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的信
日期：2013-08-18 作者：李章 来源：文汇报
辛丰年的信
□李章
今年春，天多冷人多病，日月苦辛。3月26日，辛丰年先生离世，接下来他留给我们的空茫，将这寒春延长，悲凉中略感欣慰的，是3月26日，贝多芬去世的日子。
我知道，辛丰年喜欢的作曲家，贝多芬是排头位的。
5月初，严晓星E我一信：“严老走后，我非常非常的孤单。没人能说话了。以前读书，首先会想到有他可以分享。熟悉他的兴趣与思维，有什么也估摸着他会不会有兴趣，就跟他说。现在好不适应……”
我们都很失落，我们这群追随辛丰年的人，心中缺了角。我跟晓星，也是跟自己说，就读先生的书，读先生的信罢。否则，又能怎样！
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辛丰年先生，受教、交往二十余年，给他写信，给他打电话。后来，工作以外的通信和通话，也加入这惯性，成了自己感情的需要。其间不仅止于跟他学了很多知识，被他吸引，更重要的是，片言只语字里行间他纯良的心、高越的人格，力透而出，泽被后学如我辈。而感情的需要，终成依赖。以后，我怎么办呢？
3月以来，我几乎日日想着辛丰年，有时还会梦见，这在我是很少有的。我翻出先生的信，重读，浮想联翩。
李章先生：您好！今天收到来信与刊物，很感谢！
你刊一创刊我就看了，还写信提了些看法。近年的看得少，读此二期感到办得更好了。这是同科普一样有意义的“乐普”工作。
来信恳切，我感动又惭愧。自己是已退休的普通人。虽是乐迷，所知甚浅。无非听了些作品看了些文字资料而已。那些读乐文字是在《读书》编辑部启发之下乱谈了些感受，幸免方家齿冷，反而得到同好者认可，颇感惶恐！
“音乐与我”一栏之设是好主意。我向来极愿知道非音乐者听乐的情况，可惜我国的这种资料极少，令人觉得很多学者文人似乎都不爱乐。事实必不如此。你们如能把这方面的信息报道出来，既有史的价值，又会吸引更多人听乐。
多承约稿，拟一谈自己爱乐生涯的一点情况供您选用，七月上旬交稿，争取提早。可否?
祝好
严格（辛丰年）
6.4.（1990）
这大约是辛丰年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括号里的1990，是我查证出的年份。由于他写信不爱写年份，我又不爱留信封，我保存的信就都是仅有月、日，只能靠内容推测年份。
我是从《读书》上知道的辛丰年，他开了专栏“门外谈乐”；1987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乐迷闲话》反响热烈，颇如先前出版的《傅雷家书》。1989年我有幸做了《音乐爱好者》杂志的编辑，便去向他约稿；没有联系方式，就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求助于《读书》杂志。查看日记，1990年5月2日记有一笔：“给辛丰年写约稿信，请《读书》转。”6月初便收到辛丰年复信，我大喜过望，由衷感谢《读书》的同行，他们处理读者来信的认真是我的榜样。
从此辛丰年便与《音乐爱好者》结缘，期期惠稿，准时准点，如扬帆乐海的班船。这船一开便是十年，直至我因病离开杂志。那十年先生的手抖尚轻，白内障的困扰姑且着，信件来往就比较多。头几封信我冲着开专栏去的，关于栏目名称我俩反复讨论。起初辛丰年拟用“乐史掇拾”，我觉得不够通俗；他又想出“乐迷话匣子”“乐史杂碎”，我仍觉不理想；最后干脆沿用傅雷之说“音乐笔记”，请他定夺。
李章先生：您好！刊物收到。“音乐笔记”这名目我觉得不错。较实在，又可包容许多话题。我读书也常做笔记，音乐方面也记了好些。寄上一稿请指正，如可用，内容上的毛病，望予修削，不必客气。我欣赏一种说法：编者、作者是合作关系。
以下是关于办刊物的想法。思量多次，没想出多少可提的，先说几点，以后随时补充。
