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论绞胎、绞釉陶瓷
欧阳希君
见《收藏参考》2011年4期18-25页
笔者90年代曾写有绞胎绞釉陶瓷方面的文稿，后经不断研究，成《绞胎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一文［1］发表。当时统计了国内外这类藏品数：共约140余件绞胎器，约15件绞釉器，标本图片无数。该文分为：一、绞胎、绞釉工艺的起源；二、绞胎、绞釉器的工艺；三、绞胎、绞釉器的窑口；四、绞胎、绞釉器的年代；五、绞胎、绞釉制品的种类；六、明清的绞胎、绞釉器；七、几个需澄清的问题；八、关于绞胎制品的外销；九、绞胎器鉴赏；十、绞釉器鉴赏；十一、结语。
在近年的持续关注中，目前手头又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拟对前文未见或未论及的方面，继续讨论一下该问题。
绞胎，也称“搅胎”、“绞泥”，我国北方民间称之为“透花瓷”［2］。唐代慧琳和尚《一切经音义》释绞曰：“绞饰上，交效反，《考声》云：‘绞，谓缯黑黄间色也’。”［3］指出所谓绞，就是丝绸上的“黑黄间色”。从实物看，不少绞胎器的色彩效果确实如此。尽管尚难查考绞胎命名的时代，但这样的命名深合唐人本意［4］。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现所见绞胎绞釉陶瓷的数量已共约绞胎器200余件，绞釉器约25件。前文已论证，就目前发现的唐代窑址中，除河南巩县外，山西浑源界庄窑也生产绞胎器。今见发掘报告《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出土了唐代绞胎枕、杯、盒残片标本（图1）［5］。但并不能确证为该窑产品，因为出土遗物13352件（片）中仅有3件器物的碎片，无素烧绞胎残件，且3件器物均像成品破碎后的残件，不似该窑产品，更像巩县窑产品。因此，还不能确认该窑烧造绞胎品种。
在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编撰的《岭表撷英》一书中，见2件唐“绞釉枕”（图2）［6］。据介绍“现藏于珠海市博物馆和封开县博物馆的绞釉枕（见陶瓷47、48），分别长16、高7.8、宽11.2厘米和长15.7、宽11.3、高8.6厘米。有趣的是两者不仅大小所差无几，它们的造型、釉色、胎质也是一致的。说它们是绞釉，因为从胎釉剥离处观察，其胎质并非绞胎，而是素胎。其上贴两种颜色相绞缠的外衣，称其为绞釉，还不如说两色绞缠的化妆土更合适。其上再施透明釉一次烧成。上述特点两枕是一致的。但最奇特的地方则是两枕绞釉的纹路几乎完全相同，从绞釉的生产工艺来推断，这一现象的发生，极有可能是同一绞釉泥团相邻的切片用在这两个枕头上所导致的。这两个枕头的‘巧遇’，为我们认识绞釉的工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示例。”［7］
唐代有绞釉器吗？没有。那么这2件所谓“唐绞釉枕”就质得怀疑了。
绞釉瓷的出现不会早于宋，目前纪年墓出土绞釉器最早是金，仅见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一件绞釉罐［8］。
江西修云县云山嘉祐四年（1059年）真如寺僧塔地宫曾出土1件绞胎瓷盘［9］，口沿平折，敞口，斜弧壁，平底。口沿下以黄、褐二色瓷土揉捏成似流水、烈火的图案。口径28.2、高6㎝。据刘涛从九江市博物馆吴水存提供的照片观察，认为此器剥釉处可见“绞胎”附于器表，甚薄，类似“绞釉”。尚待进一步确认［10］。刘涛还对1件过去被认为是“绞釉”器的绞胎盂作过认真研究，发现其花纹嵌入胎骨细密清晰，两种绞泥绞合的痕迹十分突出［11］。陕西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件“白釉木纹杯”，据研究者称：来源不祥，似为唐代作品，很可能是手绘，该杯深腹，圈足，口沿外翻，胎质疏松、粗糙，部分釉体脱落，高6、口径7.5、足径4㎝，腹外壁有几个褐色旋纹，纹饰简单、规正、分散，用手触摸有明显突棱感觉，为典型手绘褐釉所致，杯内纹饰亦为手绘，只是黄褐两种釉色稍有互染，纹饰紊乱［12］。因只见黑白图片，是否为手绘？因目前亦未见过实物，不便臆测。镇江市博物馆所藏一件唐代绞胎盘为绞胎贴面纹［13］，不知何故被某权威辞典误订名为“绞釉盘”［14］。因此，又被人误为“绞釉瓷几乎是与绞胎瓷同时出现”［15］。
