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世代》论妈宝：
一直没长大的是妈还是宝？
十倍速时代中的晚熟世代
要如何讨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之间充满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彼此矛盾，所产生的现象是过去世代所没有的。
我是在一场口试的场合见到士凡的。这场口试是某个非营利机构针对他们所提供的参访机会而安排的，获选的人可以免费参加日本传统文化之旅。士凡递上来的履历和自传立刻让人印象深刻。他才大学二年级而已，却已经去过柬埔寨、菲律宾、西藏等地担任义工，而且，设计了好几款APP，上市贩售。他回答评审的问话，说：「最好的是╳╳的那一款，因为他们没做微软系统的，我就改一改，已经有两万多人购买了。」他提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云端空间服务。
像士凡这样的年轻人，就是这个十倍率时代下的新鲜产物，是过去的时代无法想象的。
人类的活动随着这个世界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愈来愈是加速了。这样的速度，是过去人类世界工业革命时代的至少快十倍以上。所以，趋势观察者或管理学者，像昔日英代尔总裁葛洛夫（Andrew S. Grove），在他的畅销书《十倍速时代》里，不断地指出，这是一个机会和威胁都以十倍速度来临的时代，为求生存和发展，人人应自我省察，掌握机会，创造格局。
然而，对这世界大部分的人口，至少是对99%以上的人口而言，他们的应变方式，并不是葛洛夫呼吁的那种充满警觉的偏执状态。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是士凡，他们是逃亡者，想逃离集体潜意识处于高度不安的这个时代。他们总是对一切都是犹豫着，而犹豫这类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涌现，往往是当事人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想象，以为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虽然大部分人不承认自己是要求完美的，但他们确实害怕任何的准备不足），才可以投入这个十倍速的水流里。
大部分的年轻人是担心的。同样的，他们的父母也担心着。于是，有时，迟疑许久的年轻人想跳下水试一试了，惊慌的父母却又想出理由来阻止他们。然而，年轻人留在家庭这块甲板太久了，父母却又嫌他们是赖家王老五，是他们想退休了，却还要背负的十分无奈的负担。
于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被自己、也被这时代所耽搁了。他们的一切都处在还没准备好的状态：即便不得不低下头试一试了，还是觉得是没有退路所逼的，不是自己准备好了。就这样，大家的大学读得愈来愈久，赖家赖得愈来愈晚，单身阶段也愈来愈不可思议的长。
同样的，他们的父母，也是愈来愈晚熟；或者说，愈来愈不成熟了。
这个世界在面临十倍速时代的时候，过去的社群或家族已经消失无踪了。这时人们才惊慌地发现，原来过去担任父母的亲职工作的，其实不是父母自己，而是家族或社群的集体力量，是有一种姑且称之为「父母集合体」（Parenting Collective）在抚育小孩，而父母只是中间的媒介。
传统的社会里，各种亲职的知识和智慧是存在在这个「父母集合体」中的。
怀孕要注意什么，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但同时问问大家就知道了。同样的，要怎么照顾小孩，要怎么处罚小孩，要怎么帮助某一特殊状况下的小孩，都是问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大家，就是「父母集合体」。
然而，这个「父母集合体」随着传统社群或家族的消失而不见了。在这情况下，这一代的父母几乎是第一代要自己负责养育小孩的父母。他们一切从头学习，才发现有太多的环环相扣的知识埋藏在里头。育儿或亲职的书籍在书店里是可以陈列一整面墙的，相关的专家也是如过江之鲫，但是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理解，对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却还是不够，更不用讲个别的父母了。
父母更是着急了。只是，惊慌或焦虑的父母，反而将小孩子拽得更紧，于是过度保护了。殊不知，新的问题就在这样的反应中又出现了——他们的保护，其实是剥夺了小孩透过探索而完成成长的唯一机会。
在这一切情形下，一个晚熟的时代就这样诞生了。
年轻人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而父母却又是不够成熟。
这一篇文章想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里许多辛苦挣扎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
上学困难，上班更困难
夏鸿来到我的诊间时，已经是31岁了。3年前，他从硕士班休学后，一直都没去上班，甚至也不出门了。而硕士班，他读读停停，从大学毕业读了5年多还是没读完。
很早以前，夏鸿的爸妈就问过他一句话，而我在见面后也同样问了：「为什么不去工作呢，既然书读得不是那么起劲？」爸妈问他时，也许彼此都有情绪，也许是关系太密切也就容易紧张；总之，夏鸿不作答，最后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团。那一场扭打，虽然被惊吓的妈妈给拉开，后来也没再发生，但夏鸿从此遇到爸爸就再也不讲话，见面也不打招呼，甚至愈来愈是昼伏夜出，也就不容易遇见。
