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下半年，我们过得很不好。这半年中发生的事情，是我做梦也梦不到的。
羊年前半年有个反胡风运动，《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发表胡风集团成员的往来书信，还刊出了评语。评语告诉读者，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很平常的话都是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这些评语是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指点，平常人的确看不出这些平常话里有不平常的阴谋诡计。
到了5月份，胡风被逮捕，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被罢免文联委员的职务。我们每天上午办公，下午学习读胡风们的书信，钻进字里行间，揭露阴谋诡计，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经历政治运动，也是今生今世第一次。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只怪自己幼稚。
进入羊年后半年，风云突变，反胡风运动转为肃反运动。中央的文件指出：除了胡风事件，还有潘汉年事件，还有杨帆事件，从而说明在革命队伍里还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须在全国范围展开一肃反运动。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杨帆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么高层的官员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真够惊人的。
整个7月份，我们的科长带着我们学习肃反的文件。我们的科长连传芳，晋人，曾在军队里当连长，为人敦厚，能力很强。他是我今生第一位顶头上司，我很尊重他，我们的关系很好很正常。我们所在的是计划科，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科是重要部门。科长之下有8名成员，3名科员，5名办事员，都是年轻人。大学毕业的定为科员，一位姓马的，云南人，回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一位姓郭的，河南人，军人出身，毕业于人民大学；第三名科员是我。5名办事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曹国宝，天津人，人如其名，非常宝气，成天逗人乐。一位姓韩的和一位姓祝的，经常跑工地。还有两位女性，一位叫王清，东北人，午餐时常以生白菜佐餐，咔嚓咔嚓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位姓蔡，河南人。科里唯一的党员是连科长，唯一的团员是我。学习开会，科长是当然的主持人。
7月的最后一周，我们的学习小组突然增加一人，此人姓程名苏，是秘书室的秘书。他出现后，学习开会改由他主持，连科长不再过问。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将有事情发生，不过我当时没有多想，反正与我没有关系。
程苏，河北人，也是军人出身，曾任职于公安部，因犯了严重错误被清除。犯了什么错误，错误有多严重，我不知道。他原来不叫程苏，因犯错而改名，意思是从错误的教训中苏醒。从这一点，可见其错不轻，小小的错，何至于改名。
程苏主持学习三天，无异样，还是读读文件，讨论文件内容。程苏这个人的表情，看人的目光与常人不同，当我和他目光对峙的时候，见到他一对小眼睛骨溜溜地转着，感到很不舒服。
7月30日，星期六的下午，照常开会，讨论刚刚开始，程苏突然用手猛击桌面，说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里也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人人面面相觑，这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谁呢？因为都是年轻人，实在不能想象在座的人中间有反革命。我看了一圈，一个也不像。我很幼稚，以为人人和我一样一无所知，其实是交了底的，至少对部分人交了底。当政治运动经过得多了，明白政治运动是怎么发动的，怎么做准备的，有一部分人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知道矛头指向谁，怎样配合组长行动。
沉默了几十秒钟，程苏用目光盯着我，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出我的名字，说我便是这个办公室里暗藏的反革命，于是“老实交代！”“老实交代！”的呼叫声立即响起。我很难用文字形容当时的感觉，感到一盆凉水从头顶淋下，好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思考。我清清白白，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何用吃惊，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不容分辩的威迫，一个没有经历过冷酷斗争的普通人很难从容应付，处变不惊的。我乱了方寸。
