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过程

——用《资本论》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48）

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靠自然界活着。从理论上说，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从实践上说，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因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必须遵守自然规律。违背了自然规律人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问题是这些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有什么规律呢？人们在没有认识自然规律的时候，就把辩证法作为自然规律。但是，恩格斯说：“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人类寻找自然规律的情况如下：

第一，古希腊的世界观

从自然界找出自然规律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其他的先哲们认为，历史是一个逐步衰亡的过程。古希腊人把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黄金时代是历史的顶峰，是富饶与满足的时代。当潘朵拉打开了罪恶之盒的时候，黄金时代就忽然结束了。从那时起每个时代都比前一个时代更加粗俗、严酷。希腊神话中的最后时代是铁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光明磊落、恪守信用者不得重用，骄横行恶之士反而见宠。正义为暴利所压倒，真理不复存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变化最少的社会秩序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世界观里根本没有持续变化与增长这些概念。

第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

整个中世纪中一直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世界观，把现世生活看作是进入来世生活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基督教世界观虽然摒弃了古希腊历史是循环往复的观点，却仍然认为历史是一个衰亡的过程。基督教神学把历史划分为开始阶段、中间阶段与终结阶段，分别表现为创世、赎罪和最终审判。虽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直线的而不是循环的，但它却不会朝着一个完善的境界发展。相反，基督教的世界观认为历史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罪恶的力量不断在尘世播下混乱与分崩离析的恶种。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是原罪。这个概念排除了人类不断改善其命运的可能。实际上人类创造历史、改造历史的观点在当时纯属无稽之谈。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这个世界天网恢恢，上帝控制着每一件事情。基督教的上帝是个人的上帝，他干预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世界的何去何从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创造历史的是上帝而不是人。在这个宏大的神学统一体中，个人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把中世纪生活的历史结构连接并统一起来的，是人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自由与权利。

第三，十七世纪的机械论世界观

他的发现人是弗兰西斯·培根、勒奈·笛卡儿和伊萨克·牛顿。弗兰西斯·培根给了古希腊狠狠地一击，从而为机械论模式奠定了基石。培根仔细思考了古希腊世界观后下结论说，尽管古希腊的世界观虚张声势，它却从未“进行过任何一项旨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实验”。在古希腊人看来，科学只是用来探索世界万物之所以然；培根却试图建立一种用于知其然的科学。“所有科学的真正正当目标，应该是赋予人类以新的发现力量。”培根告诫说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我们理智的意愿，在人类认识中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世界模型”。培根认为客观认识能使人类“驾驭自然万物——包括人体、医药、机械力量等等一切”。培根是现代第一个讲究实际的实用主义者。

培根刚刚打开通往一个新的世界观的大门，数学家勒奈·笛卡儿就对这一新世界观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紧接着伊萨克·牛顿又带来了让现代科学开张营业的一切必要工具。

苗卡儿发现万物都可归结为数学的道理。数学探讨的是秩序与度量，而无论是数字，图形，星座，声音或是其它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量的问题。笛卡儿成功地把自然界整个地转化成了运动中的简单物质。他把质量完全变成了数量，并充满信心地宣称世界最重要的只有空间与地点。笛卡儿的数学世界无色、无味、无臭，它滴水不漏，天衣无缝。说到底，还有什么比代数与几何学更加整齐规矩呢？数学代表彻底的秩序，而心有灵犀的笛卡儿一举消灭了任何有零乱、混杂和活生生的嫌疑的东西。在笛卡儿的世界里，万物各得其所，相互关系十分和谐。世间一切都精确无误，不存在任何混乱。要成为一种世界观，机械论模式必须首先可以预测的。它决不能容忍一个能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改变万物运行规律的神的存在。就这样，上帝被巧妙地请出了舞台。

如果说笛卡儿给了人类一个“信念”，即他们能揭示世界的奥秘，成为世界的主人，那么，牛顿则提供了得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工具。牛顿发明了描述机械运动的数学方法。他声称同一个定律能解释行星运转也能解释树叶落地的方式，并称：“自然界的所有现象都可能产生于某些力；出于一些我们迄今还不了解的原因，这些力驱使一些物体颗粒互相吸引并以一定图形相聚，并使另一些颗粒互相排斥。”牛顿的三大定律告诉我们：“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静止的物体仍处于静止，运动中的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物体的加速度大小与作用力成正比，方向与作用力方向一致；每一个作用力都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机械论世界观只以运动中的物体为研究对象，因为运动中的物体是唯一可以用数学来衡量的东西。这是一个机器的，而不是人的世界观。机械论模式的建筑师们把万物的质从它们的量中分离出来并排除在考虑之外，从而使他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完全由没有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万物确实有一定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又是能被数学公式与科学观察他们周围的日常生活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的日常生活竟是那么杂乱无章。人们乖僻的行为，管理与经济中的弊端，都似乎使培根、笛卡儿与牛顿对世界井然有序的力学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人们该做的事情现在已经十分明了：应该搞清楚自然规律是如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并按这些规律行事。

第四，洛克和亚当·斯密的世界观

有两个人在机械论世界观的基础上立刻开始寻找这些普遍规律与社会运行之间的关系。约翰·洛克把政府和社会的活动同世界机器模式联系了起来。亚当·斯密则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同样的努力。

