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两份南宋告身
虞云国
南宋《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是大陆首次公开发布的宋代告身。宋代的告身，也叫告命、诰命、官告等，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官员委任状，宋代存世的实物文书量少，至于告身原件更是寥若晨星。此次公开发布的两份南宋外制告身，与元丰改制前司马光的外制告身，为研究宋代官员除授程序的变化，提供了足资比较的实物史料。
宋代告身说略
2015年匡时春拍最抢眼的拍品，无过于南宋《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这是大陆首次公开发布的宋代告身。
宋代的告身，也叫告命、诰命、官告等，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官员委任状。一般人习惯把皇帝发出的文书都叫圣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宋代而论，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有圣旨、诏书、敕书、御札、手诏、御笔、指挥、册书、制诰等。这里，不可能逐一介绍其功能与体制，只说与告身有关的制诰。制诰是制书与诰命的合称。具体说来，宋代制书，一来用于颁布大赦、德音等宥恤文告，二来用于对皇帝的重要亲属与宰相、使相、节度使等高级官员（一般正三品以上）的拜罢官职或封赠勋爵。而宋代诰命，则是以皇帝名义颁给一般官员任命、迁转、封赠的凭证。制书是翰林学士在内廷起草的，故也称“内制”；诰命是中书舍人在外朝起草的，故也称“外制”。颁布内制制书，例行朝堂宣读的仪式，以示庄重；而外制诰命降出，则在宰执审定后转入常态政务渠道。尽管两者最终都作为任命封赠的凭证颁给除授者本人，但内制显然礼尊体重，其规格高于外制。内制官告也称制授告身，外制官告也称敕授告身。由此可见，所谓告身，就是指内外制（即制诰）中那些仅仅与任命封赠有关的部分。
然而，告身作为委任凭证，其制书的制词与诰命的诰词还只是主体性文词，唯有经过有关官署与官吏的誊录、系衔、批转、书押、制作，才最终成为颁下的告身。由此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告身，须由两部分组成，它虽以制词或诰命作为文词主体，但还应包括文书运作中必不可缺的附属内容。宋人文集中保留了许多制词与诰命，都是作为文学作品由本人或后人编入的。这些制诰大部分事关告身，其文献价值不言自明，但限于体例或篇幅，编者不仅删去了其作为政务文书在运作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即便作为主体性文词，也往往省略了篇首与结尾的套语，这对研究告身的文书运作留下了明显的遗憾。
相比唐代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大量发现，宋代存世的实物文书相形见绌，至于告身原件更是寥若晨星。据目前所知，唯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司马光拜相告身》、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范纯仁告身》与日本熊本县立美术馆藏《司马光告身》等。2005年，在浙江武义一南宋墓葬中，发现了一个名叫徐谓礼的普通文官的随葬文书。后经鉴定列为国家一级文物，2012年编为《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墓主告身录文十份，而四份则是完整的录文，尽管只是副本，对研究宋代告身仍有弥足重视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
在上述告身中，《司马光拜相告身》与《范纯仁告身》，都是元丰官制后除拜宰相的内制告身；另一份《司马光告身》则是元丰官制前司马光授任史馆修撰的外制告身。这次公布的《司马伋告身》与《吕祖谦告身》都是南宋的外制告身，即敕授告身，若将其与《徐谓礼文书》中四份完整的告身录文相互对勘，体制格式完全相符，通过两种文物的比勘印证，也足以佐证《徐谓礼文书》是严格按照告身原件的固有体式录副的，这也坐实了《徐谓礼文书》作为实物文献的总体可信度。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推行官制改革，宋代官僚系统在其前后的建构编制与运行规则有诸多不同，这两份南宋外制告身与前述元丰改制前司马光的外制告身，也为研究宋代官员除授程序的变化，提供了足资比较的实物史料。
《司马伋告身》
