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并跋），每页29.3×14.2厘米，日本私人藏。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达八百多本，传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共有两本。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墨迹本，一为保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的北宋董薛嗣昌石刻本。此卷早在唐代已随归化之僧、遣唐之使流传到东邻日本，对日本书道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余在中国本土者，南宋之后，俱成劫灰。只有保存于西安碑林的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薛嗣昌石刻本。虽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可称善本，但和墨迹相比较，锋芒、使转含混多了。相比之下，石刻本轻重变化小，用笔中锋侧锋不明，含混而不见锋芒。可见米芾“石刻不可学”是有道理的。
《真草千字文》，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唯有一卷。流传下来的《真草千字文》墨迹只断烂了开首两行，其他都尚称完好；至于缺的部分，也已根据关中本补全。所谓“关中本”，是宋朝大观三年时薛嗣昌根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於大观已丑（公元1109年）摹刻上石，又称为“陜西本”，原刻石今日尚存西安碑林，据说“颇极精工，无复遗恨”，可说是善本，但感觉和墨迹相比稍差一些。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复出后，很多学者不敢肯定为真迹。为了保险，说成是“唐摹本”。启功先生曾于1989年4月在京都小川家获观原本，在其《千字文说》中补记有“（纸色）盖敦煌一种薄质硬黄纸经装裱见水时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笔墨痕浓重处时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犹有内亮之色，更可知绝非钩描之迹矣”。先生以初唐人临本证明：这就是800本之一。并有诗云：“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家老大回。”
1912年日本小川为次郎氏把所得到的一个墨迹本影印行世，内藤虎考订认为，这即是所谓“拓王羲之书”“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那一卷。天平胜宝八年(相当唐肃宗至德元年) ，日本圣武天皇死后，其皇后藤原光明子在把他的遗物献给东大寺卢舍那佛，遗物中的《献物帐》即包含此卷，现在已改装成册。每页高29.3厘米，宽14.2厘米。光绪辛巳（1881年）杨守敬即在跋语中指为智永书。
千字文，即由一千字组成的韵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被称为“笔”，而非“文”）。南朝梁武帝时期（502 —549 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此篇《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继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后，还相继出现了《续千字文》、《叙古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
以下为杨守敬、日下东作、罗振玉、内藤虎跋文——
智永历代集评——
隋炀帝尝谓：“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
张怀瓘《书断》云：“智永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齐升堂，真草惟命，夷途退辔，大海安流。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
米芾云：“僧智永书，虽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
苏轼《东坡题跋》云：“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永师仿钟元常《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智永真书千字文两种(53张)回向，沉着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过纸背者，唐以后此法渐澌尽矣。”
明解缙《春雨杂述》谓：“自义、献而下，世无善书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书学中兴，至唐而盛。”
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曾说：“智永《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喻之。”
清代冯班《钝吟书要》则说：“今日刻本《黄庭》（王羲之小楷《黄庭经》）多不是，但惜不见原本，字画俯仰处甚遒，翻之多失，与永师《千文》看方得。”
都穆《寓意篇》评其字谓：“《智永真草千字文》真，气韵飞坮，优入神品，为天下法书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