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正孝（柳州市中医院）
吴娅娜（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四节 药质理论
每种药物都有一定的质地，这些都会影响到药物的性能功用。前人对此论述不多，较为系统的论述应是北宋徐之才称之为“十剂”的内容。徐氏的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涉及药物的适应症问题，其中宣、通、补、泄是药物的功用分类，而轻、重、涩、滑、燥、湿则实际上涉及药物的质地与功用的内容。他说：“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重可去怯：磁百、铁粉之属。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
上面的一段话表明，北宋时期的医药学家已经认识到，不同质地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功效，而质地相近的药物则具有相近的功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上述内容作了系统的归纳，现结合《本草纲目》相关内容，将上述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阐释如下。
1．轻剂
轻剂，指质地轻清的药物，如麻黄、葛根、升麻之类。徐之才说：“轻可去实。”所谓“实”，是指实邪，如风寒之邪，始客皮肤，出现头痛身热，或痈疮疥痤初起，宜于解表，使在表之邪从汗而解的时候可以应用，这就是《内经》“轻而扬之”的治疗方法。李时珍认为，准确的说，应该称为“轻可去闭”。闭有表闭、里闭、上闭、下闭之分。表闭者，风寒伤营，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外出，出现发热恶寒、头痛脊强等，宜用轻扬之剂发汗解表。里闭者，火热郁抑，津液不行，皮肤干闭，出现肌热烦热、头痛目肿、昏瞀疮疡等，宜用轻扬之剂解其肌，而火自散。上闭有二：一是外寒内热，上焦气闭，出现咽喉闭痛，宜辛凉之剂以扬散之，则闭自开。一是饮食寒冷，抑遏阳气在下，发为胸膈痞满闭塞之证，宜扬其清而抑其浊，则痞塞自开也。下闭亦有二：一是阳气陷下，出现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行之证，只需升其阳，而大便自顺，这就是“下者举之”之法。一是燥热伤肺，金气膹郁，窍闭于上，而膀胱闭于下，出现小便不利，以升麻之类探吐，则上窍通而小便自利，这就是“病在下取之上”之法。由此可见，尽管轻剂作用范围很广，总不离乎其“轻扬”的作用。
与质地轻清相对应的，还有药量的轻用。
2．重剂
重剂，是指质地沉重的药物，如慈石、铁粉、朱砂、水银、沉香、黄丹、寒水石之类。徐之才说：“重可去怯。” 受惊怯时，神气浮越在上，故以重剂坠之。李时珍认为，重剂可运用于四种情况：一是惊则气乱，而魂气飞扬，如丧神守；二是怒则气逆，而肝火激烈，病狂善怒者，并铁粉、雄黄之类以平其肝；三是神不守舍，而多惊健忘，迷惑不宁者，宜朱砂、紫石英之类以镇其心；四是恐则气下，精志失守而畏，如人将捕者，宜慈石、沉香之类以安其肾。重剂的作用是以其重坠之力，压浮火而坠痰涎，不单是治疗怯证。所以诸风掉眩及惊痫痰喘之病，吐逆不止及反胃之病，都是浮火痰涎为害，均宜重剂以坠之。
与质地沉重相对应的，还有药量的重用。
3．滑剂
滑剂，是指质地润滑或渍水后出现滑腻痰涎样物的药物，如冬葵子、榆白皮。徐之才说：“滑可去著。” 所谓“著”，是指有形之邪留著于体内。刘完素指出，涩而气著，必滑剂以利之，因滑能养窍。张从正说，大便燥结，宜麻仁、郁李之类；小便淋沥，宜葵子、滑石之类；前后不通，两阴俱闭，称为三焦约，宜先以滑剂润养其燥，然后攻之。李时珍认为，有形之邪留著于经络脏腑之间，如便尿浊带、痰涎、胞胎、痈肿之类，皆宜滑药以引去其留著之物，这与用木通猪苓通以去滞相似，但有实质的区别：木通、猪苓，是淡泄之物，去湿热无形之邪；葵子、榆皮，是甘滑之物，去湿热有形之邪。所以无形之邪称为“滞”，有形之邪称为“著”。例如，大便涩用菠薐、牵牛之类，小便涩用车前、榆皮之属，精窍涩用黄檗、葵花之类，胞胎涩用黄葵子、王不留行之属，用半夏、茯苓之类引痰涎自小便去，用五叶藤、萱草根之类引疮毒自小便去，都是滑剂。半夏、南星皆辛而涎滑，能泄湿气、通大便。因辛能润，能走气，能化液。如果认为它们是燥物，那就错了。湿去则土燥，并不是半夏、南星本来性燥。
含油脂则能润肠通便，如桃仁、柏子仁、麻仁之类。
4．涩剂
涩剂，是指口感涩或味酸性涩的药物，前者如牡蛎、龙骨、枯矾、海螵蛸、五倍子，后者如乌梅、诃子、五味子、榴皮石。徐之才说：“涩可去脱。” 所谓“脱”，包括气脱、血脱、精脱、神脱。刘完素曰：滑则气脱，如开肠洞泄、便溺遗失之类，必涩剂以收敛之。张从正曰：寝汗不禁，涩以麻黄根、防风；滑泄不已，涩以豆蔻、枯矾、木贼、罂粟壳；喘嗽上奔，涩以乌梅、诃子。凡酸味同乎涩者，收敛之义也。但涩剂的应用，宜先治其本，而后才可用收涩。李时珍曰：脱则散而不收，故用酸涩温平之药，以敛其耗散。汗出亡阳、精滑不禁、泄痢不止、大便不固、小便自遗、久嗽亡津，皆气脱也。下血不已、崩中暴下、诸大亡血，皆血脱也。牡蛎、龙骨、海螵蛸、五倍子、五味子、乌梅、榴皮、诃黎勒、罂粟壳、莲房、棕灰、赤石脂、麻黄根之类，皆涩药也。气脱兼以气药，血脱兼以血药及兼气药，气者血之帅也。但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均属神脱，那就不是涩药所能收敛的。