因为这样，不知不觉就拖了两年。这两年来，妈妈屡次扮演苦口婆心的角色，好不容易才终于让夏鸿来到我的诊间。
刚坐下来的夏鸿，起初也不太作声，只是习惯性地观望。他边幅不修，一头乱发不整，胡渣也是胡乱分布在脸颊两侧，开始有点流浪汉的气息了。特别的是他的体味，浑身不断散发出来的味道，彷如窝在棉被里发霉许久了，让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免得我还没了解的他，万一个性太敏感，将误会我的屏气是对他的排斥或看不起。
我问他同样的问题，故意有点轻松不经意地提起似的：「怎不去上班呢，反正硕士班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玩？」
他停顿了许久，才喃喃说：「比上学还困难吧！」
而像夏鸿这样，生命困在一个莫名状态里的年轻人，绝不是少数。佑诗的情形虽然完全不一样，根本的问题却是相同的。
佑诗是家人半哄半骗才来到我的诊间。
爸妈先来找我，原来是担心自己的女儿怎么长久都不搬出去住。最后是妈妈施以苦肉计，说自己的忧郁症相当严重（也的确急出忧郁来了）需要佑诗的帮忙，才将她哄来我的诊间。
佑诗已经29岁了。前一阵子还有一位男友，交往至少半年多了。最先是半夜偷偷带回来，后来也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甚至还带回来一起吃饭。在饭桌上，这男生也酷酷地不爱搭理别人。两个人吃完饭就关起门待在佑诗的房间。大部分是一起玩电动游戏，有时透过隔音永远嫌不足的房门，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两人在亲热而毫不忌讳的声音。
父母本来就是保守，自然有些按捺不住，只是想想佑诗近年和他们相处的状况，也就沉住气，当作没这回事。
这些年来，从她在美国修完硕士回台湾，似乎没好好做完一份工作过。她的资历是漂亮的（这点要感谢父母向来认真地安排），所以应征工作是无往不利。只是每次她做个半年或七、八个月，扣除掉出手大方买的名牌衣服包包，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积蓄，她就辞职不干，跑去欧洲住上一、两个月，或是到苏美岛潜水、学瑜伽。
总之，从没见她真的存上一份钱，更没掏钱贴补家用。甚至父母认为既然劝阻不了她带男友回自己房间亲热，索性鼓励他们搬出去同居。佑诗却断然拒绝了，说她还不清楚是否真的要跟这男生在一起。
父母的价值观虽然保守，但对女儿的态度还算开明。即使是这样，他们对女儿的想法还是无法理解。特别是，当这个女儿还是这样赖在家里（佑诗的哥哥和妹妹都有固定工作，甚至结婚了），他们的退休计划不只是被打乱，甚至是永远不确定下去了。
介于成年与青少年之间的夹缝
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夏鸿是有些诊断名称可以套上去的，而佑诗就难了。
在日本，80年代开始出现「登校拒否」的行为，也就是拒学行为。这些拒绝上学的青少年，既不是像小学新生偶尔可见的那种严重的分离焦虑，因为离不开照顾他的妈妈，而造成上学困难；也不是过去帮派少年逃学的反社会倾向。经常，他们只是较严重的社交焦虑。他们可能是连踏进一般的新学校或新班级都有困难，也可能在学校发生一些紧张的人际问题产生负面思考，从此造成认知上的恶性循环，也就无法再回到学校了。
这现象从80年代开始在日本发生，一群退缩在家里的年轻人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严重一点的甚至成为足不出户的茧居族；到了90年代，随着他们长大，日本专家学者发现虽然不少人已经改善了，但很多人还是有融入社会的困难。夏鸿的情形，大致是和这一切类似的。
至于佑诗，严格说起来则是没啥正式诊断。但是，民间非正式诊断的形容，倒是有一些，象是两岸都很流行的「啃老族」，大致就是指应该成熟却未独立的20多或30多岁的资深年轻人。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国其实都可以看到，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形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了日本，韩国和台湾也都很严重。
这方面问题是如此严重，因此，美国社会学者亚奈特（Jeffrey Arnett）2000年在《美国心理学家》期刊提出「成年涌现期」这一名词，认为在现代，在青少年和完整的成年之间，应该再加上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成年涌现期」。
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现象
在一般的社会学教科书里，关于「成年」的定义里，有五个标准是最常被提到的：完成大专大学教育、空间上离开原生家庭、结婚、有小孩、经济上的独立。
亚奈特认为，处于成年前的涌现期的青年，是指那些「已经离开了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依赖」，却还没办法承受成年期应有的责任感的人，因而在爱情关系、工作和世界观上，发展出许多可能的样态。这个阶段的五个特色：自我认同的探索、不稳定、只关心自我、感觉两边都不是，和充满可能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成年涌现期的出现，是可以从经济和历史的脉络来谈论的。在当今的产业化经济、高度资本主义化社会或信息化社会里，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才能胜任许多技术性或专业学术领域的工作。大学毕业后的继续训练成了必要，进入新阶段的年龄自然也就延缓了，也允许更多时间的自我探索。
