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心理变态者”（psychopath，也译作精神变态者、精神病患者）这个词，我们就会想起电影中那些残忍、不可理喻的暴力镜头：在电影《闪灵》（The Shining）中，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手提斧头追砍自己的家人；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的天才精神病医生汉尼拔·莱克特（Hannibal Lecter）脸戴上锁的盔甲面具，以防自己会咬死别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看到杀手们“美好”的一面：泰德·邦迪（Ted Bundy）不仅是法律系学生，而且是美国华盛顿州政府助理；约翰·维恩·盖西（John Wayne Gacy，他和邦迪都是连环杀人犯）则是美国青年商会的“年度杰出青年”。只要他们想做好人，“心理变态者”同样讨人喜欢。
我们采访过数百名正在服刑的牢犯，评估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在应对心理变态者方面，我们曾接受过不少训练，但即便如此，真正与这些人面对面时，我们仍然感到兴奋和紧张，甚至还有些不安。心理变态者最大的一个特质是缺乏移情能力（empathy, 一个人感受到他人的情感、知觉和思想的心理现象），对本应承担的、最普通的社会责任都置之不理。他们谎话连篇、诡计多端，心里却不会有一丝内疚或后悔——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对任何事情上心。
正常人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是通过情感实现的。它会“告诉”我们何时作出本能决定，如何与他人和外界联系，自己有没有归属感以及想要得到什么。你几乎无法想象，没有情感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除非你遇到一个心理变态者。但是，这些患者的缺陷常会被他们那迷人的气质所掩盖，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看清，你面对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本文作者之一基尔，曾让一些没有经验的研究生去采访一个特别有魅力的罪犯，但没有提前告知这个罪犯的犯罪史。结果，这些涉世未深的“心理学家”坚信，这样一个谈吐优雅、值得信赖的人一定是被误判入狱。直到这些研究生看完他的档案——里面充斥着拉皮条、贩毒、诈骗、抢劫等诸多犯罪事实，再去重新采访时，他才会不假思索地回应：“喔，是的，我没打算告诉你们那些事情，那只是曾经的我。”
这种若无其事的表现（即所谓的“精神面具”），是科学家研究心理变态者的一大障碍。尽管他们的行为难以捉摸、不负责任，有时甚至具有破坏性和暴力倾向，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典型的精神疾病症状：没有幻觉、幻听，不会感到迷惑、焦虑，没有受到强烈冲动的驱使，在社交场合也不会显得笨拙腼腆。他们的智商通常还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他们不会有发自内心的自责，也不会产生改变自己的意愿。我们很容易把心理变态者看作机会主义者，而不是精神极端不稳定的病人。这种认识上的困境或许可以这样表述：他们到底是疯了还是只有点坏？
从《圣经》中的该隐（Cain，亚当之子）、尤皮爱斯基摩人（Yupi Eskimos）口中的kunlangeta（谎话出口成章、到处欺骗偷窃，并和很多女人上床），到尼日利亚人常说的arankan（自私又充满恶意的人），地球上的每一种文化几乎都记载着这样一些个体：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威胁到公众安全。不过，由于当今技术能实时捕捉大脑活动，科学家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心理变态者的行为。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在思考、做决定以及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时的内在生理过程。我们的发现也令人吃惊：心理变态者远不是自私这么简单，而是具有非常严重的生理缺陷，有一种学习障碍，影响了他们的情感发育。
心理变态者一度让所有精神病学家都束手无策，认为现有医疗手段根本无法为这些患者提供帮助。但现在，科学正在揭开心理变态背后的生理机制，我们对待这种疾病的态度也该有所改变了。如果是特定生理缺陷使得心理变态者无法对他人产生移情作用，不能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难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那么弄清楚这种缺陷是怎么产生的，也许就能找到新疗法：可能是新药物，也可能是目标明确的行为治疗策略。