一、已介绍的乐人、作品、知识，相当广泛了。今后是否怕重复？我想不必怕。老题目上大有新文章可作。尤其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一段音乐史中的，特别是巴、莫、贝、舒（伯特）、肖、瓦、勃、德这几人。其人其乐背景环境，材料是取之不竭的，而我们所知太少了。
例如，莫扎特的书信、贝多芬的同时代人看贝多芬、柏辽兹的音乐通讯，他的回忆录、瓦格纳与反瓦者对骂之久……这些资料都大可利用（上海有这些书）。
总之要让爱乐者获得更立体的知识、信息，深化其兴趣，提高其境界。
二、“音乐与我”也大有可为，如能像《一百个北京人》（张辛欣）那样搜罗，发掘，让名人与凡人无拘束地谈出真感受真体验，必能引人入胜，引起共鸣，将来看能否汇成一书：《一百个爱乐者》。有些人可能自己写不好，可以叫他谈，录音整理，要如实、如话，不要文艺腔。
三、要多多报道国内外乐情，但泛泛的应景新闻不好，广告、捧场式更不必。其实国外乐讯，他们刊物、报纸上一定很多。对中国听众感兴趣的人物、乐队、剧院动态，似可经常报道：马友友、梅纽因、小泽、帕尔曼、维也纳爱乐乐队、柏林爱乐乐队、斯卡拉、拜鲁特……国内外钢琴、小提琴、吉他等生产、销售情况，唱片、音响工具新情况（这应该是一个重要题目），乐谱、乐学书籍出版消息……
四、一个小点子不知是否可取：一部“左图右史”的西方乐史，看起来一定不枯燥。例如，一幅李斯特弹琴的油画，沙龙中挤满仕女，作种种风雅态，以此为题，配以一篇文字，不仅谈李，且可使当时的音乐风尚形象化，让读者对乐史加深兴趣。要图文并茂，图可赏，文可读。图片有来源，仅《格罗夫》便有几千张，原版中且有彩色的，翻印效果尚可。
这部《音乐画史》不必求全，蒙太奇式的即可，如在刊物上连载，一次一至两三题，问题是制版增加了成本！
以上聊供参考。
…………
严格
1.21.（1991）
此信写有三页，结束了再补一页。“音乐笔记”专栏开张，头三篇暖场，然后打出重炮《学会倾听音乐》《不必望洋兴叹——欣赏曲目漫议》连载文章，这两个系列，可看做乐普教程，没有学院式的赫然理论，对如何听、听什么有着实际的帮助，很对爱好者的胃口。有读者来信，转给他，他是有信必复，便多了爱乐的朋友，其中有善感能写者，再返荐给我。辛丰年不仅仅是我的作者啊，他经常代我组稿，帮杂志宣传，有时甚至比我还着急：“为何不去盯住徐迟写篇回忆？……何不挤他写，能多挤出几篇更妙，不能等，他老了！如实现，我看应突出安排……11.11.（1995）”再后来就是1998年热情四溢的《向太阳——漫说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1999年《鲁宾斯坦缤纷录——阿图尔?鲁宾斯坦自叙剪辑》；系列之外，间以杂篇。十年后，专栏结集成书《辛丰年音乐笔记》。1999年5月我住在瑞金医院，单位卫生室的曹医生前来看望，带来了滚烫着墨香的《辛丰年音乐笔记》初版样书，曹医生探病人送书，她了解我。
《剪辑》也出了书。陈丹青告诉我，他将《鲁宾斯坦缤纷录》赠及师尊木心，木心先生大加称赞，说是难得看到国内有那么好的书。陈丹青问我再要一册。
给刊物建言，是我的请求，他多次来信详谈，想法层出不穷，让人眼睛频频发亮。从大的框架到具体选题，包括作者。比如，方平、鲲西、程博垕、何满子等等，都是他的书面引荐，连地址电话都附在信中。所荐都是大人物，我便一一登门，竭尽虔诚，他们后来都成了《音乐爱好者》的铁杆作者。
后来《音乐爱好者》的走向，已有相当部分是辛丰年的思路，在刊物惨淡经营的岁月里，他撑持了《音乐爱好者》的半壁江山。
可惜“左图右史”未能实现，确有成本的问题。前几天我回娘家《音乐爱好者》编辑部，谈起“左图右史”，想不到他们正策划类似选题，与二十年多前的辛丰年不谋而合。
辛丰年写信，绝无寒暄，往往直抒己见：“此期好东西不少！如《牛津听乐记》《苏联歌曲与我》……”“黄宗英一文很真，有味。”“以后是否可约赵晓生对一些新作与演出或唱片发议论？他的见解是可以认真听听的……”某某篇“似可不登”，某某人“文风不可取，要谨慎……”不一而足。而他对责编，多是鼓励：
“初步浏览，好文不少！'盲童’这一题，抓得太好了！我竟未曾想到过。将再读，从盲人心中之乐思索音乐形象问题……
