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和乙是好友，甲是某私企老总，乙是国家工作人员，某天乙打电话给甲，问甲是否需要资金周转，甲正好需要，乙说他手头有一笔钱，当作借给甲，双方约定利息，但未写借条。乙要求甲找别人联系一个陌生电话，约定好时间地点找陌生电话的主人拿钱。甲派人前后总共拿过500万。
后来乙因涉嫌受贿案发，乙供述此钱为行贿人贿送乙的款项，行贿人供述称不认识甲，只是按乙要求把给乙的钱在某时间地点交给联系人。
甲供述称估计是别人给乙的好处费，但自己需要资金周转，因此对这种神秘的取钱方式也没有意见，就按乙要求去做，且估计乙也不方便拿钱，帮助乙拿钱这也是乙信任自己的表现。但没有借条，几年来也没有偿还过乙。
1、乙构成受贿
首先，乙构成受贿罪无疑。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通过甲从行贿人处获得500万元好处费，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甲是否有受贿的共同故意
甲是否构成受贿罪，关键是看甲乙双方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成立共同犯罪的关键是行为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甲乙双方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如果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根据我国刑法第第十四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如果从条文语义本身所涵盖的范围来看，故意犯罪只限于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只有必然性而排除可能性。
本案中，根据甲的供述，其“估计是别人给乙的好处费”，证明甲已经意识到这500万的所谓借款来路不明。从客观证据看，甲也完全有依据判断出这500万借款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因此符合故意犯罪中“明知可能会”的要求。
当然，证明了甲符合故意犯罪的要求，并无法推倒出其与乙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因而构成受贿罪。在此基础上，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成立还需要有共同的犯意。
所谓共同的故意，即行为人之间的犯罪意思联络。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将意思联络区分为明示、暗示与容忍三种方式。本案中，甲乙之间符合通过暗示的方式达成共同故意的形式。
具体而言，乙主动询问甲是否需要借款并让甲联系陌生人收款，甲与乙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默契。此外，甲也承认自己估计到了涉案的500万为好处费。
此外，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故意”，主要是一种概括的故意。本案中甲与乙之间共同的故意为收取好处费，好处费并不必然就等同于受贿款。
共同受贿罪中的故意有别于个人受贿罪中的故意，后者是一种明确的、唯一的故意，而前者的故意则是一种修正的、概括的故意。在个人犯罪中，必须认识到好处费即为贿赂款方可成立受贿罪。而在共同犯罪中，不要求必须明确认识到好处费就是受贿款，而只需要概括地认识到收取的好处费为受贿款，且这种认识可以通过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即可。
本案中，甲主观上行明知所谓的借款为好处费，其概括性地认识到此好处费为受贿款，因为在主观上与甲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依法应当构成受贿罪。
以上分析，是在证据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倾向性分析。由于证据是定罪的基础，所以上述在进行分析时，难免会作出一些事实上的推定。辩护方可以利用这些推定的漏洞进行反驳：
1、关于故意的推定
上述分析中提及，甲共同犯罪中的故意不一定要求确定地意识到乙正在受贿，只需要甲有根据地意识到乙可能在受贿即可。
但是，“可能知道”是一种推定，必须从客观证据进行推定。将抽象的“可能知道”作为定罪的标准，并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此外，甲供述自己“估计是好处费”中的估计可能是一种日常化的猜测，也可能是一种有切实依据的猜测。比如，“我估计那个男的应该很有钱，否则他这么丑怎么会有女朋友”便是一种日常的估计行为。
本案中，甲的估计虽然也有一定的依据，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怀疑而已。既然估计的依据不足，便不能推定甲在主观上有共同受贿的故意。
2、关于500万的受贿款
500万是一笔巨款，由此可以知道甲对待巨款应该是小心谨慎的。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突然拿出一笔巨款借给甲，甲不可能没有怀疑。
问题在于，本案只提到甲是国家工作人员，一般而言收入不会特别高，但对甲的家庭经济状况没有说明。从甲的角度看，乙作为公务员，有一些有钱的家人、朋友也很正常。甲乙是多年好友，乙在甲经济困难时帮助其借钱并不完全异常。甲在主观上应该是：既意识到了500万是受贿款的可能，也认为可能是乙通过其他获得的财物。
综上，甲的估计不过是一种对可能性的估计，法律不可能要求一个企业家对财物的来源作出实质性的审查，因而无法认定甲共同受贿的故意。
总而言之，由于本案揭露的证据十分有限，包括乙的家庭经济状况、甲乙之间是如何沟通的，甲具体是如何从陌生人处取款的，均为空白。法官裁判应当建立在客观的证据之上，当本案的证据补全之时，方可确定甲是否构成共同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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