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和约翰及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 Arthur Foundation）的资助下，基尔雄心勃勃地启动了一项研究经费达数百万美元的研究项目，致力于收集1 000个心理变态者的基因信息、大脑成像图以及他们的过往病史，然后把这些信息分门别类，汇编成一个可查询的数据库。为了加快研究进程，基尔协助设计了一台便携式扫描仪——一台安置在拖车里的功能性磁共振仪，以便在监狱里操作。否则，如果要带危险性犯人出监狱，必须要得到高权限的许可。
我们认为，心理变态和其他精神疾病一样都需要治疗，但你不能出于同情才去帮助这些患者。美国的牢犯中，15%～35%是心理变态者。相对于其他罪犯，这些患者的犯罪年龄更早、频率更高、更暴力，他们获释后再犯罪的几率也是其他罪犯的4～8倍。事实上，在一个专为心理变态者而设计、总分为40分的测试中（参见第52页表格），心理变态者得分高低与他们违反假释条件的可能性有直接关系。基尔估算了一下，美国每年起诉、关押心理变态者的花费，再加上破坏他人生活造成的损失，总计高达2 500亿～4 000亿美元。心理变态这样的精神健康问题竟然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例子。
掩盖在魅力下的缺陷
尽管缺乏移情能力，心理变态者却似乎一切正常，从情感上看不出任何破绽，常让人觉得他们风度翩翩，甚至充满魅力。他们学着弥补自身情感上的缺陷，就像是断肢的人竭力在没有四肢的情况下生活。
一个名叫布拉德（Brad）的人因重罪入狱。一次采访中，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初他如何劫持一名年轻女子，将她绑在树上强奸了两天，最后切破喉咙将她杀死。随后，他用几句话收场：“你有女朋友吧？我认为关爱（caring）、交流（communication）和怜悯（compassion）这3个‘C’真的很重要。这是和别人搞好关系的关键所在，所以我试着用 ‘3C’原则和周围每个人相处。”他说这些话时毫不迟疑，显然没有意识到在供认了可怕的犯罪事实后，这种自我辩护让人觉得多么别扭。
尽管心理变态者看起来或许很有魅力，但由于体会不到自己和他人的感受，他们完全是情感的“音盲”（不能理解言语所代表的情感含义）。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忧伤，从来不后悔、不自卑，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漠不关心，他会是什么样子？心理变态者的情感世界很简单：无法随心所欲时便会烦躁和恼怒。于是乎，只要受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刺激，就会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缺少忠诚和激情，整天无所事事，经常一时兴起而犯罪——一个小小的刺激和冲动就可能使他们去欺骗、剽窃、强奸甚至谋杀。至于奉献、愧疚或者愉悦这类复杂的情感，他们只知道教科书上是怎么说的，就像俗语所说，“只懂单词却不懂音乐”（know the words but not the music，不能理解深层次含义）。
几十项研究都表明，心理变态者体验世界的方式与常人完全不同。他们很难作出适当的道德价值判断来克制犯罪的冲动。他们也不能对情感、话语作出适当的反应，注意力也很容易分散——这些问题有时最早会在5岁小孩身上出现。
奇怪的是，心理变态者几乎对情感线索毫无察觉。2002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研究表明，心理变态者很难通过别人的声音来感知情绪，尤其是恐惧情绪。他们也不能辨别哪些面部表情带有恐惧情绪。1991年，这个领域的先驱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哈雷(Robert D. Hare，本文作者基尔的研究生导师）与别人共同完成了一个经典实验。他们的研究表明，心理变态者会注意不到言语中情感的细微差别。研究人员在牢犯面前闪现一些真实的或者乱写的单词，要求他们在看到真实的单词时按下按钮。心理变态者区分两种单词的速度和非心理变态者是一样的。但在下一步实验中，有些真实单词的含义是积极的（如“牛奶”），有些是负面的（如“伤疤”），其他的则是中性词（如“门”）。对于非心理变态者来说，当带有情感倾向的单词闪现在屏幕上时，他们的大脑会自动反应，脑电图上随即显示出不同的波峰，同时他们也会更快地按下按钮。而心理变态者对情感类单词的反应不会加快，脑电图在波形上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语言还会以其他方式为难心理变态者：他们很难理解隐喻的含义。相对于其他人，他们更可能将“知识是恐惧的解毒剂”这个句子判断为是贬义的。另外，基尔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心理变态者在识别抽象单词（如“爱”、“欺骗”、“信任”、“奉献”和“好奇”）时会犯更多错误。
心理变态者的另一个缺陷与他们注意周遭事件的方式有关。在一个精心设计的赌博实验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瑟夫·P·纽曼（Joseph P. Newman）和本文作者之一巴克霍尔兹观察了很多心理变态者的表现。结果表明，即使当前的方法无助于这些患者达成目标，他们也不知道改变策略。每位受试者都会得到100张纸牌，不过如何发牌是由电脑控制的：每次发10张，第一次的10张中，有9张为人头牌，第二次有8张，第三次有7张，以此类推。游戏规则是这样的：翻出人头牌得一分，反之则减一分，受试者可以随时结束游戏。刚开始，受试者都能轻松得分，但当情况越来越糟时，非心理变态者就会有所注意，通常发到第50张牌时，他们就会退出游戏。反观心理变态者，他们会一直玩下去，直到所有的牌都发完，开始阶段得到的分数也所剩无几。
