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我因对蒙学没什么兴趣，加之先生年岁已高，也肯定没有全副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所以开始并未重视。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讲诵版”，并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这些讲诵有人在微信圈里转，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的一首，一听之下即为叫绝。先生真的太会讲诗了，即使随便给孩子讲讲，也不失精彩。急忙买回，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其实，很多诗并没有像 《登幽州台歌》 那样讲得很仔细，也许有些诗根本不能讲吧，硬讲并不见得明智。只是，这一读，引起了我对“给孩子”的思考。
“孩子”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宽泛些说，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六七岁前的孩子，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个朋友，据说四岁就能背诵《长恨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理解尤其不深入。家长望子心切，往往很早让孩子背诵，我以为决非明智。那么，从六七岁到十八岁，起码有两个阶段，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假如“给孩子”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力虽佳，领悟力却未成熟。除了罕见的天才，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家长们也许想不到，孩子在轻而易举地背熟这些诗句的同时，却可能因此永远丧失对诗句的真正体悟。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但是说来可笑亦复可怜，我竟对以前幼时读得极熟的作品，反而麻木无所感受了。因之我想人的心灵大概也和肉体一样，是可以因摩擦日久而生胝起茧的。第一次摩擦接触的感觉，该是最鲜明生动而富有刺激性的，但是可惜我第一次读这些作品时，竟幼稚得没有感受的能力。等到我有了感受的能力，我的心灵对这些作品却已因摩擦日久而生茧了。直到现在，我对于幼年时读过的一些作品，仍不能有如年长以后读其他作品具有同样鲜明的感受。对这件事，我一直是觉得非常痛心的。”(《迦陵谈诗》，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1页) 如果家长并不只是想让孩子知道一些诗词，而是希望孩子能够从诗词中有所得，必须选择好给孩子的读物。
选择不能只看名气。要说名气，《唐诗三百首》 自然远远大过叶先生的选本。但那实在不是一个给孩子的好选本。我总是记得，小学时买的一本《唐诗三百首》 直到现在也没有读完。仅只是开篇张九龄的五言古诗，就把我吓退了。本来我很不好意思向人承认这一点，直到看了先生说出和我同样的感受：“年岁不过只有七八岁。当时家人正教我读 《唐诗三百首》，而《唐诗三百首》 是按诗的体裁编的，开首便是五言古诗，当时我对‘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及‘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等哲理尚不能体会，而古体诗的音节韵律，似乎也不及近体诗的谐和优美，因此我对家人所教的并不感到满足。”(《迦陵谈诗》，第162页) 《唐诗三百首》基本是从沈德潜的 《唐诗别裁集》 中选出的，沈氏眼界极高，尽管编者孙洙尽了最大的努力选择众口流传的名篇，但对孩子来说，很多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那些寓意深刻的作品，不仅不能使他们理解，甚至会直接扼杀他们对诗词的兴趣。给孩子的诗词，应该考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领悟力，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自《唐诗三百首》 流行以来，如此朴素的道理似乎都被大家遗忘了。大家首先考虑的反倒是，孩子应该知道什么样的名篇。
我想，先生的这个选本在出版后反响极好，也许不经意间唤醒了家长对这个朴素道理的注意。先生那段痛心的经历对她的选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她在 《给孩子的古诗词》 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从具体选目来看，不少算不上名篇的东西都入选了。比如杨万里，选的和李白、杜甫一样多，都是17首。先生特别说明：“像这样的诗没有什么深意可讲，就是将眼前的景物写得生动活泼，适合小孩子读，所以本书选了很多首杨万里的诗。”(《给孩子的古诗词》，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96页) 先生的这个选择理念的确超越了 《唐诗三百首》，只是因为她懂得一个极其朴素的道理：过早把蕴含丰富的诗篇塞给孩子，正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
过于精妙深微的不便选择，是否就该刻意选些通俗，甚至庸俗的？ 所以给孩子选择诗词真的不容易。常言说“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倘使孩子从小习惯了低俗的审美情趣，也许又使得他们终生不悟高致。因此，《笠翁对韵》 之类的俗书，也不可烂熟。孙洙编选 《唐诗三百首》，本有其高远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免低俗，而要取代之前的 《千家诗》。可惜矫枉过正，陷入失误的另外一端。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出于她天赋良好的鉴赏力，其选择丝毫不曾低俗。
这个选本也许是当前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了，然而，我觉得仍可以再改进。先生的高龄使她疏忽了选本的真正定位：究竟是给孩子一个进入中国诗词的读本，还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诗词的读本。前者必须小心翼翼，防止任何可能损害孩子兴趣和能力的因素，以使他们逐渐将诗词内化进自己的生命。后者却只需要将基本适合孩子接受力的名篇，逐次向他们推送。叶先生无疑想提供前者，却向后者让了步。于是她在不自觉中还是偏离出自己的原则，因此，仍有一定数量超过孩子阅读能力的诗作被选入了。那些最能代表中国诗词美感的句子，与她超越流俗的鉴赏力互相呼应，似乎未加更多反思就直接阑入其中。我们应该理解她的高龄，也许在她的下意识里，这些诗词的入选根本没有成为问题。比如，《诗经》 的 《蒹葭》，陶渊明的 《饮酒》，王维的 《竹里馆》，杜甫的 《春望》，李后主的一些词，王安石的很多七绝，其实，包括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都超出了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或许，在她心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古诗词选本，怎么可能没有这些句子？
因此，理想中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仍需痛下狠手，对更多的名篇进一步删汰。这就需要对入选的原则进行更加周密的思考，而不只是宽泛地说“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当然，我们不该再苛求一位已经为诗词教育奉献了一生的高龄学者，更该做的，是沿着她指出的道路继续前行。
钟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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