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书》书封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书封
倪墨炎先生的书话作品，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读物。1989年7月底，当我走进上海辞书出版社报到的时候，迎接我的第一位同事是人事科和蔼的陈九英老师。后来我得知，陈老师就是倪墨炎先生的夫人，她也是倪先生写作的合作伙伴。
和倪先生的初次相识是在一同去往杭州旅游的大客车上，一路上我都在向他请教，现代文学史的掌故、旧书店淘书的传奇听了一路。此后，陆续得到倪先生惠赠的一些签名本新著，也曾到他府上拜访过一次，参观了他收藏的令人艳羡的新文学“善本书”。2006年，当我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时，倪先生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鲁迅的新书，如果我有兴趣的话，他愿意把书稿交给我们社出版，我自然是喜出望外，随后便是长长的等待。
四年之后的2010年，这部将近五十万字的新书《真假鲁迅辨》，终于面世了。我作为责任编辑，深感荣幸和愉快。
倪先生探讨鲁迅某些生平大事历史原貌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很精彩。当《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在《文汇报·学林》上发表时，现代文学史专家、善于“打捞”史料的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一口气读完后，很为倪先生的胆量和见识所感动，立刻给《学林》主编打电话，认为这是一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是十分难得的。倪先生以大量可信的史料，论证了此信不可能经鲁迅（包括茅盾）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而是由当时在陕北红军中的一位革命同志起草的，极具说服力。现在倪先生的说法已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共识。
《真假鲁迅辨》那本书印得不多，总共印了2700册，其中200册毛边本是被一位收藏家“买断”的，所以真正上市流通的不足2500册，很快就销光了。我曾送了一册给倪先生的“神交”——当时已然九十高龄的蒋星煜先生，蒋老拿着此书便说：“倪墨炎写的文章我喜欢看，他在《文汇报》发表的对唐弢《琐忆》真实性的质疑，几年前我就仔细看过。倪墨炎的结论‘完全成立’！”后来，蒋先生在编选自己的文集时，特地在一篇《唐弢与鲁迅之间》的文章后面加了一小段附记以表示对倪墨炎先生考辨结论的支持。当蒋老听说倪先生还有《大鲁迅传》即将出版时，特地给我来信希望出书后一定送他一本。
在“辨伪”系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倪先生才正式开始“重写鲁迅传”。因为先要辨伪、扫雷，《大鲁迅传》的编写、出版至少推迟了四年。为了提高效率，年近八十的倪先生“老来学吹打”，第一次用电脑写作，用伊妹儿发稿件。在这本《大鲁迅传》的第一部写作期间，传来了倪先生患病的消息，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倪老师的大书也许写不完了！但我还是存着幻想，即使写不完，两部或者三部应该还行吧？
今年炎夏，倪先生又住进了华山医院。在医院里，他最牵挂的自然是已经进入出书“倒计时”的《大鲁迅传》第一部，在即将付型之前还来电话关照：又发现两处错误，一定要改正。8月12日傍晚，我拿着一本《大鲁迅传》的快样书来到病房，他正在吃晚饭，红烧小排吃得似乎挺香，看到新书格外开心，还跟护工得意地说：“这是我的新书，刚刚出来。”那天看他状态蛮好，我有点盲目乐观，以为他可以很快出院了。
在校阅《大鲁迅传》第一部之余，倪先生又逐步将自己的书话作品修订、整合，先编成一本三十来万字的《现代文坛随拾》交给我。正好今年5月我“转会”上海书店出版社，就把这部书稿带到了新单位。书稿的编校过程很顺利。9月2日晚上，我带着美编设计的三个封面样张，再次来到病房请倪先生敲定封面。没想到三周未见，倪先生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已经吃不下东西，仅靠输入氨基酸补液维持，同时吸着氧气。他只能躺着看东西、跟我说话了。我也想不出说什么话来给他打气，他倒在选定封面后似乎有点兴奋，对我说：“第二本书话，今年也能编好给你。”我拉着他的手说：“好的，我就等您的新稿子。”
第二天晚上，我把他选定的封面发到微博上，不知内情的朋友肯定以为我又在“老王卖瓜”了，其实我是想为倪先生祈福，只是不便明言。
噩耗传来，我虽然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依然觉得心很疼。看到许许多多的识与不识者在转发、评论我那条微博，表达他们对倪先生去世的哀悼之情，我感到温暖。
倪先生一生，爱书、读书、买书、藏书、编书、写书；他坐拥书城、埋头著述，36年间出版了18本著作，按照他的分类法，既有《大鲁迅传》、《真假鲁迅辨》这样的“精神正食”，也有九本书话这种“精神零食”。他的书，无论“正食”还是“零食”，都不至于使读者“伤食”。这种追求“字字有来历”的书、如此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写书人，今天都是太少了。文/杨柏伟（作者系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录入编辑：王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