纽曼认为，心理变态者的那种冷酷其实是由注意力扭曲导致的：当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事物上时，便不会接收新的信息。此前的研究显示，心理变态者的反应很迟钝：即使为恶臭气味所包围，或者看到遭到严重创伤的面孔的图片，他们的手心都不会出汗。不过，纽曼和同事最近证实，心理变态者对电击之类的难受刺激其实也有正常的生理反应——只要他的注意力没有刚好放在其他事物上。一旦集中注意到某个目标，心理变态者就会一直“追踪”下去，就好像火车不到站他们就不下车一样。这种高度专注、全速前进的趋势，再加上心理变态者的冲动，就可能导致电影《冷血杀手》（In Cold Blood）中描述的恐怖场景：彻夜进行的严刑拷打几乎毫无目的；两个罪犯的暴力行为一旦开始，就会对可能终止这场罪行的信息（如受害者的恳求）不管不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异常的大脑
1848年，美国佛蒙特州。一个名叫菲尼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黑发英俊男子在拉特兰－伯灵顿铁路工地上担任工头，正当他和工友清理岩石区域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爆炸炸飞了他的铁钎。这根长度超过90厘米的铁钎从他的左脸穿入，头顶部穿出。按理说，如此严重的伤情应该会导致死亡，至少是瘫痪。但根据主治医师回忆，尽管盖奇漏了半茶杯的脑组织在地上，可他的意识始终保持清醒，恢复也很顺利。然而，他的工友发现了他的变化——一个可能比瘫痪更让人担心的变化。出事前，盖奇机敏、平和、责任心强，现在却变得粗暴、反复无常、行为非常情绪化。盖奇的遭遇成为了神经科学上的经典案例，因为这一事件说明，个体行为看起来是由意愿决定，但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生理机制。
盖奇丧失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功能。这个大脑区域位于眼睛后方，它的结构与邻近的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非常相似——很多科学家认为，很多心理变态者的眶额皮层都有功能障碍。眶额皮层会参与复杂的决策过程，继而牵涉到人们对风险、奖赏与惩罚的敏感性。这部分脑区受损，会使病人在冲动抑制和对事件的理解上出现问题，觉得受到冒犯往往会强烈回应——就像盖奇一样。事实上，我们通常说这类病人患有“获得性心理变态”。
但是盖奇的变化是由事故引起的，他并未表现出心理变态者的全部特征，比如缺乏移情能力。这个事实说明，导致心理变态的幕后推手还有其他大脑结构。杏仁核（amygdala）是一个怀疑对象，它能产生诸如害怕之类的情绪反应。这个部位受损的猴子会径直向人走来而不会害怕。心理变态者那种“毫无畏惧”的特质同样很明显：看到气势汹汹、疯狂逼近的对手或是瞄准自己的武器时，他们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不过证据显示，一两个脑区的损伤不足以产生心理变态者拥有的那种严重缺陷。基尔最近提出，这种心理变态可能是由旁边缘系统（paralimbic system）引起的。这个系统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大脑结构组成，与情绪加工、目标搜寻、动机产生及自我控制有关（参见上面的图解说明）。这一假说得到了大脑成像的支持：基尔和同事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对心理变态者大脑进行扫描时发现，这类患者的旁边缘组织明显很薄，证明这部分大脑区域发育不充分，就像一块软弱无力的肌肉。
除了眶额皮层和杏仁核之外，旁边缘系统还包括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和脑岛，前者负责调节情绪状态，帮助人们抑制冲动，监控自身行为，以免犯错。而后者的一个重要作用则是，让我们意识到哪些行为会违犯社会准则，体验到愤怒、恐惧、移情和厌恶情绪。心理变态行为在定义上就与社会期望格格不入，正如前文提到的，心理变态者对厌恶情绪有异常高的忍受力，即使被令人作呕的气味所包围，或者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片，他们也泰然自若。
脑岛还与痛觉有关。针对心理变态者的一些研究（包括一项对变态者进行电击的试验）发现，在特定情况下，这些患者竟能无视疼痛的威胁；同时，他们也很难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更别提改正相应的行为（这或许就是心理变态者一次次入狱，却无法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原因）。
