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如果这里可以说开始的话),自由教育就意指对自由人的教育。也是从一开始,人们就发觉“自由人”的含义有一种模糊性。在古代,自由人与奴隶相反,也与那些虽然不是奴隶,但却从事着卑贱的体力劳动以应对生活必需的人相反。将孩童培养成自由人,意味着培养生活的乐趣和职责,使其生活安全无忧,熟悉身体、感官和思想练习所带来的愉悦,熟悉军事和政治活动所带来的挑战。然而,无论是在游戏中,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中,还是在混乱的公共事务中,这种生活都倾向于走传统的道路。占主导地位的公认看法,即培根所说的“市场偶像”,会危及它的自由。因此,无论自由人可能多么“自由”,他仍然需要将自己从被视为真理的传统观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必须追求使真理真正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些追求构成了自由的技艺(arts of freedom),即“自由技艺”(liberal arts)。于是,自由教育在于获得自由技艺。同样是从一开始,理解和践行这些技艺就存在着真正的困难。这些困难涉及(1)自由技艺的内容和(2)一代代人对自由技艺的保存。让我先来谈谈与其内容有关的困难。
最早的四种自由技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由一个极其吸引人的事实来刻画:它们的内容可以理解,从而可以学习,从而可以知道。包含这三种含义的希腊词是mathēma,即“可以学习的东西”(the learnable)。因此,传统的自由技艺最初是“数学的”,也就是说,是可理解的、可以学习的、可以知道的。因此,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把这样一种自由的数学技艺非常恰当地称为“理论技艺”(ars doctrinalis)。我们不应忘记,不那么正式地说,古代还有第五种自由思考——对自然的探究(hē peri phuseōs historia),即后来所说的“自然志”(natural history)。这里也有某种“可以学习的”东西。
我们知道,自由技艺的清单中后来增加了语法、修辞和逻辑,重点逐渐从数学四艺转到了补充的三艺。为何会有这种转变呢?答案是,最初四艺(或者如果愿意,你可以说五艺)的最终基础始终是可疑的,它们成了更深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成了哲学反思的主题。在这些技艺中,定义和假说缺乏确定性和说服力并且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力,似乎阻碍和侵犯了对真理的追求(人旨在由此找到其完整的自由)。而对三艺则不能这样说。不过,可以说七艺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实现完整的知识。因此,它们保留“技艺”(technai)之名而非“知识”(scientiae,epistēmai)之名是很恰当的。哲学智慧旨在提供它们所缺乏的东西。无论自由教育如何讨论,都应当制定出第一规则(既针对老师也针对学生),即自由教育需要做哲学反思,并认识到它的指导角色。
让我们转到一代代人对自由技艺的保存方面的内在困难。日常语言中使用的语词并不总是保有公认的含义。这种普遍接受的含义本身往往也涉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微妙变化和内涵。如果孤立地考察,那么语词的含义往往会失去其“天然的”模糊性,变得更为固定,获得一种由所尝试的持续研究的范围所决定的明确含义,由这种研究可能会建立一门科学或技艺(technē)。于是,研究者必定会变成一名能把知识传递给他人的“专家”,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一名教师。就这样,语词的确成了“专业的”,超越了惯常的、熟悉的东西。此外,还可以创造出特殊的术语以更充分地满足在研究中获得的理解。然而,语词的“专业”用法往往又转而被接受下来,获得了它自身的熟悉性。科学和技艺(特别是思想上的东西)的传递无法避免一种危险,即那些学科所基于的原初理解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包含那种原初理解的术语,为这门技艺所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术语,渐渐脱离了原初的洞见,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在保存这门技艺的过程中,那些洞见往往会接近沉淀物的状态,亦即变成某种以理所当然的平常方式来理解的东西。专业术语开始变成一种专业行话,给原始来源盖上一层厚厚的幕布。同样,无论自由教育如何讨论,我们都应当制定出第二条规则:自由教育必须抵制这种沉淀过程,并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第四,音乐,即要么与语词相联系、要么被纯粹接收的声音的领域,虽然意在取悦我们,也应当向我们的理解力敞开。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提到音乐的声音与数值比率序列之间的神秘联系。音乐在音高、节奏和律制上的形式规则似乎从形式上最终反映了内在于人类言语中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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