7月30日下午的会不再是学习会，也不是讨论会，而是斗争会。程苏指着我说我是暗藏的反革命，我真无言以对。斗争会上当然火药味很浓，平常客客气气的同事一下子都像吃了火药，翻脸了，没有一点面子，他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领导上派程苏到我们办公室取代连科长掌握肃反工作，说明领导上把我们这个部门当作重点，派一个有公安经验的人来。既然一开场就直接点我的名，说明他们对我寄予厚望，他们希望我是一条潜在水底的大鱼，他们钓到大鱼，立个大功，所有报纸都会刊出一条新闻，建工部某某单位挖出一名深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真是这样，犯过错误的程苏这次可真有机会苏醒了。可惜不是这样，在小小的计划科里没有暗藏的特务间谍，没有反革命，一点边都不沾，任何暗藏的事情都没有，真叫程苏和上面的领导们失望了。
我明白，这是一次政治运动，一次群众运动，不能文质彬彬，不能温良恭俭让，只能是暴烈的行动。
本来应该由公安部门做的工作，交给管企业的领导人做，确实也难为了他们。中央下了命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各级领导都不敢松懈，因而运动很容易偏左。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谁都不想犯政治上的错误，尤其不想犯立场上的错误，犯了错误而改名为苏，张苏、李苏的多么难受。
斗争会就是要斗争，一下午没有休息，吃完晚饭又继续斗争，每个人好像都忘了这一天是星期六，我接近崩溃。一直斗到午夜，程苏宣布暂停，并宣布即日起不许我回家，也不许离开办公室，安排人轮流监视。一个公民可以剥夺另一个公民的自由，这就不讲理了，也就背离法治，违背宪法。当晚我在办公室坐了一夜，没有睡的条件，也没有睡的意愿，斗了一天，疲惫不堪，困坐竟夜，神志恍惚，很思念阿兰，感到非常委屈。
5个月后，妻子告诉我她如何熬过第一个不眠之夜和近半年的纠结。我们住在西郊百万庄建工部二号楼宿舍，我每天骑自行车回家，比阿兰回家晚半个小时，7月30日是星期六，人们一般心情比较好，第二天是休息日。阿兰准备好晚餐，等我回家，但过了正常的回家时间，我没有出现，又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见我回来，她开始着急了。过了十点钟，仍没有回来，她担心会不会在路上出了意外。她想先打个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问问，那个年代没有私人电话，宿舍没有电话，办公室夜里进不去，只能用公用电话。最近的公用电话在动物园，阿兰只好走到动物园。夜间路上人很少，车辆更少。阿兰一边走一边哭，终于站在公用电话亭前。
我呆坐在办公室，心里记挂着阿兰。突然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接电话，听到的是阿兰的抽泣声。我轻轻告诉她，批斗我了，不许我回家，明天早晨带点必需的生活用品给我。电话讲得很短，阿兰哭着走原路回去，她回到家的时间早过了午夜，我在斗争会后已呆坐多时。
第二天星期日，一清早阿兰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在院子里和她轻声交谈，程苏在一旁监视着。我对阿兰说“突然发生的事情，我不知如何应付，你今天去一次北航，把我的情况告诉六叔。”阿兰泪汪汪地告别了我，便前往北航。
程苏一直在不远处盯着，我们轻声说话他听不到，但我们的神色表情他可以看到，见我妻子匆匆离去，他认为必有行动。他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今天可以回家，明天按时上班。程苏不愧是公安部出来的，有足够的警惕心，放虎出笼再看虎向何处去。想不到真把我当成间谍，情节和反谍片一样，太可笑了。
我听说可回家，转身就走，我想追上阿兰，一起去航院。由城里去北航，只能乘公共汽车，而且要在德胜门换车。我奔到公共汽车站，阿兰不在，已搭车走了，我上了后面的一辆，到德胜门，阿兰又不在。我又上了后面的一辆，进了北航校园，远远看到阿兰在前面走着，我就快步赶上去，倒叫她吃了一惊。从北航校门到教授住宅区有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想不到星期日一起来六叔家，有一份欢喜。这一份欢喜是可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很可怜。
六叔六婶见我们来了，如往常一样高兴。待我讲了早一日发生的事情，他们大感意外，除安慰话以外，也说不出一个道儿来。其实是我幼稚，这种事情只能靠自己去弄清楚，任何人也帮不了忙的。即使去求沈钧儒，他也不能过问此类事情。我不在父母身边，六叔婶是最近的亲人，他们认为有责任保护我。第二天六叔到北航党委，申述了我的情况，并担保我是清白的。因为他的地位，北航领导很客气地听了他的申述并表示会作了解，但丝毫不起作用。我的堂妹怀礼知道我被审查，向领导表示愿意担保我的清白，结果被指为立场性错误，受到团内的处分。
我们在六叔家吃了午餐，便告辞回百万庄。不一会儿，好友金耀庭来，他是每个假日必来的。见了耀庭少不得又将早一日发生的事告知，耀庭少不得又安慰一番。当时室内只有三人，谈话都是可见天日的，是很正常的一次见面，但是这次见面对耀庭造成的伤害极大，影响他一生，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么严重。
老谋深算的程苏心眼儿多，他欲擒故纵放我一天，决非没有目的，他早有所布置，我的行动完全是在监控之中。金耀庭到我家来，第二天一早他就被调出肃反办公室，警告他不许再去程家。以后的星期日，我不能回家，耀庭照旧来，他的行止被全部掌握，视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被开除团籍。后又将其下放云南，两年后又将其划为右派，他的妻子离他而去。耀庭的不幸遭遇是我的错吗？因我而有所失，好像错在我。但我本无辜，更无意害好友，我怎么有错呢？我们是同时参加革命的，才一年，便如此不堪，是在革命吗？
