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四年 -“公狩于郎”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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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狩”字。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释兽》一篇，分析道：“以兽字之形与音求之，兽盖狩之初文也”。在金文中，表示“狩”字含义的，确实用的是“兽”字：

员方鼎铭文：唯正(征)月既望癸酉，王狩（獸）于……王令员执犬休。善用乍父甲䵼彝。

员方鼎，西周时期，高22.7厘米，口长18厘米，宽14.5厘米，重2.83千克。口沿外折，两端有立耳，浅腹平底，四柱足，四隅有扉棱。四壁上部饰蛇纹，下部饰乳钉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现藏上海博物馆。

《说文解字》：“狩，犬田也。” 这里“田”同“畋”，打猎的意思。用猎犬来蹲守驱赶猎物，所以“狩”字从犬从守。

而《尔雅·释天》对“狩”的解释则是：“火田为狩。”焚烧杂草，驱赶猎物。这种打猎方式，就是“狩”。

 我个人觉得火田的解释可能更好些。用犬的目的，在于将猎物驱赶出草丛，便于在空地上捕猎。冬季草木零落，视野较好。《礼记·王制》中“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的记载，正是冬天放火围猎的佐证。《左传·定公元年》正月，晋国的魏舒借巩固成周的时机行猎，“魏献子……田于大陆，焚焉”。而唐太宗李世民有一首诗《出猎》，其中两句更是描绘了冬季放火围猎的场景：

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

岂若因农暇，阅武出轘嵩。
三驱陈锐卒，七萃列材雄。

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
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

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
长烟晦落景，灌木振严风。

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

　《乾隆皇帝射猎图》轴，清乾隆时期，郎世宁等绘，绢本设色，纵115厘米，横181.4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过骏马上精悍的人物与狂奔逃命的野兔准确而且传神的刻画，成功地展示出乾隆皇帝娴熟的骑技和尚武骑射的创作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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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田猎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猎取充足的食物。咱们都学过《诗经·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公羊传》还解释了获取猎物的用途：

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问：诸侯为什么要亲自打猎呢？

答：一是为了制作祭祀用的干肉，二是招待贵宾，三是丰富国君的伙食。

二是农忙之余讲习战事，开展军事训练。正如“隐公五年，公矢（观）鱼于棠”一篇中，臧僖伯劝谏鲁隐公观鱼的时候，说过：“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关于一年几次打猎，不同典籍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1）一年四次：

如上面《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所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 ，《周礼·大司马》、《尔雅·释天》与其相同；《榖粱传·桓公四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春猎和秋猎名称有所不同；

2）一年三次：

《公羊传》“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国语·周语》“搜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

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总结春秋至汉代的兵制，“先是军民不分，后来军民分立，最后军民对立”。受此启发，我个人推测，时间越早，统治者应该会越多参与打猎这种社会生产活动，而随着社会分工逐步完善以及生产力提高，以田猎来参与社会生产，以及讲习武事的必要性逐渐降低。所以“无事则岁三田”，有事的话还更少。田猎本身具有一定的游艺性质，《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后世君王：“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当其功能性降低，游艺性质就越发明显，因而后世君主想要田猎，还常会被劝谏，如司马相如劝谏汉武帝、魏征劝诫唐太宗等。

《元世祖出猎图》，绢本设色人物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刘贯道，字仲贤，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此画作于元世祖至正十七年（1280），属于大幅作品，画北方沙漠地带，一片黄沙坡地，景色单调。沙丘之后，正有一列骆驼馱队横越。近处人骑聚集，或张弓射雁；或手架猎鹰；或绳携猎豹，皆为马上行猎之状。其中骑乘黑马、身穿白裘者，应为元世祖，与世祖并驾的妇女，似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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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的一般流程，我们借用前辈学者杨宽先生的成果，一起看看他在《大蒐礼新探》中的总结（为了突出主题，略有删减）：

1）建筑围猎场所：在猎场周围建造有栅栏，作为围墙，叫做 “防”。鄂温克人在一百多年前还采用造栅栏来围猎的方法。汉代天子“校猎”，也还“以木相贯穿，总为阑校，遮止禽兽而猎取之”。

2）建置军舍和军门：军舍系临时拔除野草后建置，这种军舍当是帐篷。在军舍周围建有壁垒，叫做“和”。在 “和”的东西两面用旗竿作为门柱，设有左右二个军门，《周礼》所谓 “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穀梁传》所谓“置旃以为辕门”，《毛传》所谓 “褐缠旃以为门”。

3）依次出军门，分列左右，排列成阵：阵势排列时，由有司端正其出入行列，由群吏执旗率领所属，划分区域而屯驻，每支以车徒分 别为前后二屯。在较险的荒野以步兵为主，徒居前，车居后；在平易的荒野以车为主，车居前，徒居后。