洛克知道：为什么人类活动之所以没有被遵循，是因为人们把社会秩序建立于非理性的传统和习俗之上，这些陈规陋习来源于多年来一直盛行的神权统治。洛克以理智为武器，开始探寻社会的“自然”基础。他迅速断言宗教不能被作为社会的基础，因为上帝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不可知的。我们怎么能用不可知的东西来作为治理的基础呢？正如培根把上帝驱逐出了自然界那样，洛克把上帝驱逐出了人类舞台，从而他在宇宙中只有人类作伴了。人类不再是受上帝驱使的有机体的一个部分。那么，人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呢？为此，洛克提出了一个至今还统治着现代世界观的论点。他认为一旦我们能够穿透陋习与迷信，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完全由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洛克认为社会之所以名正言顺地发展成了实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是因为理智告诉我们这是自然规律。根据自然规律，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履行作为一个社会原子所应尽的责任，从事职业，工作终身，努力积累个人财富。个人利益就是社会的唯一基础。

在洛克看来，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给予人民运用他们所获得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去创造财富的自由。因此从洛克的时代直到今天，国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帮助人们征服自然，获得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物质繁荣。洛克宣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必须把人们“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而对私有财产的无止境追求会不会引起人与人的互相残杀，最后使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沦为财富积累过程的牺牲品呢？洛克认为不可能，因为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善良的，使人为恶的只是匮乏和贫困。既然聚财是人类本性，那么只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生活就能永保平安。人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自然中“仍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就这样，洛克成了宣扬无止境的增长于物质财富的哲学家。

洛克认为在一个建立在理智基础之上，并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国度里，无止境的财富积累是可以允许，甚至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就是金钱的目的。既然金钱不会误事，那就多多益善。很明显，一部分人会比其他人更加富裕，但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他认为拥有财富是社会权力，而创造财富更是社会责任。通过劳动把土地占为己有的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人类共同财富。这就是所谓“利益扩散理论”（个人财富积累越多，整个社会得益就越多）的早期形式。洛克以这个理论为依据宣称个人应该“尽量地积累大量的耐久物品（如金银之类）。洛克就这么决定了现代人的命运。

与洛克一样，亚当·斯密对机械论世界观推崇备至，并决心建立起一种经济理论来反映牛顿模式的一般概念。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写道，就象按一定规律运行的天体一样，经济学也有一定的规律。如果按经济规律行事，经济就将得到发展。然而政府的规律制度以及它对经济的控制，都是用极不自然的手段指导经济生活，违反了万世不易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不能得到应有的迅速扩大，生产力也受到压制。也就是说，任何用以指导“自然的”经济力量的生活企图，都是有损于效益的。对亚当·斯密来说，效益是他奉行的格言。

亚当·斯密宣称，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经济学的自然规律，我们就会得出以下这个必然结论：最有效益的经济结构是放任主义的经济结构，即让一切都不加干涉，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亚当·斯密与洛克如出一辙，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物质的私益。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社会就不应该妨碍他们追求物质利益，谴责他们的自私自利。相反，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人们满足自己需要的欲望其实是一种能使他人得益的美德。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私活动，才能化贫乏为富庶：

培根、笛卡儿、牛顿、洛克和斯密都是机械论世界观的伟大普及者，其他许多人不过是他们的继承者。然而，他们的基本观点流传至今。这些基本观点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首先，宇宙间有一个可以在天体的运行中观察到的精确的数学规律。令人遗憾的是，开天辟地之时万物处于一派混沌之中，因此必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建立起宇宙其它地方呈现出井然有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安排自然万物，使之反应出宇宙间呈现出的秩序。答案是以最有利于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方式来安排自然。这个宏伟的新模式的逻辑理论就是：我们积累的物质财富越多，世界就必然越有秩序。被认为能带来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的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就成了进步的同义词。而科学技术就是履行这个使命的工具。这些就是机械论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第五，熵定律的世界观的产生

自从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西欧诞生以来，一直遵循培根、笛卡儿、牛顿、洛克和斯密的机械论世界观，并把它们作为自然规律发展经济。结果是我们每天都发觉世界比前一天更加杂乱无章。似乎一切都不再起作用了。世界已经不可收拾，我们总是在修修补补。我们的领导人在嘘唏哀叹，在鼓舌辩解。我们每每以为能排难解纷，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当局日复一日救了燃眉之急，然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带来了比先前要解决的更大的问题。

既然世界正在土崩瓦解，那我们就应该看一下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因为这才是症结所在。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责备个别的领导人或个别的意识形态，那是十分愚蠢的。当然，领导人、意识形态有好有坏，但我们当今这个星球上不可能有哪一个领袖人物，哪一种个别的意识形态能解决普遍存在的危机，因为他们都囿于现行的同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不健全的，垂死的，并在腐蚀它所创造的一切。

恩格斯说“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如果说，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的量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它仍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这就是著名的热力学的概念。热力学有两个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它告诉我们能量虽然既不能被创造又不能被消灭，但它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 从有效到无效, 从有秩序到混乱。从有序到混乱的衡量就是熵。混乱的增加就是熵的增加。这就是当今世界混乱的最根本的自然的原因。

这里说明一下能量和熵的概念。

物质运动的量就是能量。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能量是对一切宏观微观物质运动的描述。相应于不同形式的运动，能量分为机械能、分子内能、电能、化学能、原子能、内能等，亦简称能。能量就是物质做功的能力。人的活动能力。地球的能量主要来自太阳。能量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这就是能量的守恒。任何大小物质从动能（机械力）转化为热、位能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仍然是不变的。

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熵的定律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混乱为代价。熵的定律摧毁了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观念。熵的定律也摧毁了科学与技术能建立起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这一观念。熵定律将使我们渐渐懂得现存世界观到底为什么已经分崩离析。熵的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 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这就是当今世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遵守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代替了培根、笛卡儿、牛顿、洛克和斯密机械论的自然规律。现在社会生产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熵的定律这个自然规律！

参照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劳动者2017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