美国人第一次婚姻的平均年龄一直在增加，从70年代的女性21岁、男性23岁，到2009年女性26岁、男性28岁。美国妈妈们54％受过大学教育，但同样地，40多岁女性中有20％没有小孩。不论是女人受大学教育，还是女人没有小孩，这在50年代的美国都被认为不可思议。
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台湾。
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不可思议的家庭计划
现在回头看台湾过去的家庭计划，更可以突显这一切的差异：过去的家庭和生涯计划，是如此不同于现在。
第一个提出来的家庭计划口号是1967年的「五三口号」，当时的生育计划是：「婚后3年才生育，间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3个小孩，33岁以前全生完。」如果33岁以前生完3个小孩，也就是女孩最慢在24岁以前就要结婚了。
我经常在演讲里提到这一口号，现场的听众几乎无不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毕竟，对现代的台湾人来说，女性33岁以前结婚就不算太晚了，根本很少生完3个小孩。
对现在习惯晚婚的这世代台湾人而言，实在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是怎么结婚的。2012年台湾人的平均结婚年龄，男性是31.8岁，女性则是29.5岁；但在1989年，男性是28.8岁，女性则是25.6岁。
如果再往回推，回到17世纪的西方或19世纪的台湾，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那个时代，连「青少年」这个阶段也不存在于人的发展中。在过去的台湾社会，对青春期的说法是「转大人」，也就是有了青春期，人的发展就从小孩变为大人了。在这过程中，并没有青少年的存在。
最初的历史，his-story，「他的历史」是指男人的历史，而且是男性成年人的历史。不要说青少年，连儿童都不存在。儿童被视为「人」，是中世纪后期的现象。当时的西方才开始出现「家庭」这样的情感场域。而青少年更是工业社会以后才出现的。
如果青少年这观念都可以迟迟到工业社会才出现，那么后工业社会再出现一个「成年涌现期」，又何尝不可呢？
转换一个观念，一个角度，或许就柳暗花明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个新世代呢？
新时代的变迁不只带来人类发展的新阶段，更让我们在这些新阶段中看到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行为。
将这一切新现象和新行为加以疾病化、异常化或医疗化，不应是唯一的方法。甚至，用这样的负面态度来面对新事物，可能反而对涉及其中的个人和家庭产生恶性循环的效果，进而造成滚雪球效应，发展出不可收拾的后果。
虽然，不可否认地，其中的一些人也许真的是符合疾病的标准，譬如夏鸿的过度回避显然就有些严重了。然而，佑诗的行为或人生观，恐怕是因为这一新阶段的出现才涌现的新现象，说不定将是未来世界里生涯规画新趋势之一。
然而，即使是夏鸿这样确实较严重的情形，也不可否认，如果我们固守着原本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些新现象，虽然出发点是想帮助年轻人，最后其实反而变成像夏鸿这类年轻人的另一股压力来源，甚至还助纣为虐似的，推波助澜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如果夏鸿是活在10年后或20年后的世界，这情形更普遍，也更广为人知了，那么，他也许不只是不会那么痛苦，他的内向行为也可能因为这世界对这行为变得较容忍，他也就比较能接受自己。如果，遭遇的阻力少了许多，不论是面对家里头的情形还是外面世界，他本身都容易适应多了。
这是问题行为吗？还是提早出现的未来常态？
也许，临床工作者也好，甚至父母也好，我们都应转换一个角度，甚至换一个脑袋来看看这个崭新的世界。
书籍资料
书名：晚熟世代：王浩威医师的家庭门诊
作者：王浩威
王浩威
1960年生，南投竹山人。高雄医学院医学系毕业，曾任台大医院、和信医院及花莲慈济医院精神部主治医师；《岛屿边缘》、《医望》杂志总编辑；目前为专任心理治疗师、台大医院精神部兼任主治医师、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执行长、心灵工作室负责人、心灵工坊文化公司发行人。
王浩威热爱精神医疗工作，也是全方位的作家。他的写作结合了精神医学的专业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兼具知性与抒情，洋溢独特个人风格。
着有诗集《献给雨季的歌》；文化评论《一场论述的狂欢宴》、《台湾文化的边缘战斗》；散文《在自恋和忧郁间飞行》、《海岸浮现》、《与自己和好》、《台湾查甫人》、《忧郁的医生，想飞》、《生命的十二堂情绪课》、《我的青春，施工中》、《好父母是后天学来的》等书，并企划主编许多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及心理卫生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