心理变态者到底是后天造成的还是生而如此？可能两者都有。如果像研究人员认为的那样，在一个人反社会特质形成的过程中，基因作用只占影响因素的50%，就意味着生活环境和生物遗传同样重要。一些心理变态者的童年充满不幸，其他同龄人却是美满家庭的“小皇帝”。不论基因和环境哪个影响更大，早期干预（甚至早在学前阶段）都是非常关键的。就像在幼儿阶段，有个时间段是大脑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这个时期后，学习语言会变得更困难）一样，我们推测在儿童发育早期，构成“良心”基础的社交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也有一个关键时间段。
被忽略的危险
经过集体治疗这样的标准治疗之后，心理变态者通常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有所恢复。有机会了解他人弱点，会使他们更善于操控他人。
人们对心理变态者有很多误解。这个事实或许不足以触动我们的心弦，但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一些科学家估计，美国的监狱系统关押着50万心理变态者，而且还有25万多在社会上游荡——他们可能没有犯下严重罪行，但仍会威胁到周围人的利益。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消除他们的侵略性，可以让很多无辜的人免受伤害。但直到现在，人们几乎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已投入到抑郁症研究中，而寻找心理变态疗法得到的资助，可能连100万美元都不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心理学家的热情已被心理变态不可治疗的证据浇灭。比如，一些研究表明，心理变态者在监狱接受治疗后的表现，甚至还不如不接受治疗。显然，让牢犯相互忏悔、吐露心迹不是一个好策略——众所周知，心理变态者最擅长的就是寻找和利用别人的弱点。而且，他们很难理解抽象的想法，因此关于个人责任的说教也不大行得通。
不过也不用太悲观：一种针对具有心理变态倾向的顽固少年犯的新疗法已经获得极大成功。迈克尔·卡德威尔（Michael Caldwell）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市门多塔青少年治疗中心（Mendota Juvenile Treatment Center）的心理学家，他用一种强化的“一对一疗法”来治疗少年犯。这种方法也叫做减压疗法，目的是把具有心理变态倾向的少年犯拉出下面这种恶性循环：因罪行受到的惩罚会使他们犯下更多罪行，而新的罪行又会使他们再次受到惩罚。随着时间推移，经过卡德威尔治疗的青少年做出的过激行为越来越少，可以逐渐参与到标准的恢复疗法中。
相对于在常规青少年行为校正中心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接受卡德威尔治疗的150多个青少年后来参与暴力犯罪的几率要低50%。而且在获释后的4年里，对照组青少年共杀了16个人，卡德威尔治疗下的青少年却没有杀一个人。这种疗法的经济效益也很明显：每花1万美元的社会资金用于治疗，我们就能节省7万美元的牢犯看护费用。
正在进行的大脑和基因研究可能会进一步改善卡德威尔的疗法：也许就像治疗抑郁症一样，联合使用几种疗法和药物会展现强大的功效。但这种进展会被主流社会的态度拖慢，因为心理变态经常被忽略，这种疾病甚至没有收录到《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缩写为DSM）。这是一本包含300多种已知精神疾病状况的详尽目录，被奉为临床医生的“圣经”。DSM的编写者只是建立了一种笼统的、针对犯罪倾向（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方法，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心理变态会被排除在外？DSM的创建者可能觉得，对于普通医生来说，要对这种疾病做出精确诊断实在太难了：毕竟，心理变态者在接受询问时肯定会编造精妙的谎言。
不管怎样，很多精神病医生似乎都错误地认为：心理变态者和反社会人格障碍是一样的。但两者并不一样。如果要问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犯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是很有用的，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区分罪犯。在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中，只有1/5是心理变态者。然而在一次次庭审中，专家总会在证词中错误地指出，当一个被告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就说明他是心理变态者——换句话说，他很有可能再犯罪，不应该获得假释。
随着科学家对心理变态者大脑功能障碍的了解不断深入，新发现不仅会给深受困扰的普通群众带来希望，还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清醒。因为精神病患者已对我们的社会构成了如此大的威胁，而我们仍然选择忽视，这显然不合情理。只有当律师、监狱看守、精神病医生及其他所有人都开始正确看待心理变态者——认识到他们不是魔鬼，只是由于情感缺陷而导致行为怪异的病人时，我们才会拥有更加安全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