见文载：英国藏有“宋磁州窑绞化妆土梅瓶”［16］，较特别。肩部及下腹绘缠技花卉，胫绘蕉叶纹，腹部中为绞釉。这种别出新裁的装饰各窑不见标本，仿品可能性较大。
笔者曾以铁的事实证明，最先被人误为手绘绞胎纹的三彩骑马俑是绞胎，不是手绘。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唐三彩绞胎骑马射猎俑同出于乾县的还有一件唐三彩绞胎骑马狩猎俑（图3）［17］，由乾县博物馆藏。据言“永泰公主墓里，也出土过类似的绞胎俑。”［18］从乾县博物馆藏唐代三彩绞胎骑马狩猎俑局部放大图看，俑的头饰部位残缺一块，可见胎内的褐白绞胎纹，事实胜于雄辩，这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关于三彩绞胎骑马射猎俑是否为“仿绞胎”、“手绘”的争辩也从此彻底结来了。
通过上述论证，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目前未见所谓手绘、仿绞胎的唐代绞胎器，更不见唐代绞釉器。而绞釉目前最早的纪年器为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墓出土一件绞釉罐。目前仅见80年代大、小黄冶窑调查中，仅采集到“搅釉曲线纹枕”残片一件［19］，以后大规模发掘中黄冶窑也仅见一件碗类“搅釉”残片［20］，平底，圈足，以棕色釉与粉红釉相搅，见于碗内外壁。与明代绞釉碗盘胎釉、纹饰及装烧工艺相同，内底均有叠烧迹。不足为唐代至宋作已有绞釉生产的笺证。因此，所谓“唐·绞釉陶执壶”［21］，高7.5、口径3.6㎝，喇叭口，长颈，圆腹，平底，颈腹间有一绳纹拱形柄，对侧设短圆管注口，釉仅施至上半腹。从造型看，笔者认为与金代产品相同，同时笔者还怀疑它是新仿赝品。鹤壁集窑金代地层出土的一件黑釉执壶［22］，高8.5、口径3、底径4.1㎝，长颈，圆腹，颈腹间有一绳纹拱形柄，对侧设短圆管注口，与这件“唐·绞釉陶执壶”相同，因此可确定所谓“唐·绞釉陶执壶”的造型实为金代特征，但赝品的可能性更大，因未上手实物，仅存疑。《旅顺博物馆藏唐宋瓷枕》［23］介绍馆藏瓷枕中有一件“唐·水纹陶枕”，高5.5～6.5、长21.6、宽15.3㎝，呈腰圆形，胎色微红，质粗，后面有一孔，枕面巧妙利用低温釉烧制时的流动，形成黄色水纹，枕面褐色釉，周壁半釉。从图片看这是一件绞釉枕，这种形制的陶枕多见于金代。“山西省馆藏一级历史文物一览表”中有一件序号458的白地绞釉玉壶春陶瓶，时代定为宋［24］。因未注明藏处，见不到实物，存疑。另外该文还有几款宋金枕被误定唐枕。
长期从事绞胎瓷研制的艺人贠荣贵将搅化妆土称为“绞胎釉”，区别于搅胎瓷，而搅釉就是将两种不同颜色的不透明釉混合在一起施于坯体上。但这种技法属现代工艺，就古瓷而言至今不见真正的绞釉瓷器。绞釉也许是绞胎釉（搅化妆土）的简称，但工艺操作上概念完全不同［25］。为照顾习惯，本文仍按“绞釉”传统称谓。现回头再看一下《岭表撷英》一书中的2件唐“绞釉枕”，纹饰同于纹胎，而非绞釉。这2件所谓“绞釉枕”实为我国80年代出现的早期绞胎器赝品，同类器现已不多见。早年笔者曾在古玩店及藏友家见过，曾指出是赝品。它的作伪手段与剪纸印花相似，从这2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所用的是同一“剪纸”印模，将铁褐色印在枕中，干后揭模施透明釉烧造并做旧而成。纹饰呆板不自然，缺少绞胎纹饰的天然之成神韵。
绞釉器，以往不见清代产品。今得见2例，图4见于《陈炉耀州瓷精萃》［26］曰：清代白地绞釉纹盘，高3、口径18、底径12㎝，陈炉窑产品；图5见《陈炉窑》［27］，定名为“白釉铁锈花麻纹座盘”，陈炉陶瓷展览馆藏，尺寸不详。目前，已出版《耀州窑陈炉窑址调查与研究》［28］、《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29］等调查、试掘报告，但均不见绞釉标本出土。将这2件绞釉盘归于陈炉窑不是很妥当，应以将来科学发掘等考古材料来归属窑口比较适当。这类绞釉器标本多见于河南省郑州、许昌、新乡、获嘉、辉县、安阳，山西长治等地城市工地遗址均见出土，过去定为明前期产品，图6许昌出土明绞釉盘［30］，其除了绞釉之外，胎体、釉色及工艺特征与明代禹州窑同类白地黑花口沿装饰相同。可确定产地为禹州窑，具体窑口待考。陕西藏清代绞釉盘纹饰与河南禹州明代绞胎盘相同，但不见叠烧迹。且造型纹饰均有明代风格，而烧造工艺又不同于禹州窑场，笔者对其年代、窑口均存疑，待日后有更充裕材料再论。
