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我因对蒙学没什么兴趣,加之先生年岁已高,也肯定没有全副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所以开始并未重视。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讲诵版”,并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这些讲诵有人在微信圈里转,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的一首,一听之下即为叫绝。先生真的太会讲诗了,即使随便给孩子讲讲,也不失精彩。急忙买回,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其实,很多诗并没有像 《登幽州台歌》 那样讲得很仔细,也许有些诗根本不能讲吧,硬讲并不见得明智。只是,这一读,引起了我对“给孩子”的思考。
“孩子”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宽泛些说,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六七岁前的孩子,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个朋友,据说四岁就能背诵《长恨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理解尤其不深入。家长望子心切,往往很早让孩子背诵,我以为决非明智。那么,从六七岁到十八岁,起码有两个阶段,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假如“给孩子”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力虽佳,领悟力却未成熟。除了罕见的天才,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家长们也许想不到,孩子在轻而易举地背熟这些诗句的同时,却可能因此永远丧失对诗句的真正体悟。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但是说来可笑亦复可怜,我竟对以前幼时读得极熟的作品,反而麻木无所感受了。因之我想人的心灵大概也和肉体一样,是可以因摩擦日久而生胝起茧的。第一次摩擦接触的感觉,该是最鲜明生动而富有刺激性的,但是可惜我第一次读这些作品时,竟幼稚得没有感受的能力。等到我有了感受的能力,我的心灵对这些作品却已因摩擦日久而生茧了。直到现在,我对于幼年时读过的一些作品,仍不能有如年长以后读其他作品具有同样鲜明的感受。对这件事,我一直是觉得非常痛心的。”(《迦陵谈诗》,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1页) 如果家长并不只是想让孩子知道一些诗词,而是希望孩子能够从诗词中有所得,必须选择好给孩子的读物。
选择不能只看名气。要说名气,《唐诗三百首》 自然远远大过叶先生的选本。但那实在不是一个给孩子的好选本。我总是记得,小学时买的一本《唐诗三百首》 直到现在也没有读完。仅只是开篇张九龄的五言古诗,就把我吓退了。本来我很不好意思向人承认这一点,直到看了先生说出和我同样的感受:“年岁不过只有七八岁。当时家人正教我读 《唐诗三百首》,而《唐诗三百首》 是按诗的体裁编的,开首便是五言古诗,当时我对‘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及‘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等哲理尚不能体会,而古体诗的音节韵律,似乎也不及近体诗的谐和优美,因此我对家人所教的并不感到满足。”(《迦陵谈诗》,第162页) 《唐诗三百首》基本是从沈德潜的 《唐诗别裁集》 中选出的,沈氏眼界极高,尽管编者孙洙尽了最大的努力选择众口流传的名篇,但对孩子来说,很多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那些寓意深刻的作品,不仅不能使他们理解,甚至会直接扼杀他们对诗词的兴趣。给孩子的诗词,应该考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领悟力,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自《唐诗三百首》 流行以来,如此朴素的道理似乎都被大家遗忘了。大家首先考虑的反倒是,孩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名篇。
我想,先生的这个选本在出版后反响极好,也许不经意间唤醒了家长对这个朴素道理的注意。先生那段痛心的经历对她的选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她在 《给孩子的古诗词》 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从具体选目来看,不少算不上名篇的东西都入选了。比如杨万里,选的和李白、杜甫一样多,都是17首。先生特别说明:“像这样的诗没有什么深意可讲,就是将眼前的景物写得生动活泼,适合小孩子读,所以本书选了很多首杨万里的诗。”(《给孩子的古诗词》,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96页) 先生的这个选择理念的确超越了 《唐诗三百首》,只是因为她懂得一个极其朴素的道理:过早把蕴含丰富的诗篇塞给孩子,正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
过于精妙深微的不便选择,是否就该刻意选些通俗,甚至庸俗的? 所以给孩子选择诗词真的不容易。常言说“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倘使孩子从小习惯了低俗的审美情趣,也许又使得他们终生不悟高致。因此,《笠翁对韵》 之类的俗书,也不可烂熟。孙洙编选 《唐诗三百首》,本有其高远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免低俗,而要取代之前的 《千家诗》。可惜矫枉过正,陷入失误的另外一端。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出于她天赋良好的鉴赏力,其选择丝毫不曾低俗。
这个选本也许是当前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了,然而,我觉得仍可以再改进。先生的高龄使她疏忽了选本的真正定位:究竟是给孩子一个进入中国诗词的读本,还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诗词的读本。前者必须小心翼翼,防止任何可能损害孩子兴趣和能力的因素,以使他们逐渐将诗词内化进自己的生命。后者却只需要将基本适合孩子接受力的名篇,逐次向他们推送。叶先生无疑想提供前者,却向后者让了步。于是她在不自觉中还是偏离出自己的原则,因此,仍有一定数量超过孩子阅读能力的诗作被选入了。那些最能代表中国诗词美感的句子,与她超越流俗的鉴赏力互相呼应,似乎未加更多反思就直接阑入其中。我们应该理解她的高龄,也许在她的下意识里,这些诗词的入选根本没有成为问题。比如,《诗经》 的 《蒹葭》,陶渊明的 《饮酒》,王维的 《竹里馆》,杜甫的 《春望》,李后主的一些词,王安石的很多七绝,其实,包括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都超出了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或许,在她心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古诗词选本,怎么可能没有这些句子?
因此,理想中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仍需痛下狠手,对更多的名篇进一步删汰。这就需要对入选的原则进行更加周密的思考,而不只是宽泛地说“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当然,我们不该再苛求一位已经为诗词教育奉献了一生的高龄学者,更该做的,是沿着她指出的道路继续前行。
钟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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