“有点随想，仅供参考：'音乐与我’评奖延期很对，此栏更不该结束，但须蓄后劲，出新意，造小高潮……严格9.2.（1992）”
“您对盲孩如此关怀，令我感动！我是极爱儿童的，对不幸的孩子更是同情。只恨无能为力，只能为他们洒一掬同情泪而已！严格9.16.（1992）”
信中提到的“音乐与我”，是由非专业的爱好者谈音乐的栏目，曾有征文比赛。盲童一题，则指1991年第4期“音乐与我”的一组盲童的文章。其中有一位15岁的盲童朱闽，后来获了奖。后天失明的朱闽写得最多的是颜色，他说黑暗中音乐像朝阳搂着他，并说“决不能颓唐”。后来他考上了费城的一个盲人大学，只身去了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卢沟桥的盲人出版社工作了几年，又只身去了深圳。
1991年，烟花三月，我第一次去南通拜望辛丰年。彼时苏通大桥尚未开建，上午乘通州208快船到南通港，找旅馆，吃饭，磨蹭半天，踅摸到解放新村先生的家也就到了晚上。因事先没打招呼，先生颇感意外，圈圈叠叠的镜片后目光迷蒙，他人干瘦但身板硬朗，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略带沙哑，语速不快总有问句，如其文。先生的家呢，四壁寒素，床上铺粗席，桌上，茶杯内壁茶色深重。第二天是我感到意外了：辛丰年焕然一身新军装，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饭店门前，濠河在他身后流淌，这画面庄严郑重，令我肃然。我深知这是对《音乐爱好者》的看重。这种态度，似老一辈人才会有。那天他带我去参观了纺织博物馆、张謇的濠南别业、博物苑，还磕磕绊绊地爬上了文峰塔，我们边走边看，相谈甚欢。午饭他提议吃南通蛋饼，未果，转而领我下了馆子：豆苗、酸辣汤，还有——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刀鱼！那餐馆的二楼，素朴敞亮，刀鱼亲民，远非今日的天价。
我常常想着辛丰年那天簇新的军装，领章帽徽空着，系离休纪念品，一看便知，不常穿的。先生的追悼会前，多年没见的吴维忠君开车到苏通大桥来迎我和樊愉君，见我一身黑色正装很是惊讶，他（樊愉也同样）从未见我这般穿着。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还先生的一份情义，这情义欠得太久，整整二十三年！我与辛丰年第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见面，就像奏鸣曲式的两端，呈示与再现；着装是主题，我来完成“仪式”的再现。
那些年辛丰年也来上海。有一次下榻于十六铺码头对面咸瓜弄的一间老客栈，那是我到上海之后第一次看到了“上海”。客栈门脸不大，入内却是豁然开朗，白木的楼梯栏杆，围绕着天井是一圈圈一层层密布的客房，阳光雨一般洒下，真好看。房间挂有布门帘，内置一桌一椅，迷你型，角落里是那种带高挑毛巾杆的脸盆架，辛丰年正在洗脸。我很惊奇他如何找到这般古董客栈？地段倒是方便的，下船即是。前一阵去那边，新起了排排高楼，辛丰年的客栈不见了。
1994年秋，《读书》才女赵丽雅君去南通组稿，再陪辛丰年来上海同留学美国的沈双欢聚。我不善接待，反应总是慢半拍，在创作室就地吃了简餐，对“恩人”多有怠慢，错失了一个报答《读书》编辑同行的机会。那天我陪他们瞎逛，参观了绍兴路54号三楼《音乐爱好者》小小的编辑部，去襄阳路的一家小店淘CD，辛丰年一直兴致很高，步履轻闲，绝无古稀之态。对西方音乐淡然的赵丽雅君，硬是被辛丰年拉上了爱乐的“贼船”。他俩翻检着唱片，讨论着自学英语。这是印象中鲜见的辛丰年欣然放松的时刻。
第二次去南通是个即兴节目：我偶然起意陪太太去启东开会，私心里想去看望辛丰年。会议第二天去狼山游览，我趁机脱队，小雨中独乘小巴赶往南通城里，在虹桥新村附近下车，用公共电话向辛丰年报到。他很兴奋，说是神奇得很嘛！找到154幢，他已立在寒风中，等着我了。新房子比解放新村好多了。进门我就看到了严锋给他置的加拿大psb书架音箱，很随意地摆在钢琴上。我寻思着，现在好了，这比他（也曾劝我）“咬牙买下”的袖珍CD机阔气多了，可饱食终日了。他也就用音乐款待我：门德尔松的《芬格尔山洞》及莫扎特的《邮号小夜曲》，声音不错，他很得意。近午时分，将我领到了一家自助火锅店，说冬季的雨天就怕吃得冷。大圆台桌子就我俩，他身体看上去不错。那是1997年的12月。