纹釉的种类除前文所述外，尚见内蒙古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数件酱地绞釉敞口圆盘、花口折沿盘（图7）［31］，可见饰于圆器内壁的绞釉产品年代明显偏晚，一般见于元代，明代作品稍多。
明清绞胎、绞釉产品不见专文论及，仅是附带的一笔。一般认为元以后绞胎、绞釉器断烧。有学者称：“绞胎瓷器仅见于唐、宋，清代雍正、乾隆时虽有仿制，但已不是两种色调的胎土绞在一起，而是以釉彩绘画而成。”［32］其实，金元时期绞胎器仍大量继续生产，明清产量较少。
1975年北京东华门外明代光禄寺遗址出土有明代绞胎碗残件［33］。1982年桂林靖江王陵区七里店奉国将军朱规琅夫妇合葬墓也出土一件孔雀蓝黑彩缠枝牡丹纹梅瓶（图8）［34］，高23.5、口径4、底径8、腹围43㎝，小颈，口稍卷，丰肩圆腹，腹至足呈外弧形渐敛，足底以上一厘米略外凸，足圈高0.5㎝，胎呈红黄色较疏松，肩内侧绘黑彩一周，肩外侧绘缠枝牡丹，胫部绘卷草纹，施低温翠蓝釉。最特别之处为，钟形器盖为绞胎三彩釉，盖身为褐黄色，盖钮为绿釉，是明代三彩绞胎釉之孤例。墓葬资料未提供准切纪年，仅确认为明奉国将军朱规琅夫妇合葬墓，葬于嘉靖年间。因此可确认明代晚期河南省的磁州窑类型窑场还有低温绞胎三彩器少量生产。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代纪年绞胎文昌像（图9）［35］，高17.5㎝，官服前后补子（用以表示官阶）为方形绞胎纹，坐像背面下方刻有“万历丁酉陈文成塑”铭，这也是明代绞胎瓷的惟一纪年器。晋江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定为宋代的绞胎瓷弥勒坐像，高13.4、底径21×13.8㎝，光头，半合眼，长耳垂肩，隆鼻，咧嘴大笑，大肚袒露，半趺座，左腿屈起，右腿盘曲在左腿边，趺足、足盘和脚趾显露，着袈裟垂至肩膀下，衣褶细致分明，右手携乾坤袋，左手端放于左膝上握一捻珠串。全身分为二部分，弥勒所披袈裟部分为绞胎贴面，身躯部分无绞胎，施米黄色釉，开片［36］。该弥勒为局部绞胎贴面，与绞胎文昌像工艺风格相似，应为同一时期产品。
1988年3月、1989年12月，江苏泰州市西郊、东郊工地陆续出土两件明代绞胎器，一为绞胎陶罐，高12.3、口径9、腹径14.4、底径10㎝，唇口微外翻，直颈，圆肩，鼓腹，腹下略敛，圜底，内壁素胎红褐色，外壁为红褐色和白色相绞的木理纹，器内施薄釉，外釉不及底，颈、肩交接处及下腹部各有一圈胎接痕；另为绞胎陶壶，高10.8、口径7.7、腹径12、底径7.4、圈足高1.1、足墙宽0.5㎝，平口、直颈、圆肩、圆球腹，曲流高于壶口，圆条状壶把平底，内壁素胎红褐色，外部系红褐色和白色相绞的木理纹和水波纹，器内无釉，外釉不及底，颈、肩的连接处及下腹部各有一圈胎接痕，圈足足根有垫烧的粘砂，內壁与流相连处为一圆孔。出土工地原为古墓地。耿宝昌、李辉柄先生均认为它们是明代中期或晚期遗物。据绞胎陶罐、绞胎陶壶的特征，有人认为可能是宜兴窑明代产品［37］。1981年上海松江地区一座明嘉靖墓出土1件绞釉紫砂壶，与上述泰州出土的绞胎陶壶如出一辙［38］，但未注明资料出处，笔者亦未查找到该材料。南京下浮桥建筑工地出土1件紫砂绞胎器盖残件（图10），出自三味以下土层，与一批明中晚期青花瓷片混杂，应为明代中晚期物，与泰州出土的绞胎陶罐、绞胎陶壶之胎体、纹饰相似。另外南京铁心桥民宅基中十年前曾出土局部绞胎贴面紫砂六角罐2件，一件完整并带盖，另一件缺颈并佚盖（图11），残高6.5㎝，局部以9片绞胎木理纹嵌贴。据王念石先生推测，可能是清中期物［39］。有人著文称：江苏扬州出土过1件紫砂绞胎盖罐，高13、口径8㎝，器内外全绞胎，属明正德年间遗物，后被其在该市古玩市场购得［40］。而该文附图却注明为：嘉靖紫砂绞泥盖罐。是否意味著文者也对该盖罐的“正德说”有所迟疑？
从江苏出土的绞胎紫砂器看，可确信明清宜兴窑曾少量生产绞胎紫砂产品，只不过宜兴窑址迄今尚未发掘出土这类绞胎紫砂陶标本。据文介绍，1963年江苏宜兴生产过紫砂绞胎产品，1975年河南修武县陶瓷厂成功恢复了传统绞胎瓷工艺［41］，这些紫砂绞胎产品中是否有60年代的作品？需待日后考古证实。
清代绞胎产品所见更少，叶哲民先生文中曰：“清代的景德镇窑也能制作绞胎瓷（别名‘花瓷’），而且远至日本和西洋也曾有所模仿。”［42］曾见绞胎菱形双联笔筒，未注明出处，只注为清乾隆景德镇窑产品［4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年制”官窑款“青釉绞胎搬指”［44］，小巧玲珑，纹饰仿瘿木。从图片看，这件“乾隆年制青釉绞胎搬指”更像是手绘仿绞胎产品，因未上手实物，故有此疑。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清雍正“仿木纹盆” （图12）［45］正是手绘之作品。不过从清代绞胎产品或仿绞胎木纹产品看，它早已失去了绞胎器的原有意义，但却与绞釉产品有许多的共同之处，而部分已变成复古之行为而已。