《司马伋告身》盒盖内面有日本长尾甲的跋语：“唐制,奏授官爵给以符牒，谓之告身。安史乱后，封爵太滥，《通鉴》云：至德中，转以官爵赏功收散卒，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即是也。宋因唐制，是卷宋孝宗乾道二年诰敕司马伋符牒，不特宋时遗文可宝惜，可以备史家参稽。第寒斋匮书，未能捡出司马伋事历，姑俟后考。辛未岁杪长尾甲。”后有其私藏钤印。长尾甲，即长尾雨山，日本明治大正时汉学家、书画篆刻家，其辛未题盒之年是1931年，尽管没能考出司马伋事履，但已认识到这件告身“可以备史家参稽”的价值。卷轴外裱题签作“宋司马伋诰身卷，戊辰十二月长乐黄葆戉题签”；卷首有“林朗庵鉴藏印”阴文长方印；卷末有“节庵秘玩”、“宝宋室”与“磊斋所藏”三方阳文方印。司马伋以北宋名臣大贤司马光的曾孙受人关注，这份告身也是现存南宋少数完整的实物告身之一，其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不言而喻。现标点过录如下（原件正文换行处以斜标线隔断，辨识不确的字加方括弧，考补说明的文字加圆括弧）：
敕：右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司马伋：中户/三家之赋，仅活一兵；步卒五人/之粮，可赡一骑。此前史养兵之/论，亦后人计费之言。悉仰给/于度支，不伤于国力。然则/统之民部，临以王官，庶乎其/宜也。以尔性有通方，才无滞用，/以大贤之后，为当世之称。前者/占兰省之名郎，赞天官之武选，/条理甚扸，奸欺不生。式畴尔能，/可司军赋。爰以国计之重，遂正/版曹之名，委属盖优，钦对毋怠。/可特授依前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赐如故。/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侍中阙
中书令阙
参知政事（魏）杞
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蒋）芾
权给事中（陈）岩肖
中书舍人（王）曮
八月三十日午时都事时宗傅受
左司员外郎史正志
尚书令阙
尚书左仆射阙
尚书右仆射阙
参知政事（魏）杞
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蒋）芾
吏部尚书阙
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周）执羔
吏部侍郎阙
权工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
【□文用】
告: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赐绯/鱼袋司马伋。奉/敕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杨安泽
权员外郎（李）彦颖令史田允升
书令史陈士美
主管院【花押】
乾道二年八月三十日下
这份告身可分两大部分：从开篇到“牒到奉行”，是诰词部分；自“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乾道二年八月三十日下”，是告身运作过程中的文书经办记录。
先来品读诰词。据宋人赵升说，告词“有四六句者，有直文者，并书于告轴。然侍从以上，须是四六句行词”（《朝野类要》卷五《告词》）。也就是说，告词行文一般用四六骈文，也有用散文的，但侍从官以上的告词限用四六文，告词必须完整书写在告身卷轴上。尽管司马伋当时尚非侍从，但他的诰词还是四六文体。“中户三家之赋”至“钦对毋怠”，是诰词的主体部分，一般文集所收也就是这类四六文。王应麟在《辞学指南》里指出，四六诰词的总体风格，应“文章尔雅，训词深厚”；诰词通行的撰写格式首先是“敕云云”，而后接“具官某云云”，最后以“可特授某官”结尾，但他还补充道：“侍从以上用脑词，余官云‘敕具官某’云云，‘尔’云云。”所谓“脑词”，就是“敕”以下须有一段总括性的开场白。司马伋尽管不是侍从，但其诰词首句“敕”下直书其原任官职后，还有“中户三家之赋”至“庶乎其宜也”一段四六文，强调即将委任其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一职的重要性，似仍具脑词的意味。据王应麟说：“皇朝西掖初除试诰，而命题亦曰‘制’”，也就是说，外制官初受任命试撰诰词时，出题与试作制书同样，也叫“制”。这就说明，制词与诰词的那篇四六，在布局体制上有共通性，而这篇诰词正是仿照制词的格式撰写的。仍据《辞学指南》，“具官某”云云，一般分三层，首先褒扬其道德业绩，其次叙述其原任之职，再次述说其新迁之官。在这份诰词中，“以尔性有通方，才无滞用，以大贤之后，为当世之称”，褒扬司马伋的德才出身，为第一层。而“前者占兰省之名郎，赞天官之武选，条理甚扸，奸欺不生”，叙述司马伋原任之职，给予褒奖，为第二层。而“式畴尔能，可司军赋，爰以国计之重，遂正版曹之名。委属盖优，钦对毋怠”，述说其新迁之官，其新任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兼提领措置屯田，也确实关乎国计军赋，末两句以勉勖诫励作结，为第三层。最后，“可特授依前右”至“牒到奉行”，则是诰词结尾的套语。
