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要向日本人讨个公道
关于王爷庙的鼠疫流行情况，作者可以找到许多见证人，那些尘封的史料完全可以佐证侵华日军所犯的细菌战罪行，但缺少的却是日方更为直接的证词。因此，我希望曾在王爷庙服役过的日本老兵，如果你看到这本书，请你把它读下去，并把你了解的真相告白天下。
作者在进行细菌战调查的时候，甚至想找到一种证据证明王爷庙的鼠疫流行是那些潜伏在洞穴里的黄鼠造的孽，而非日本人制造的细菌战。因为，从感情上实在令人想不通，同为人类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惨无人道的灭杀，那些刚刚来到人世才学会微笑的幼儿，他们为什么要被杀死？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那些只知道玩耍还不识人间愁滋味的童子，他们为什么要被杀死？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那些像秀丽的花朵正开放着生命娇艳的少女，她们还没来的及享受爱情，可是她们为什么也要被杀死？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年青的小伙子，父母用心血浇灌出来的顶梁柱，迎亲的日子已经盘算好了，可是他们却死于这场人为的瘟疫，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家，他们应该颐养天年了，可是却在这个惨痛的日子里看着自己的孙辈、儿女一个个死去，他们是心疼的疼死的呀，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被无辜地杀害？不，我真的不愿意承认战争会让人类的一部分疯狂到滥杀无辜，可是，许多有关内蒙古地区的鼠疫流行史中明确写着“1945年以前，王爷庙地区从未发生过人间鼠疫”，“是日本法西斯制造了王爷庙鼠疫”。
兴安盟科右前旗农业银行退休干部白宝春先生听说我在乌兰浩特采访他找到了我，对我说：“我就想问问日本人为什么要制造细菌战杀害我们这些老百姓，我要向日本人讨个公道！”那一天，我用了一个上午时间听他讲在1945年的不幸遭遇。
白宝音的家乡在科右前旗义勒力特镇东白音屯，发生鼠疫那年，他只有9岁。他回忆说，我父亲叫道尔吉，给一家叫土木特的人家傍青也叫种园子。我爷爷家住在现乌兰浩特乌兰哈达镇前公主岭屯。当时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的有我的大爷、二大爷全家，还有我的老叔和老婶。45年腊月初三那天，有人骑马到我家来说，我老叔病重让我父亲快回去看看。我爸赶到公主岭时，老叔已经死了。
老叔的病是被日本人放进粮食里的细菌传染上的。那一天，我爷爷感冒发烧，我老叔就去邻村去请大夫。大夫家的人说被村北头的老张家请走了，老叔就去了张家。一进门，看见大夫正坐在张家的炕上吃饺子，他家的人见我老叔来了就热情地招呼他也坐下一起吃。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吃白面、大米就是经济犯，更别提吃饺子了。我老叔吃了几个饺子，跟大夫到他家给爷爷拿了药。没想到包饺子的面是从乌兰浩特捡洋捞来的，当晚老叔就发病了，第二天死的。那天，在老张家吃饺子的人陆续都死了，大夫也死了。
老叔那年刚结婚，爷爷奶奶就用他结婚时做的柜子把他安葬了。第二天，我爷爷和奶奶一起病了，发高烧，第4天两个老人都死了。家里惟一的柜子发送老叔了，爷爷奶奶没有棺材，我父亲四处借木材给老人打棺材。这时，屯里的人们知道我家人得的是传染病，不敢与我们来往了。木材借不到，只能把爷爷奶奶放在同一个马槽里，用爬犁拉到山冈上扔了。接着，我的大大娘病了，过了两天也死了，家里再没有什么可以装殓尸体的东西了，只能用爬犁拉出去扔了。屯里报告了防疫队，穿胶皮衣服的人来了要把我爷爷家的房子、粮食都烧了，有人听说后给他们报了信。我大爷和二大爷怕连人一起烧了，就连夜带着全家逃到我家里。大大娘的两个闺女，一个小子也死了，此时我爷爷家已经死了7口人。他们到我家后，我家就传染开了。我的一个喇嘛爷爷在我父亲的兄弟中排行老大，他从小在葛根庙当喇嘛没有成家，日本投降后，他带着徒弟跑到我家。他首先传上了鼠疫，接着是他的徒弟。喇嘛爷爷死了，白音屯的人不知道我家出了事，把大喇嘛爷爷正常安葬了。接着，喇嘛爷爷的徒弟、我二大爷和他的大儿子也相继染病死去。短短20天，我们18口人的家族死了11口人。白音屯的人发现我家得了传染病，就把我们隔离了，用草绳子把我家的院子围起来，不能出入。蒙古人有个习俗，人死了不能放在地下，只能放在炕上，这4口人的尸体没法打埋，我父母亲只能把尸体放在炕上，我们睡在地下。这样持续了一周。
此时，我家还剩下父母、6岁的弟弟、二大娘和两个儿子和我共7口人。隔离后，不让我家人挑井里的水吃，我们只好从房后洮儿河支流朝鲜人种水稻的一条干渠里刨冰抱回家里化水吃。
白宝春近照
这种病开始传染的劲大，发病两、三天就死。后来劲就小了，发病后得折腾5、6天，把人搞得发高烧，全身痛，在地上难受的打滚，一个劲地要水喝，直到折腾死。腊月22那天，我家活着的只剩下3个大人、4个孩子了，我父母一看这种情景一家人恐怕都得死了。我妈说，我们趁明白，一起跳西山崖子死了算了，省得这么折腾死太痛苦了。我父亲和二大娘同意了。二大娘说，反正早晚都是死，一闭眼就没了反倒好，要死就死的痛快点。我父亲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在一起吃最后一顿饭吧，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吧......