那年5月尹萨伊弦乐四重奏团来上海，我订了票，曲目是海顿的Op.54之二、德彪西的G小调，下半场则是德沃夏克的《黑人》。我知道《黑人》是辛丰年最推崇的。他先是在广播里偶然听到，觉得好，就一径追踪，这一追就是二十年！直至1960年代才托人从布拉格买到乐谱，又从东柏林买到唱片。“文革”中他的宝贝历遭劫难，却冒极大风险雪藏了《黑人》。
大概我写信谈了该次音乐会观感，引来了他很多话题：
李章：估计又会收到来信，果然就来了！信中既有信息又有感受，读之有味。你提到德彪西四重奏的写作年代，查《格罗夫》，它作于1893（1894），《牧神》是1892-1894，先完成双钢琴谱，1895才完成管弦乐总谱。那么，是否可以看成双胞胎？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作品同《新世界》《黑人》同时出现，这似乎又可以当做宏观音乐潮流中的一种奇妙不过的复调来听？！
德彪西这首唯一的四重奏，我曾向往多年。54年才听到，是向上海陕西南路“永兴”（？）唱片行邮购而得，老板用一个内衬绒里子的手提唱片箱装了寄给我，此箱我至今未忍弃之，它跟我一起到了我“劳改”的砖瓦厂，又带到了此地。当年一听，莫知所云！而“牧神”却是在39-40年一接触便被吸住的。去年买了张CD，才又细听，仍觉费解。至少这在他的作品中是一种刺耳的声音。室内乐中的拨奏本来可以产生其他拨弹乐器无法做到的特殊效果，但他似乎对噪声更感兴趣。
…………
严格
6.21.（1997？）
信中提到的四部作品分属同一时期的两个流派。我也是这二位大师的拥趸，但从未想到将这四部作品作比较，更没有纳入潮流领略复调之妙。我以为异类不比；他启发了我，可以比。信中所描绘的内衬绒里子的唱片箱也令人神往。而砖瓦厂，我也做过的。
1999年3月3日，我带《辛丰年音乐笔记》的校样，三去南通，请先生当面解疑。还是在虹桥新村的家，他写字很慢，手在抖。外孙女玲玲还是个小毛头，我们吃花生，给玲玲拍照片。看他含饴弄孙，毕竟体力不支。“因为喜欢，孩子又要抱，手臂都残废了”，他电话里曾跟我说过。那次他送我两本书：台湾版《乐迷乐话》及海南出版社《请赴音乐的盛宴》，书中又夹上玲玲的照片。我给他带去三张CD，曲目已经忘记，只记得第二天他就告诉我，已听过，没什么意思。
2001年严锋结婚时辛丰年再来上海，在浦东金桥的新房里，唤我去谈天。当时我正忙于责编《朱践耳交响曲集》总谱，就把朱先生的手稿带去献宝，果然他看得起劲。第二天他来绍兴路参观我社新开张的书吧，年轻编辑们故意来回走动，为的是隔门望一望大名鼎鼎的辛丰年。那天，还去了陕西南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园旗舰店。先生在外文部仔细挑书，吴维忠拎着帆布旅行包跟在后面。“季风”的股东之一、我的朋友姚思动，听说辛丰年赶紧上前拜见。我介绍说，思动的父亲便是诗人姚奔，就是女作家萧红最后的时日，在病榻前记录、伺候的那位姚奔。先生眼睛一亮，哦了一声。
辛丰年衣食散淡，却嗜书如命。买书用大帆布旅行包，像买粮食。有一次，刘琳琳拿着辛丰年长长的书单来编辑部找我，帆布旅行包里装了大半从福州路刚买的书，绍兴路那时还有几家书店，她来看看能否补齐辛丰年的书单。她满头大汗拎包的样子我印象很深。
一次电话里辛丰年大谈新到手的《热河日记》，我这边听得目瞪口呆。因所谈之书，书之作者，所涉人、物、事，我是一概不知。他费了口舌对牛弹琴。直到后来，他送我新书《和而不同》，是与严锋合著，看了其中的《对话无声却有情——读<热河日记>》，才算偷偷补了课。用现在的话来说，作者朴趾源是乾隆时期朝鲜的汉学家，《热河日记》是他出访中国用文言文写下的中国观感。