从以上附图看，绞胎、绞釉产品的器型还是呈多样化的。唐时的随意洒脱，宋时工整秀雅，金、元逐衰落，明清几乎不见。早已被青花瓷器等品种挤出了市场。清代乾隆的手绘仿绞胎木理纹瓷器完全可替代绞胎、绞釉器，其装饰虽不及唐宋绞胎器自然，但工艺简单省事，自然很难见到绞胎、绞釉器了。北京故宫藏有数件仿木纹碗，通体所施釉色一如木质，或见树心年轮纹，或显瘿痕，和用木材镟成的碗相比，可谓惟妙惟肖。同形制的木碗是清代西藏向清廷进贡物品之一，藏语称“扎古扎雅木碗”。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载：“扎古扎雅木碗，西藏所贡。云草根结成者，能解诸毒……彼中贡品，此最为珍物也。”故宫所藏扎古扎雅木碗中，有乾隆御制诗文：“草根成木质，西藏著灵奇，既是佛经地，何虞毒物施。足承金镂虺，口缘铁蟠螭，面目本来好，多斯文饰为。” 及诗注：“藏中每岁遣使来贡，例于初春，芝丹书以说新喜。”另一件乾隆御制诗文：“木碗来西藏，草根成树皮，或云能辟毒，藉用祝春喜。枝叶痕犹隐，琳琅货匪奇。陡思荆歙地，二物用充饥。”皮套上用汉、满、藏语记曰：“土尔扈特四等台吉晋巴恭进木碗一个”。清代御窑厂生产的仿木纹像生瓷亦应与扎古扎雅木碗一样是作为一种少数民族的礼（礼遇）器［46］。晚清至民国时所见绞胎产品，多为骨董商为了追求商业利润，而勾结窑技人员的仿古之作，也见臆造品，不伦不类。
从清末至今，民国时期曾有大量的绞胎仿古制品。建国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陆续开始恢复传统绞胎器的生产，形式多样，包括贯耳瓶、扇形枕、三足炉等，并且创新、结合现代工艺创作了不少新产品。1981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健鹰教授等陶艺家曾赴焦作实地考察绞胎瓷，并在焦作陶瓷四厂试制，以仿古为主，现在古玩市场流通的绞胎产品多为这一时期的产品［47］。特别是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唯利是图的古玩商与民间小窑勾结，烧制了大量的以新充古的绞胎、绞釉器。如《元瓷新鉴》一书中所见5件绞釉产品即是河南省民间小窑生产的仿古工艺瓷［48］。高仿品在市场上时见露脸，要价不菲，而低仿品在古玩市场遍地皆是，10～20元一件。如何将晚清至今这批仿制品与国内外传世品中区分出来，又如何将清末民国产品与现代仿品加以区分？这些工作往往是古陶瓷研究中被忽略的，这是鉴定、鉴赏中重要的一环。
值得留意的是自清雍正朝始见的仿木纹等天然纹理的陶瓷品种，乾隆时期更是盛行。以往人们仅认为它是仿木理绞，是手绘之作。笔者则认为这类仿天然纹理的陶瓷艺术品正是得益于绞胎、绞釉器的启发，将绞釉工艺发扬光大之作。这类仿自然物质纹理之作的陶瓷器，大部分为纯人为手绘，纹饰呆滞，如清道光仿木纹盆［48］，高12.4、口径37、底径31㎝，折沿，直腹下微敛，平底稍塌，圈足，腹部凸箍以金彩装饰，器内外仿木理纹。底书双方框金彩“浴德堂制”楷书款。除仿木理纹外，亦见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玛瑙釉双联笔筒［50］，高8.2、腹径7㎝，直口壁，呈双菱形连体，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而部分则是运用“绞釉”（绞各类矿物质色料）浇洒之作，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所藏清乾隆石纹绞釉玉壶春瓶，高26.4、口径7.9、足径9.2、腹径17.5㎝，以多色釉浇洒壶面，形成天然石纹，因此它是一件“绞釉”作品。西藏博物馆藏清康熙三彩绞釉多穆壶［51］，高43、口径13.5、底径13.5㎝，圆筒状，口缘设僧帽边，下侧有曲流，另面置兽状双系，壶体饰四组弦纹。它与其他类三彩釉（唐三彩及辽三彩、金三彩、宋三彩、明清素三彩）不同，属绞釉（非淋粉）作品，纯人为浇淋色釉而成。关于这类绞釉作品目前尚无人述及，笔者仅提出一点拙见，希望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