那时，我家里也没啥东西，只有准备过年跟朝鲜人换的一点大米，晚上都煮上了，准备吃过饭后夜深人静时全家悄悄从后门出去上山。我们几个孩子很多天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看着做好的饭高兴劲来了，吃的很香。母亲和二大娘看着我们的吃相，失声哭起来。
到半夜了，全家准备出动。我娘看着我说：“咱们这一去白家就断后了，绝根了！”我母亲的娘家离这个屯子5、6里地，我家出事后舅舅来看过我们。那天刮着西北风，他站在上风头喊道：“你们出来吧，还有谁活着，我们见一面吧！”
我母亲说，咱们还是把最大的孩子宝春送到他舅舅家，让他去了就钻到窑里，能活下来白家也能留个根。那时，我已经懂事了。我扑进母亲的怀里，哭着说，我不离开你们，死活我跟你们在一起！大人听着我的话都哭了，接着全家哭成一团。
这时，外面站岗的叶茂盛听到了。那时兵慌马乱，土匪胡子横行，乡亲们为了互助拜把子结弟兄，叶茂盛是我父亲的磕头拜把子兄弟中的老疙瘩（最小的兄弟）。那年，他18岁。他听到我家里的哭声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进了我家的院子。我父亲听到敲门声问：“是谁呀？”他说，我是叶茂盛，让我进去看看。我父亲说，我家正传染病呢，你别进来，快走吧！他说，你家的事情我都知道，今天是我站岗，没人知道我到你家里来，你开门，我跟你说个事。
我父亲还是不开门。叶茂盛在外面说：“我们是喝了血的弟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把门打开，我有事说！”
叶茂盛进屋后，看见炕上躺着4具尸体。父亲对他说，你看见了，我们这一家活不出去了，今天全家准备到西山跳崖。我有一件事求你，父亲说着把我拉到叶茂盛面前，“你把这个孩子带到他舅舅家，给白家留个根。”
叶茂盛把我拉过去，摸着我的头说，你们可别就这么死，我刚听说大烟可以解这个病，你们千万别死，等着我，我去张罗......
母亲一听有解药，心里顿时有了一线希望。说：“你张罗吧，我今后一定还你。我们谁也还想死呀！”
父亲对叶茂盛说，你看我家活人和死已经一块堆住了7、8天了，想个办法帮我们抬出去吧。叶茂盛答应道：行！
后半夜，叶茂盛果真赶了个毛驴车来了，跟我父母一起把我喇嘛爷爷等4 口人的尸体拉到西山，扔到了沟里。
叶茂盛在路上对我父母说：“你家里吃不吃饭也得烧火，烟囱得冒烟，不然村里人以为你家里的人都死了呢”。那时，我家一点柴都没有，没东西烧火。第二天清早，叶茂盛背了一背柴放到我家的院子里，我家点起了灶火，重新有了生命的希望。
第二天是腊月23，按风俗这天是要打扫卫生的，我母亲和二大娘一起把死人的东西该烧的都烧了。鼠疫是传染病，母亲给病人喝水固定了一只青花碗。母亲拿起这只碗说，不吉利的碗，在你的手上死了那么些人，我得把你打碎！母亲说着把碗举起来，向河石铺的地上用力摔下去。那碗摔到地上滚了好远停下来，母亲拿起来一看碗上连个缝都没裂。母亲气急地说，不吉利的碗，还不碎！她举碗又摔到石头地上，那碗还是一点纹都没裂。我母亲声泪俱下地哭道：“天呐，你是想要我一家人的命吗？”她又要摔，我父亲说，你别摔了拿过来我看看......
父亲接过碗一看果真一道纹都没裂，就对母亲说：“留着吧，也许我们活下来还能有一碗饭吃”。我们这里人信仰佛教，父亲把碗郑重地放置到佛像旁，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它。
晚上，叶茂盛拿来一块酒盅大小的大烟土，我妈说让我父亲吃，父亲说让我吃，全家人推让着谁也不肯吃。这时，叶茂盛说，大家分着吃吧，大的多吃点，小的少吃点。于是，母亲把大烟土分成7个团，第人一份吃了。叶茂盛又告诉我们听说冻土块也能解毒。这东西有的是，大家怕死都去吃，一家人吃土吃的拉不下屎，互相用手往出抠。就这样，我家18口人终于活下来7人，但有11口人却无辜地死于日本人撒下的细菌。
白宝春讲述完自己家的悲惨遭遇后，激动地对作者说：这场灾难不仅是我一家的灾难，也是我们东北人民的灾难，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虽然已经过去59年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华民族惨痛的侵略事实。 2003年12月5日，我向兴安晚报记者公开了我家在日本人制造的鼠疫大流行中的受害情况，目的就是要引起全社会对日军细菌战的关注，通过媒体呼吁，受害者的家庭成员联合起来，为王爷庙因侵华日军细菌战死难者、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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