再看这份告身的经办记录。“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是外制官起草诰词的日期。其后从“侍中”至“中书舍人”六人，分别是三省官员对这份诰词确认通过的存档记录。前四人代表宰相机构，元丰改制后的宰辅体制名义上虽回归三省制，但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尚书令、中书令与侍中只是虚设，从未任命过，故告身的中书令与侍中下由书吏代填“阙”字；署名的是代表相权的参知政事魏杞与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蒋芾，与《宋史·宰辅表》所载完全相符。权给事中陈岩肖是审读这一告词的中书省封驳官，而中书舍人王曮应是这份诰词的书行者，他是门下省的封驳官（需要说明的是，起草诰词的中书舍人与审读放行的中书舍人，有时并非同一人，故不能断言他就是诰词作者）。接下一行“八月三十日午时”，则是尚书省收到三省下达这份诰词的准确时辰，接受者是“都事”时宗傅。他的主管上司就是次行标示的尚书“左司员外郎史正志”。然后，由尚书省主管部门再转呈尚书省长官审核。由于尚书省长官在元丰官制后与代表相权的三省长官颇有交集，故在审核时除了尚书令不设，尚书左右仆射二人阙员，参知政事魏杞与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蒋芾再次书衔署名。官员任命事关吏部，在尚书省首长审核结衔后，便应有吏部正副长官具衔，但因正任的尚书与侍郎都阙员，便由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周执羔与权工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签书。至此，审核程序已经走完，“告右”以下到“符到奉行”是尚书省通牒下行官署，告知该告身已奉敕通过审核，必须见到“奉行”。其后四行是制作颁发告身的主管院吏员签署落款，而书令史陈士美就是这份官告的书法作者，至于押印的“主管院”应即官告院。
当时淮西江东总领所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据《景定建康志》载，司马伋“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乾道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而这份告词从三省行下却是这年八月二十八日，及至告身正式制成颁下已是三十日，在到任日期与运作日期的先后上，发生了明显的抵牾。一般说来，作为地方志，官员到任日期采自入档记录，势必不会有误；而告身作为官方权威凭证，也理应不该出错，更无两处系日同时错讹的可能。究竟孰是孰误，抑或都可采信，便成疑问。也据《景定建康志》，司马伋的前任杨倓在乾道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除敷文阁待制，自陈依亲，八月五日提举佑神观”，也就是说，他的前任在七月下旬便提出要照顾双亲，而在八月五日已经离任去提举宫观了。这就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作为大战区钱粮后勤供给的重要岗位，自八月五日起已缺主管长官，而在三省提议司马伋继任，并获得皇帝允准后，就一边让司马伋持尚书省劄子前往赴任以解公务之急，一边进入诰词行下与告身运作的正式程序，故而告身上所记的两个日期与方志上所载的到任日期，都应是可靠无疑的。
据《宋史·职官志》，官告院“掌吏兵勋封官告”，元丰改制后，告身“皆用吏部印”；告身使用的绫纸幅数、褾轴名色，“皆视其品之高下，应奏钞画闻者给之”。根据司马伋的朝散郎官阶，他的告身用纸与装裱在十二等级中位居第九等，可用中绫纸七张，装裱用中锦褾，辅以中牙轴与青带。末行“乾道二年八月三十日下”，则是官告院下发告身的日期。从二十八日外制诰词行出，到三十日正式告身颁下，行政效率似乎也不太低。
《吕祖谦告身》
《吕祖谦告身》盒盖内面也有长尾甲的题跋：
宋南渡后，名儒朱晦庵、张南轩、吕东莱称东南三宝。东莱先生名祖谦，字伯恭，孝宗隆兴中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淳熙八年以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礼部郎卒，年四十五。是卷诰敕发于其卒前四年。惜绫素损坏，诰文殆不可读，而犹存“朕之所以稽古右，礼贤□□意，于此见矣。尔其精白一心，图厥报称”等语，可窥优奖之渥。先生以名臣世传之后，家学渊源既远，而克己力学，至与朱、张二公齐名，著书又多行于世，为后儒所崇重，则此告身固非可与寻常翰墨同视也。辛未岁杪日本后学长尾甲敬识。
卷轴外裱题签作“北宋吕东莱先生诰敕，濯沧浪馆主正属，己未十二月二十四玉庵题”。“玉庵”为谁待考，但诰词行文有“淳熙五年”的明确系年，他却题作“北宋吕祖谦”，显然于宋代文史所知寡薄。卷轴末有“庚申三月叶恭绰敬观，时客沈阳”，下钤“暇庵”的阳文闲章。据叶恭绰活动年代，可知“庚申”乃1920年；也可推断，玉庵题签的“己未”应即此前一年的1919年。《吕祖谦告身》是残卷，其首残尾全的现状符合卷轴传存中残损的一般规律，因卷轴或卷子本在保存过程中为首先展示卷头部分，大多从后部向前端卷起，故卷首最易受损。尽管有卷首部分与上下两端残破之遗憾，但吕祖谦作为南宋金华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宋代思想学术史上为人瞩目，这份告身的文化史价值，诚如长尾题跋所说，确实“非可与寻常翰墨同视”。