以往多数人将绞胎“如意形花枕”时代定为晚唐，自范冬青根据其装饰纹样、戳印与“咸平元年三彩宝篋形印经式塔”的装饰风格相似等特点推测，“花枕”年代当为北宋早期［52］。李仲谋先生认为年代为五代～北宋早期，并从造型、装饰工艺、铭记风格等方面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53］。笔者认为仅凭这些还不能充分证明“花枕”年代，这类“如意形花枕”均为传世品，纪年墓又不见。因为唐锦上也见团花外饰联珠的花纹图案［54］；唐三彩贴花盖罐［55］上的贴花亦与“花枕”上的绞胎团花纹相似，且盖罐上团花外层的朵花与“花枕”上绞胎朵花纹相似；唐泥塑彩绘镇墓兽［56］身上也见小圆圈外联珠纹或小三角纹；黄堡唐窑出土提梁罐［57］，所饰团花正是“花枕”四壁上的“戳印”太阳花；唐贴金铠甲骑马俑［58］人和马身上均见5～6瓣团花，团花外圈为联珠纹。该俑出土于乾县懿德太子墓，于神龙二年（706年改葬墓）陪葬乾陵。特别是1955年西安王家坟村唐墓出土的三彩绞胎钱柜（图13）［59］，柜面镶贴绞胎五瓣团花纹与河南新密市法海寺塔地宫出土的北宋三彩绞胎宝篋形印经式塔纹饰雷同，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式样唐三彩钱柜，无绞胎纹饰。均为典型唐物。
在《孝感地区文物概况》中见到安陆县“城关南郊凤凰山宋墓出土的陶枕”黑白图片［60］，为绞胎“如意形花枕”。除图下文字外，无其它介绍。与之风格一致，但造型不同的绞胎扇形花枕也于1999年郑州市一座北宋墓出土［61］，同样不见发掘简报，无法得知详情。如能见到这两座宋墓的发掘资料，如墓碑（志）、墓室结构、同出文物等，这类绞胎“花枕”的年代问题始能解决。
注释：
［1］欧阳希君：《绞胎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166-207页，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2］新乡地区调查组：《当阳峪宋代陶瓷的初步调查》，《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52-53页。韩静、周长明：《当阳峪瓷器纹饰的艺术欣赏》，《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323页。
［3］慧琳：《一切经音义》卷32《佛说观音无量寿佛经》1290页。
［4］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14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彩版三九，文物出版社，2008年。
［6］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岭表撷英》102页图47、48，文物出版社，2008年。
［7］邹伟初：《瑰宝的故事》，《岭表撷英》1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8］吴圣林、魏华东《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出土的文物》，《江西文物》1983年3期。
［9］吴圣林、魏华东：《江西修云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曾出土的文物》，《江西文物》1989年3期65页及图版叁：5。
［10］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40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刘涛：《绞胎器与“绞釉”器》，《中原文物》，1999年1期93页。
［12］王莉：《从馆藏陶瓷器看绞胎工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110页及图五，三秦出版社，2000年。
［13］王玉国主编：《镇江文物精华》119页，黄山书社1997年。
［1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247页图249，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
［15］张汝福：《当阳峪窑》，《收藏》2007年2期53页。
［16］杨静荣：《有关磁州窑起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2期91页图一。