辛丰年平日醒得早，就听BBC的英文广播。何止是听力好，他能用英语直接思维，他说这可以更深通地理解原文。这使我想到柴科夫斯基的乐思，一出现脑子里，就已经管弦乐化了。《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新二版）出版的2001年，他早早地托吴维忠从网上搜索下载，先睹为快，欣喜之情跃然信上：“……《格罗夫》新出版了，共29卷，这决非我辈能买得起的，可你想不到，我已读到了其中几个词条：管弦乐与配器、门德尔松、德流斯、莱斯庇基，还将读钢琴、贝多芬、德沃夏克等条目，此书全部上网，小吴从网上录下的。人家出版家有气派。从网上还可免费得一本120页16开的内容简介，几天后便邮寄来了……2.12.（2001）”
我知道辛丰年最感兴趣的几部音乐的大书，其中孜孜以求的，当属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我一直念念不忘想读其前面的部分，尤想看他怎么谈巴洛克与莫扎特。然而几处都无法借到。不知你能否想想办法，帮忙借了复印巴洛克/莫扎特那两部分?当然，倘能借来读则更妙，可核对中译中我疑其有误之处。1.14.（1997）”于是我拜托杨燕迪君借来上音图书馆的藏书，书已破损，扉页有一枚红印，上刻“谭小麟赠书”，顿令我肃然起敬。谭小麟的遗赠，算是文物了，外借南通总不相宜，便尽量多地复印了几章托朋友带去。后来严锋终于在海外为父亲买到了英文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先生来信大呼“一定要细读的”。
2001年6月6日，我四去南通，给辛丰年带去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文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这是责编杨建国所托，并请辛丰年写书评。那次是乘武汉开来的江轮，六个多小时才到。晚饭先生带我及吴维忠去了临水的一座亭台楼阁，荷塘月色，美食清茶。看我喜欢，第二天又安排了午宴在那里，并唤来严晓星、刘琳琳、吴维忠、李娟夫妇、画家余先生等朋友。那里的荷叶蒸饭、海勒鱼是在别处吃不到的。饭后一拨人又浩浩荡荡开赴新开张的梅庵书苑，那是青杉中的一处惊艳，湖畔茅庐，曲径通幽，大家赏画品茗，不亦乐乎。有朋友不断赶来，庵主冷雪兰女史抚琴一曲《酒狂》助兴，梅庵派传人袁华则献演《关山月》和《平沙落雁》，后又奇遇我喜欢的画家冷冰川，原来是冷雪兰的哥哥！那天人多，先生话少，坐在竹椅上翻看画册，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话，或拄拐若有所思，继而起身去抚弄古琴，我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这便是后来在朋友圈子里传开的“反弹古琴”的由来。那日真是快乐！傍晚送辛丰年回到家里，他将帽子脱下，才发现，他已白发满头。
我从未见过辛丰年染指烟酒，未见过他开怀大笑。他不善幽默或说不屑幽默。他就像严肃音乐，貌似严肃，一旦听进去，再不能离开。辛丰年更是一个宽厚谦和的好人，对不齿的人和事，也就轻轻以鼻嗤之而已，我未曾听说更未曾看见他发火。然而一次信中他有些火：
有件事颇荒唐……拟将我的三篇文字（都是《如是我闻》中的）收入一本谈乐的书中，征求同意，我当然随便。不久前这书印出了，寄来一本，名《行板如歌》，印刷装帧都相当不坏，可是一翻，真是“出人意表之外！”（这句话是当年鲁迅讽刺一个反对新文化而文字不同的“国学家”的，语病在于“之外”是蛇足。）原来书中除了鄙人、李皖（一直在《读书》上为流行音乐鼓吹，文章却漂亮，真可惜他不爱严肃音乐！）和另一位我陌生者三人以外，别的统统是老外，而且是赫赫的大文人：罗曼?罗兰、茨威格、普鲁斯特、托夫勒……当然是从各种文集中选来的片段文字。
你看，我们三个中国人，根本算不上真正“文人”的，竟成了“代表”，同世界文豪们共聚一堂了！我感到一种大出洋相的侮辱，早知是这种内容，我绝不会同意的。……
11.24.（1996）