与味涩相对应的，还有将药物炒黑使之味涩的用法。
5．燥剂
燥剂，本是指性燥的药物，如桑白皮、赤小豆之类。徐之才说：“燥可去湿。”凡是湿气为病，都可以燥剂治疗。
实际上燥应包括在一般贮存环境下质地干燥或干枯，含水量少，无油润特征的药物，所以这类药物种类繁多，所治范围极广。实际上，湿病涉及病种也是很广泛的，如王好古就说：“湿有在上、在中、在下、在经、在皮、在里。”李时珍也说：“湿有外感，有内伤。外感之湿，雨露岚雾地气水湿，袭于皮肉筋骨经络之间；内伤之湿，生于水饮酒食及脾弱肾强，固不可一例言也。”所以，只要有质地干燥的药物都有燥湿之性，如为风药，常称为风胜湿；如为燥性药，常称为燥除湿；如为淡药，常称为淡渗湿；其它如泄小便可以引湿，利大便可以逐湿，吐痰涎可以祛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诸如此类的说法，不一而足，但质地干燥可以去湿的意义常未阐发。
我们常说，黄连、黄柏、栀子之所以能燥湿，治疗湿热之证，是由于苦寒则化燥，故能除湿。如果真的苦寒则化燥而能燥湿，那么玄参、生地为什么不能燥湿？
同样，又常说，干姜、附子之所以能化湿治疗寒湿之证，是由于辛热可以除湿。如果真的辛热则化燥而能除湿，那么当归辛温何以不能化湿除湿？
实际上，黄连、黄柏、栀子之所以能燥湿，干姜、附子之所以能化湿，全在于它们质地干燥，本属燥剂，并非苦寒化燥，也并非辛热化燥。否则，寒也去湿，热也去湿，岂不自相矛盾？
6．润剂
润剂，是指质地柔润的药物。将药物置于普通环境下，极易吸湿变软的“膏润”药物，如麻仁、阿胶、当归、地黄、麦门冬、栝楼根、苁蓉、枸杞之类。徐之才在论述十剂时称为“湿剂”，说：“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 刘完素说：津耗为枯。五脏痿弱，荣卫涸流，必湿剂以润之。王好古曰：有减气而枯，有减血而枯。李时珍则径将“湿剂”必为“润剂”，并指出，所谓“枯”者，燥也，阳明燥金之化，秋令也。风热怫甚，则血液枯涸而为燥病。上燥则渴，下燥则结，筋燥则强，皮燥则揭，肉燥则裂，骨燥则枯，肺燥则痿，肾燥则消。如养血的当归、地黄之属，生津的麦门冬、栝楼根之属，益精的苁蓉、枸杞之属，凡此膏润之属，皆润剂也。并认为，徐之才以石英为润药是错误的，是当时以服石为滋补的错误观念的表现。
润泽者入血分，如玄参、地黄、当归、龙眼肉等等，皆用其质柔入血分，而有滋阴养血之功效。
第五节 援物比类和法象学说
“援物比类”思维是东方的思维特质，“观物—取象—比类—体道”，是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方法。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元气论的思想，依据元气理论形成了天人合气、天人相应、天人同理、天人相参的观念，通过天地自然比类认识人体，通过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比类进而认识天地。正是“援物比类”的思维方法，古代医者才仿效自然，把自然、社会规律运用到医学。《素问?示从容论篇》说：“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
“援物比类”在后世又称为“取象比类”，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医学理论的主要思维方式。取象比类法自上古时代用于中医学之后，就逐渐发展成为解决有关人体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医学中占有明显地位，并发挥着巨大作用。取象比类法应用于探索中药的疗效机理，就产生了法象药理学。
“法象”一词，首先见于《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周易?系辞下传》又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法象药理认为“天地赋形，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所以可以依据药物的自然特性（气味、形态、颜色、生长环境、质地、习性、加工等），以及用援物比类的方法解释药物的作用机理。在此理论指导下应用药物，称为法象用药。所以，法象药理是中医药学对中医天人合一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四性五味五臭五色、药质理论等的具体应用。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对中药功效的由来，有一段精辟的说明：“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 只有充分认识和掌握各种药物的全部性能，以及性味相同药物之间同中有异的特性，才能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和使用药物。
法象药理并不是凭空瞎想出来的，中医药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规律。本着实践(服用)在先，而理论出现在后的原则，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积累了一定的用药经验后，人们通过感观考察、认识药物的药象，试用治病，总结和分析临床表象，初步了解药物的临床特性。综合药物的自然特性、临床特性和临床效果，形成初步用药理论。再以此理论指导，反复认识药物、用药治病，总结、提高形成用药原理，而得出中药在人体内发生作用之所以然的解释。