4）猎场周围设置驱逆之车：目的在驱逐禽兽，使便于围猎，不逃出“防”外。

5）阵前立“表”祭祀，并誓师：立“表”祭祀叫“表貉”。“誓”中具体发布禁令，具有法律的性质。《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说：“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师时司徒要在腰中插扑，扑就是处罚的刑具。

6）进军狩猎：由中军元帅击鼙，鼓人三鼓，司马振铎，于是“车徒皆作”。等到鼓打着“行”的音节，“车徒皆行”。随后，车徒前进，射击禽兽。按规定，追逐野兽不能出“防”，《穀梁传》所谓“过防弗逐，不从奔”，《毛传》所谓“田不出防，不逐奔”。发射时应按等级为次序，《毛传》所谓“天子发然后诸侯发，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否则将被认为失礼。按礼，射杀禽兽还应射中一定部位，要不伤面部，不碰坏毛，完整地擒住。《穀梁传》所谓“面伤不献，践（翦）毛不献，不成禽 (擒)不献”。《毛传》还把射杀的方法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左膘(小腹左边肉〉射到右腢(右肩前的骨），中心对穿，死得快而鲜洁，这是“上杀”；如果从左膘射到右耳下根，没有射中心，这是“中杀”；如果从左髀射到右䯚，中了肠胃，有污泡流出，这是“下杀”。

7）凯旋：凯旋时，击鼓奏“馘”乐，车徒都欢呼。这种乐调的特点是声响而短促，又连续不断，以表示欢乐。

8）献禽：如同战胜后献俘一样。《周礼》说:“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取左耳”也和战争时取“馘”相同。《周礼》说仲春“献禽以祭社（社神）”， 仲夏“献禽以享礿（宗庙的夏祭）”，仲秋“献禽以祀祊（四方之神）”，仲冬“献禽以享烝（宗庙的冬祭）”，这和战胜后献俘于社和宗庙是相同的。

9）庆赏和处罚：除了有献禽和献左耳之礼外，同样有酒会、赏赐、处罚等节目。

石鼓，共有十块，为花岗岩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上刻大篆书记叙游猎的十首诗，故也称《猎碣》。诗皆四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石鼓在唐初时发现于陕西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此后宋大观中迁于东京（今开封），金人破宋，辇至燕京（今北京）。数经迁徙，文字磨灭残损甚多。东京时曾以金色填字，运燕京后又被剔去。其中一鼓已无字。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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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了田猎，接下来说本次“春正月，公狩于郎”的事情。

先看《左传》的解释：

书，时，礼也。

《左传》认为，这次狩猎符合时令，合乎礼仪，因此要将此事记载于史册。

但是各种史料都记载“冬狩”，这都已经春正月了，怎么还算合时呢？

杨伯峻先生解释：“周正之春正月，正是夏正之仲冬十一月。但此年建丑，春正月为夏正之季冬十二月，亦农闲可以狩猎之时。”

《公羊传》：

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

问：日常性的活动，一般不会记录在《春秋》里面，这次为啥记下？

答：因为是讥讽。

问：讥讽什么方面呢？

答：打猎的地方太远了。（以打猎为名游玩）

“郎”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毕竟已经出现过两次：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 ；隐公九年夏，“城郎。” 按照前辈学者说法，鲁国有两个郎地，一为近郊，一为边邑。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解释，则本次狩猎的郎地应为鲁宋边界的远邑：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上图看，郎地所在位置为现在的苏、鲁两省之间的昭阳湖。该湖初现于宋末元初，之前是一片平原洼地。《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昭阳湖一带，“水盛则溢出沽头诸闸以济运，水涸则民皆佃种”。

《齐民要术·水稻》记载，北方种植水稻，可以在洼地“冰解地干，烧而耕之”。这也就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火耕”。通过火烧枯草，达到除草、施肥和杀虫的目的。

联想到“火田为狩”的解释，我们是否可以这么推测：

郎地作为鲁宋边邑，最早的归属权不知属谁，抑或是如《左传·哀公十二年》所讲的宋郑之间隙地那样，双方约定都不开发。（“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郑人为之城嵒、戈、钖。”）

经过隐公时代的经营，郎地已经初具规模，具有了巩固边境的功能。桓公即位后，宋国发生的政变，导致宋国实力折扣，鲁国对于郎一带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隐公后期以来，除去战争，鲁国还遭受多次自然灾害或极端天气，影响农业生产。因此，桓公三年的“有年”，显得弥足珍贵。为了解决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鲁国需要开拓更多可耕地，扩大耕种面积。

桓公新婚不久，跑到远离都城的郎地狩猎，一来可以巡视边境情况，二来可以烧荒围猎后开拓农业生产。想来烧荒的效果还不错，因此桓公七年的春天又“焚咸丘”。鲁国农业取得了不错成果，故此在桓公八年两次“烝”祭。

图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