《续金华丛书》本《东莱吕太史文集》附有吕乔年著《年谱》，是现存最早的吕祖谦年谱。吕乔年是吕祖谦的侄子，协助其父吕祖俭编纂了《东莱吕太史文集》，这是吕祖谦著述现存最早的结集，《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或即据此说他“能守家学”。《年谱》收录了吕祖谦十份告身的诰词，都不见于现存宋人文集，但当时无疑都据实物誊录，这从每首诰词最后都注明行词的中书舍人姓名，也可为证。其中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九月二十七日，“以幸省恩转朝散郎”下过录的诰词，与这份《吕祖谦告身》的主体文字完全吻合，可以对勘印证。现标点过录《吕祖谦告身》如下（原件正文换行处以斜标线隔断，残字依据《年谱》录文确认，阙文也据录文补足而下加标线；辨识不确的字加方括弧，考补的文字加圆括弧）：
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吕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敕承议郎、秘书丞、兼/权吏部郎官黄洽等：列职/图书之府，参联史氏之官，/皆极一时之选，储为异日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睿谟，举行绍/兴甲子之缛典，载临秘馆【《年谱》录文作“阁”】，/钦阅宝储，延见群士，赐宴/赋诗，以侈荣宠，居官其间，/进秩一等，稽之彝章，允为异/数。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礼贤/下士之意，于此见矣。尔其精/白一心，图厥报称，以永有辞。/可依前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少保、右丞相（史）浩
参知政事（赵）雄
给事中（王）希吕
权中书舍人（郑）丙
九月二十八日午时都事马师古受
右司员外郎阎苍时 付吏部
左丞相阙
少保、右丞相（史）浩
参知政事（赵）雄
吏部尚书阙
吏部侍郎兼权尚书（程）大昌
权吏部侍郎【□】煇
告:朝散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吕祖谦奉/敕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延松年
郎中【□】祚 令史陈敦礼
书令史吴尹
主管院【□】谟
淳熙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下据《宋史·孝宗纪》，宋孝宗这年九月“壬申，幸秘书省”，他这次“载临秘阁，钦阅宝储”，乃仿效太上皇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七月临幸秘书省的故事，那年岁在甲子，故诰词说“仰遵太上皇帝之睿谟，举行绍兴甲子之缛典”。宋孝宗“延见群士，赐宴赋诗”，吕祖谦与黄洽也躬逢其盛，为表皇恩“荣宠”，特赐他们“进秩一等”，在官阶上提一级，吕祖谦由朝奉郎迁升为朝散郎，黄洽由奉议郎迁升为承议郎。这份告身即他们迁升阶官的凭证。
《吕祖谦告身》的经办记录部分，可据上文《司马伋告身》的解读，逐一对照，毋庸赘言。补充说明的是，其一，乾道八年（1172），宋孝宗废除虚设不授的原三省最高长官尚书令、中书令与侍中，设立左丞相与右丞相，这份告身以右丞相与参知政事代表宰相机构列名署衔，不再标出始终虚设的中书令与侍中，正反映了宰辅体制这一变动。其二，时任右丞相史浩、参知政事赵雄与给事中王希吕，也分别能与《宋史·宰辅表》及本传的记载相印证。其三，两份告身里凡是职高位尊的宰辅与省部官员仅书名而不及姓，而位卑职微的下层吏员则全署姓名，这是因为前者在文书运行中一望而知谁，后者如仅署名而不书姓一时颇难确知，这种签署规则完全符合多层级公文运转的实际需要。
至于告词部分，还有值得交代之处。《司马伋告身》的告词是专为其一人任命而作，但宋代在两人以上同时迁转或任命相同或同类官职时，也往往共用同一份外制诰词。此即王应麟《辞学指南》所说：
二人以上同制，则于词前先列除官人具衔姓名“可特授某官”，于敕下便云“具官某等”，末云“可依前件”。
当时，吕祖谦与黄洽同在秘书省任职，即“同列图书之府”，又同时担任六部郎官，吕祖谦还兼国史院编修官，即“参联史氏之官”，是适用同一诰词的。而对照这份告词行文，完全符合王应麟所标举的格式。据宋史学界研究，外制词命有专词与海词之别。海词用于低级官员，照抄行文统一的诰词（徐谓礼告身中有两件应即海词）；而专词则用于中高级官员，由外制官根据任命迁转的不同情况而专门起草的诰词。显然，《吕祖谦告身》是与黄洽共用的专词诰命。而据吕祖谦新任朝散郎的阶官，这份告身的用纸与装裱规格与《司马伋告身》属同一等级。但引人注意的是，制作《吕祖谦告身》的绫纸上有“文思院制敕绫”的隐纹字样，这既体现告身绫来源的权威性，也起了防伪标志的作用。而《司马伋告身》的绫纸上却未见这种隐纹，这种告身绫的特别制法应出现在宋孝宗乾道、淳熙之间。
（感谢龚延明、邓小南与包伟民诸教授对本文的教正）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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