《圣济经》中明确地提出了法象一词。“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法象”(今又被称作象思维)这一称谓虽然未见于宋以前文献，但法象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前文所述，东汉?郑玄早在注释五味与人体骨、筋、脉、气、肉的对应关系上就运用了法象思维的方法。到了宋代，徽宗赵佶明确地提出“法象”这一称谓，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象理论体系。
《圣济经》指出：“观其演易说卦，推阴阳之颐，究物性之宜，大或及于牛马，微或及于果蓏，潜或及于龟蟹，盖以谓禀气而生，不离阴阳，惟其不离阴阳，故无一不协于理，而时有可用者矣”，书中试图建立一个事物的生成观，即世间万物无论大如牛马，小如果蓏，潜如龟蟹，都是由阴阳之气禀于理而生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出了象的概念：“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字书之作，包括象数，物物妙理可得而推”。这样就把象与气通过物而建立了联系，归根到底，象是由气而产生的，而由气成象所禀之理是可推的，即“物物妙理可得而推”。
刘完素在《素问病机玄病式?药略》中说：“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特物得一气之偏，……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善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
徐大椿也说：“药之受气于天地，各有专能，故所治各不同。于形质气味细察而详分之，必有一定之理也。”
可见中药作用原理的认识符合东方文化的思维特质，从宏观角度认识中药药性，将药物的性能与人体、自然界在同一整体里思考，有着完整理论体系，是从较高综合层面上理解中药，并指导临床用药，与西医的微观药理有着本质的区别。
取象比类法的创立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对两类事物属性、关系相似性的认识需要创立者具备坚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包括天文、物理等其它学科的综合知识，而一旦建立之后，便有可能对目前医学上的难题尤其是那些运用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的疾病取得突破性的治疗和研究进展。
中医临床实践中，有许多取象比类法的例子，如五皮散，“皆用皮者，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成方便读》)；又如通过宣肺以达到利小便目的的“提壶揭盖法”的运用；古医家从自然现象土堤不全致水流泛滥与机体脾虚水湿停聚的类似联系，制定了“培土制水法”。而较为成功的要数“以毒攻毒法”的运用，《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记载治疗疯狗咬伤可采用“杀所咬犬，取脑傅(敷)之，后不复发”的方法，开创了用免疫法治疗狂犬病的世界先例。近代，如德国著名细菌学家贝林在面对当时全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受到破伤风和白喉流行威胁而束手无策的时刻，在中医“以毒攻毒”的指导和启发下，引发了他的科学联想思维并认定“以毒攻毒”的科学道理，运用“以毒攻毒”的思维，采用细菌学实验研究方法，研制成功了破伤风和白喉抗毒素血清，同时提出了“抗毒素免疫”新理论概念，为人类健康事业和破伤风及白喉的防治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荣获了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学者运用“以毒攻毒”的成功典范为陈竺教授和张亭栋教授，被世界医学界所公认的中药砒霜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研究正是在“以毒攻毒”思维指导下创造出来的。
通过类比思维方式所得到的结论的真实性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对医学而言，实践应包括临床实践与实验室的验证。根据法象理论临证用药，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前人归纳的用药方法和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因时代的局限，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可能步入唯心主义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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