［17］中国历史博物馆：《华夏之路·三》（日文版）110-111页图111，朝华出版社，1997年。
［18］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14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19］傅永魁：《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78页及图五：5。
［20］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黄冶唐三彩窑》彩版六四：5，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张建民：《河南博物院征集的部分打私文物》，《中原文物》2001年1期84页及封二：5。
［22］牛晓梅、钟莉芹：《鹤壁集窑天目瓷赏析》，《中原文物》2000年4期71页及彩版四：3。
［23］王宇等：《旅顺博物馆藏唐宋瓷枕》，《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157页及图版柒：3。
［24］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四十四卷·文物志》909页，中华书局，2002年。
［25］贠荣贵口述、辛文映整理：《我所了解的当阳峪绞胎古瓷》，《焦作文史资料·焦作陶瓷史料专辑》2007年3月第11期162页。
［26］耀州窑博物馆：《陈炉耀州瓷精萃》177页图165，文物出版社，2007年。
［27］袁西成、王俊杰主编：《陈炉窑》240页彩图，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
［28］雒长安主编：《文博》2002年增刊《耀州窑陈炉窑址调查与研究》专揖。
［29］耀州窑博物馆等：《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
［30］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63页图2-70，文物出版社，2005年。
［31］陈永志：《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概述》，《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11页图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32］叶哲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论》8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33］张先得《唐代绞胎高足盘》，《中国文物报》1993年7月18日三版。
［34］桂林博物馆：《靖江藩王遗粹——桂林博物馆珍藏明代梅瓶》112页图10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35］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14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36］（何振良：《晋江市博物馆藏瓷器选萃》，《东南文化》2002年2期52页图5。
［37］黄炳煜：《从泰州出土的绞胎罐、壶谈绞胎器》，《南方文物》1993年3期。
［38］江平：《宜兴紫砂萌芽期的明星之作》，《收藏快报》2006年4月12日12版。
［39］据王念石先生信中所言，图片亦为其提供。
［40］江平：《宜兴紫砂萌芽期的明星之作》，《收藏快报》2006年4月12日12版。
［41］袁志泉口述、辛文映整理：《说说当阳峪窑与恢复透花瓷》，《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3月第11辑163-164页。
［42］叶哲民：《焦作当阳峪窑浅识》，《焦作文史资料》2007年第11辑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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