这让我看来实在是不算什么，辛丰年却生了气，可见越过了他心中的底线。他对名利，一向淡泊：
……我再次提个恳求，今后再用我稿，务恳把它放到后面去，切勿占重要位置。我作为老撰稿人，写的又不是最新报导，安在靠后的地方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有人愿看，这也并无妨碍。至要至要！
2.21.（1999）
有一年文化部邀请维也纳爱乐、费城管弦等四大名团到北京演出，吴祖强先生代中演公司总裁张宇写信，邀请辛丰年去北京亲逢其盛，而他以不适应长途旅行婉拒。我知道辛丰年长久没听过现场演奏了，他曾吐露过让我替他安排去上海交响乐团听排练的心愿。放弃良机，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揩油”，他写信告诉我。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
当初我责编辛丰年的《阿?鲁宾斯坦缤纷录》，署为编著。这本不是辛丰年的原意，是我为了多开些稿费（编著稿费高于编译），强加并“出卖”了他。看自己2000年10月30日记有一笔：“上午打电话给辛丰年，他对'编著’二字提出异议。但别无好办法，再说吧。”当时多有译者有相反的要求，已成业内风气，我便先姑息了自己，含混过去。现在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先生躺枪，我是枪手。他当面并没发火，连愠怒也没有，他宠我，我就更难过。今天，今天，我连个忏悔的地方也找不到！
2008年9月的一天，我买了长途汽车当日来回票，五去南通看望辛丰年。头一回走苏通大桥，看长江，想着辛丰年，水面宽阔，江声浩荡，真真地灵人杰啊。到了辛丰年姚港路的新居，打电话上去，他颤颤巍巍地下来开门，本来揿一下电子锁便可以的，他却执意亲自下楼梯迎我上去。当我握住他的手，发觉他瘦了，明显气虚，面也苍白。看他的书房兼卧室，钢琴上摆着的还是那套psb书架音箱，小阳台上放一小书桌，桌上是翻烂了的《牛津音乐指南》，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画满了蝇头小字，先生正在看《牛津》呢。我将带来的东西一一给他看，他没兴趣，就是要说话。玲玲放学，母女到家，我向她们“请假”带老人出去午餐。先生电招吴维忠、严晓星同聚，选了最近的一家餐馆。搀他艰难地走去，艰难地过马路，再艰难地上了二楼，点菜，吃饭。他明显吃得少了。严晓星有采访匆匆离去，而先生意兴不减，提议再找地方喝茶。又是一路好走，到了南通剧院底楼的半岛咖啡，要了一壶铁观音，天南地北了整个下午。那一次看到的辛丰年，是位老人了。
我与辛丰年，见面并不多，更多是神交于信中：“沪上音乐有何动态，有暇仍盼告。”于是，我便谈沪上音乐。“关于费城的情况，有何见闻，很盼便中具体谈谈。”于是，便谈费城乐团。“你每次谈出游见闻，似乎没涉及音乐，是否可带个录音机出去？”于是，我再谈旅途上的音乐，没带录音机。我总投其所好，说有趣的事给他听，偶尔也会发发牢骚骂骂人。有一回我给他写了几页信纸，谈的全是，吃。2010年瓦格纳全本《尼伯龙根的指环》德国科隆歌剧院版来上海，我有幸四部看全了，我将之看作自己音乐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一定给他写了信，不会不说给他听的。然而我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蛛丝马迹，全年的日记也找不见了。
后来先生年迈，手抖眼花加剧，“圆珠笔往纸上戳窟窿”，我给他的信越来越长，他的回信越来越短。我便跟他约定，我仍旧写信但他不必回复。有复信的精力不如写东西留给读者。因我知道他肚子里的书还有几部：《乐迷忏悔录》《妙文共赏》《现代文人与乐》《听乐之道》，其中《听乐之道》（即《不够知己的知心话》）是想细说他的几部最爱，都是听过千遍以上的，如《芬格尔山洞》《新世界》《贝多芬第九》《罗马的松树》《罗马的喷泉》等等，“另外还有几个题目，如《莫扎特导游手册》《贝多芬导游手册》，大概只好算了。”