7月31日，那是我的黑色星期日，别了金耀庭，倍觉凄楚，惶惶不安。我和耀庭周末常相聚，总是高高兴兴相见，欢欢喜喜告别，这一次却完全不一样。
我与阿兰送走耀庭后，对坐无语，一夜无眠，等待天明，我便拥别怀孕的妻，骑车去办公室，心中非常不安和担忧。我和妻子都明白：今日一去何日归来就不知道了，这是一次无归期的别离，真不懂我们正常的生活怎么会搞成这样。
一早到了办公室，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可畏，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等待暴风骤雨的来临。这一天是8月1日，从这一天开始，我的工作停了，全部时间接受审查，审查的形式便是批斗。平时相处和睦的同事都像吃了火药，声嘶力竭，拍桌瞪眼，不讲道理。说来可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善良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用超出常态的言行来表现自己的积极和革命觉悟。因为全天搞批斗，办公室的工作全部暂放一边。政治运动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革命，革命压倒一切。谁也不想犯政治上、立场上的错误，人人都很积极，工作完成与否，与政治立场比显然是不重要。
把关系国家前途的建设大业暂放一边，大部分时间极大多数人在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有多少证据，有多大把握能挖出反革命分子来？为什么不依靠公安、司法部门的力量去侦破反革命案件、严惩反革命分子，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日本忙于经济建设，战胜国中国忙于阶级斗争，到70年代末，两国经济实力差距有多大，我们失去时机多可惜。
看看让程苏拍桌子瞪眼睛、让周围的人一声声呐喊的证据和线索吧。政治运动都是用高压的手段，迫使犯罪分子坦白交代；不用高压，犯罪分子都有侥幸心理蒙混过关。可是我不是暗藏的什么分子，一点边都不沾，叫我交代什么呢？程苏的拍桌子，所有人的呐喊，都没有正面的效果，我百口难辩，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困境？我终究是政治运动中的新手，幼稚可笑，如果是个有经验的老运动员，你逼我，我不出声，又能怎样？
斗争的第二天，我没有反革命活动可交代的，程苏用凶恶的眼光盯着我。
“你为什么把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张贴出来？”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说。
于是“老实交代”“老实交代”的呼声又起。我想真真是冤枉极了，我何曾做过这样的事情。
程苏继续把底牌亮出多一点。原来这件事情发生于1951年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报刊展览会上，这事我在前面讲述过。遵系主任黄教授之命，我借来装满一辆三轮车的旧报纸杂志，放在体育馆，交给系里的老师。我只负责借和运输，不负责布置展览。我取报刊的时候，藏家已把出借的报刊捆绑好，并非由我挑选。所以展览中出现蒋、宋的照片，我不知情，我也不负责。可是有一个卑鄙的小人写一份材料塞进我的档案，档案跟着我走，终成祸害。
有意陷害是有罪的，这个卑鄙的小人应负有意陷害的法律责任，但当时的政策，只鼓励检举揭发，并不提倡对公民的保护，惩罚陷害者。
后来外调了前约大新闻系的黄嘉德主任和伍必熙老师，他们否定了我对此事负有责任，还我清白。到了反右时，又为此事打扰黄教授，使他很生气。我与黄教授交往甚浅，因他点名叫我办事而生出事端，我想黄教授一定不悦，深感遗憾吧。
60年后，我与约大同学郭慧秋重逢，她告诉我：黄嘉德教授寿过90，不久前才过世。可惜我未能再见他一面。伍必熙老师在文革中自尽，详情不知。
蒋、宋照片一事只不过是个引子，凭这么一件未经调查、未有核实的不清楚来源的一份检举，肃反办公室真希望钓到一条大黑鱼吗？我认为审查是应该的，但审查的动机和方法有问题。如果从爱护一个人出发，在审查中要尽可能地排除怀疑各方取得证明，蒋、宋照片一事与我无关，检举不实，有诬陷之嫌，这样做是爱护自己的员工。政治运动中的做法正好相反，先把自己的员工推到敌人方面，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对付自己的员工，没有爱护员工，没有与人为善，程苏的态度非常恶劣，使我感到面对的不是一次公正的审查。
我为了做到忠诚，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任何社会关系，我把所有我个人的、我家庭的社会关系都交代清楚，把我的笔记本和保存的信件都交给程苏，可是我的忠诚往往成为下一轮批斗的子弹，断章取义是最常用的手法，本来根本没有问题，可以制造出许多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凌建凡，他去香港，我托他带东西给父母，父母有许多衣服日用品在上海家里，他们有用，有人便就带些去，无非是生活用品。姆妈收到由凌建凡带去的东西，来信说东西收到了。程苏看了这封信，便觉得有料：带去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单这个问题斗了几天，就想我说带的东西是重要的情报。这样的问题说得清楚吗？程苏很奸，他不笨，他心里明白，这信是我主动交给他的，怎么会有问题呢？他知道没有问题而继续逼供，那是在耍我。我可以肯定，整个过程，程苏滥权，他是不按政策办事的，也没有一个中国公民应该有的责任心和道德观念。我碰到这样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在政治运动里整我、作弄我，我没有自卫的权利，没有申诉的权利，没有平等谈论问题的权利，很不公正。
