔》；1888年，德国人玻里纳制作出历史上第一张唱片；1900年，第一台唱机连同唱片进入上海；1908年，百代在华代理公司成立，主营唱机，并把京剧等“中国声音”录下，送去法国制成唱片再回销中国；1921年，上海第一座录音棚建成，开创了中国的唱片工业。

　　1913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公共图书馆率先将唱片列入文献收藏范围；1970年代后期，上海图书馆开始收藏唱片，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唱片资料专藏组，以粗纹、密纹等唱片收藏为主；至2012年，上图馆藏老唱片总数为202740张。

　　这20多万张中外老唱片，无疑是一笔殊为难得的文献珍藏，但整理起来又是一场巨大而漫长的考验。项目负责人、编目学专家郑传红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上图的，在她之前，已有几位学有专长的前辈日以继夜地为唱片做着编目卡片。

　　“为一张唱片编目的工作量，等于甚至大于5本书。”郑传红说，为每张唱片做“身份证”，不是把片芯上现成的信息录入就完了，还要尽可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样读者检索起来才更方便更准确，“比如片芯上有年份、歌手、乐队，但没有指挥或词曲作者的名字，我们就要扎进茫茫如大海的音乐文献资料中寻觅、打捞。”一般说来，每张唱片都有超过30项信息要“填空”；而两张同样内容的唱片，只要有一项信息不重合，就要作为另一个版本，“自立门户”。因而，上图馆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有80个版本，仅粗纹唱片就有13种；施特劳斯圆舞曲代表作《蓝色多瑙河》竟有115个版本，《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也有39个版本……为如此详尽的目录，两三代人付出了心血。

　　如果说郑传红是第二代唱片编目人，那么在声像资料库工作了6年多的小伙子乐美志是第三代。他告诉记者：“一天能做出20条目录，就很不轻松了。必须心很细，动作很快。”2009年，小乐参加馆内编目培训考试拔得头筹，至今上图还有不少业务部门盯着要他。周德明副馆长对记者说：“给老唱片编目录是十分寂寞的事业，但却磨炼出了优秀人才，我为他们骄傲。”

　　

时间不等人，焦虑如擂鼓

　　与唱针分别已久、躺在收藏柜里的老唱片，上图人却能听见它们发出的另一种声音，那是无声的催促。

　　“唱片在老化，唱机也越来越稀有、好些配件一旦坏了再也找不到替换，时间不等人！”郑传红这样对记者说——原来，这“远方的鼓声”在上图人心中另有一种含义：焦虑如擂鼓。

　　进入21世纪，郑传红等人感到“不做机检（机读目录检索）不行了”。这不光是把原先手写的目录输入电脑，更迫在眉睫的工作，是要把老唱片里的声音用数字技术“另存”。她回忆说：“我们参观了很多收藏有老唱片的兄弟单位，发现大家都处于准备阶段，谁也没有实际经验，更没有可以参照依循的模式。时间真的不等人，我们上图的读者服务中心和信息处理中心两个部门于是联手，先试着做起来。”

　　2006年，数字化“另存”开始。工作人员做了千百次尝试，比如，老唱片在转录前先要清洗，去除片纹里的尘垢、霉菌和手印等，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唱片清洗机、用什么药水、药水与纯净水调配成怎样的比例最佳……都是问题。光为了药水，上图就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反复寻找、比较。再比如，转录的操作也颇多难点：过去灌录唱片并不严谨，有的75转、有的78转，也有些一开始速度正常，到后来越来越快……转录操作人员必须仔细地选用不同唱机对付不同类型的唱片，同时非常小心地矫正速度偏差，并且利用数字调音台对声音的动态、响度，以及演唱与伴奏的比例平衡进行非线性调音。

　　“现在的机器有智能降噪功能，但把这个功能用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反复斟酌，”周德明副馆长说，“很多音乐工作者认为，听老唱片就要听那种特殊的‘味道’，比如微微暗哑和断续的声响，那也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信息，我们决定适当保留。”这是“母版”，往后如果有人使用这些声音档案时有不同要求，尽可以做进一步的降噪和美化处理。

　　2009年，转录和扫描片芯等工作大规模铺开。与时间赛跑，上图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老唱片“再生利用法”——他们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无论是将数字化目录的“格式”标准化，还是6步骤工作模式的建立，都填补了行业空白。

　　

还有7万多张西洋老唱片待“开发”

　　数字化给读者带来的便利显而易见。

　　半年前，云南昆明一位作曲家的后人千里迢迢赶来上图，寻访1959年她父亲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一部音乐作品。在此之前，她找遍了省内相关单位，还曾赴北京国家图书馆查询，均无功而返。但上海图书馆很快从数据库中检索出了这个作品，放给她听。虽然只有短短5分多钟的片断，但已是世间仅存，作曲家的女儿潸然泪下……最近，南京一家越剧院专门派人来上图查找“越剧十姐妹”之一竺水招的稀有唱腔片断，亦满意而归。

　　上图读者服务中心阅览部主任林琳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个人和单位在他们这儿得偿所愿。伴随老唱片整理转录工作而开展起来的音乐沙龙、音乐放听欣赏和定制等读者服务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更有不少音乐爱好者将手头大量老唱片捐赠给了图书馆，上图则将捐赠品做数字化转录，制作成全套光碟回赠他们。

　　周德明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向公众开放查询和欣赏。”

　　但还有繁复的工作要做。“20多万张老唱片，已进行数字化编目和转录的13万多张基本都是中文的，其余7万多张是外文唱片。”郑传红说，接下来，他们要根据第一代编目人留下的手写卡片、对照上图这些年购置的西洋音乐信息库，重新梳理外文唱片目录信息并录入电脑，同时做数字化转录。

　　“这肯定是一块更难啃的‘骨头’，但肯定值得去做。”说话间，记者跟郑传红、乐美志们，仿佛又听见了老唱片那无声的催促，那“远方的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