最后的几年，来信常叹为时不多，先是取消了听音乐，后来眼力不济，书也不大看了：“虽然极其衰老，还是贪心求知。”“眼又坏了……买来的好书积压未看或未细看的不少，使人着急，有负债感，乃至负罪感。”倒是关心朋友提供的时政资讯，担忧并“愤青”了一阵子。一次我支吾着给他说网上要为某人翻案的事，他断然否定，观点鲜明。2009年5月，他白内障开好刀，电话里声音洪亮许多，教我如何泡乌龙茶，先用沸水烫杯，再用沸水冲泡……半月前未知的恐慌已然消解。并且，又开始听音乐了。
2011年9月，某天我给辛丰年打电话，无人接听，午饭时打，仍无人接，心中不免忐忑。下午即问严晓星，方知先生摔跤住进了医院，入院前他还特地叮嘱家人不要告诉严晓星。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下他苦了。他是任事（书、乐之外）从不麻烦别人的人，甚至小辈，不便之处，总是先委屈了自己。
去年初，我责编的杨立青所著《管弦乐配器教程》终于出版，我知道辛丰年盼此书已久，第一时间寄上，心里明白，这三卷本1558页的巨著，他未必看得动了。之后，又寄过一本赵越胜的《燃灯者》，打电话过去，他却没看。那些日子，电话里他老是说冷，我大声说温水泡脚！多晒太阳！9月，他让我找马斯内的歌剧《泰伊斯》DVD，想弄清楚小提琴solo《沉思》在《泰伊斯》中的位置和背景，《沉思》估计他也听了几百上千遍，问题也一定存疑了几十年。淘到，弗莱明版，寄去。可是，可是严锋说，我寄去的竟是一张空壳！太不靠谱！于是给他写信，夹在再一张的《泰伊斯》里，那是2012年10月30日，这大约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了。11月，打电话给他，想跟他聊《沉思》，他的声音已有气无力，时断时续，我不敢再谈，匆匆挂了电话，怔了半晌。今年1月中，问严锋，他说不好，有些糊涂了。3月初，我打电话，小儿子严锐说，亲近的人还是记得的，胃口也不坏。3月26日，上午还想着给辛丰年寄些软和的西番尼，不料中午严晓星电告噩耗。
严锋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有我的信，很多。这让我大惊——先生最后的几年，已将藏书纷纷送人，怎么还会保留我的信？感伤之余我又想到，辛丰年生前已跟上海文艺出版社有约，出版五卷本《辛丰年文集》。倘若再加一卷书信，岂不更美？正如本文的初衷，辛丰年的信，有更多的人看到才好。辛丰年与章品镇、薛范、赵丽雅、陆灏、陆圣洁、王海浩等诸位师友，相互的信会很多。
今年5月23日，著名的维也纳爱乐六把大提琴在东艺演出一台古典小品，听后我忍不住地又要给辛丰年写信：
上半场的演出严肃正统，六位演奏家身穿燕尾服，其中有先生喜欢的舒伯特；下半场他们换了各式便装演奏，弄姿作态，插科打诨，穿插了戏剧小品跟观众互动。他们肯定是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常客。最绝的是大轴，拉威尔的《波莱罗》改编曲，由四个人拉一把大提琴。您能想象得到么辛丰年先生？四个人拉一把琴！一位坐在地上，用弓子作“马后奏”，奏响第一声——专司小鼓永不歇止的鼓点，担任节奏；唯一能坐在椅子上常规演奏的，自然担任波莱罗主旋律；第三位演奏家两臂围抱在他的背后，勉力拉奏复调，其实不成其为复调的，几个骨干音而已；而第四位（长得像乔布斯）兜转在三人周围，跳脚点地作击剑状，时不时地猛刺出一弓，正是原作中贝司的加强低音。效果妙极了，笑得我腰痛。你不得不佩服改编者对乐器法的精通，否则写不出这根本不可能的总谱，且旋律、和声、节奏、复调全然忠实原作，无有僭越。世界顶级的演奏家演奏世界顶级的曲目，用了搞笑的方式，辛丰年先生，您以为如何？
201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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