政策规定不可以用逼供信的手段，在整个肃反运动中，这政策是反复强调的，程苏当然明白什么叫逼供信，可是他不断地使用逼的手段，逼出来了，就成功了，立大功了，真挖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谁还追究用不用逼的手段。程苏善用车轮大战，把9个人分成两班，日夜批斗，最长的一次连续斗了三天两夜，60多个小时不许我睡觉，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撑不住了，神志恍惚，叫我把刚刚说的写下来，我竟写不成句子，歪歪斜斜的写了一行字，不知写的什么。
程苏在批斗会上，多次提出下流的问题，非常流氓，侮辱我也侮辱我的家人，我非常气愤，对下流的问题我严词拒绝回答，我也不能重复他的下流语言。因为这些问题，我认定他是个十分下流的流氓，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包头被遣送回乡，他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被革命群众斗争，死于非命。
他的死讯是我们公司里一位科长告诉我的，这位科长名阎士华，他和程苏同是河北某县某村的人，程苏死的时候约40岁，已是近50年前的事情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总不要做害人的事、亏心的事、不公正的事，即使在政治运动中，也不要害人。
如果对我的审查仅仅是一场接一场的小会批斗，还不足以说明本单位主持肃反者的判断错误，他们是真想把我作为一名特务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的。在肃反运动中期，不仅抄了我的家，也抄了我上海的老家。
一天晚餐后，程苏对我说：“今晚上跟我们走一趟。”我不敢问去哪儿，跟他上了公家的吉普车，一路西行，这时我已猜到三分，是去建工部。吉普车开到建工部后面的二号楼门前停下，程苏叫我回家，走到家门口，已有多人等着。我开了门，程苏命我站在最里面靠窗的一角。
这时在二号楼前的广场上正在放映电影，突然扬声器喊出我妻子的名字，请她回家，有人找。妻子觉得很奇怪，什么人那么晚找到家里来。她回家推开门大吃一惊，一房间的陌生人，我站在很远的一角，丧魂落魄的样子。这是在隔离五个月中，我和妻子唯一的一次见面，站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交换眼神，十分凄凉。我看到妻子肚子已明显隆起，有孕超过半年了。她神态木然，一脸凄楚。我心里难受，感到非常非常委屈。
程苏从衣袋里掏出一纸，先后给我和妻子过目。那是一张公安部出的搜查令，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签名。这一步是做得合法的，接着合法的搜查开始。
我们小家庭的东西太简单，除了借公家的木板双人床和书桌椅子，只有我从上海带来的两只箱子，这两只箱子是我生母的嫁妆，老式的中国箱子，木板做的箱子用紫红色的羊皮包着。这两只箱子我一直用到1982年出国时。
箱子里放的是替换衣服、床上用品，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小家被仔仔细细、彻彻底底地翻了一遍，一无所获，程苏再一次大感失望。有一个人很有趣，他问我照相机有没有，我说没有，他说照相机都没有。这话的潜台词是连照相机都没有，遑论发报机了。我妻子还听到另一位公安人员说：这是程怀澄的家吗？如此简单？
真够讽刺，大动干戈为了什么？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事情做它干什么？这只能说明程苏立功心切，利用他在公安部的老关系胡作非为。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可笑。
抄家当晚没有批斗，相对比较轻松，但夜不成眠，想想妻子此时正在整理被弄得凌乱不堪的家，也可能正在哭泣，泪水和衣裳一起装进了衣箱。
一家人家被抄家，不问结果如何，光这举动就足成为邻里的大热门谈话内容。多亏建工部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用放电影掩护抄家，所以住在二号楼的人都不知晓。整个过程好像反间谍片的一段。
上海老家被抄是在小家被抄之后，我是第二年才知道的。我被隔离，祖父自然万分担忧，他给阿兰的信，也有意不提抄家一事，我次年回上海才得知，祖父对此事还是一字未提。
上海的老家地方大，房间多，东西也多，抄一次家很费时费事。我想也有搜查令，也有罗瑞卿的签字，也有程苏在场，不过换了一班人搜查。搜查的人连壁炉上的瓷砖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一年后我回上海，壁炉被撬过的痕迹完全看不到，上海公安部门做事情非常地道，做到物归原样。
我想当时祖父一定大为受惊，为此我非常难过。
在我被隔离审查期间，我的妻子也被审查，要她交代我的底细，要她交代问题当然不会和风细雨，而是急风暴雨，还有人动手推她，她受惊，比预产期早两个月生产。
在我被审查的这段时间，妻子熬过来真不容易。怀孕、生产、坐月子、两个月在医院，丈夫不在身边，结果究竟如何，她不知道。那个年代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威望最高，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执政者不能相比的。共产党审查一个人的丈夫，隔离半年，又抄家，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人，那么做妻子的相信党还是相信丈夫呢？何况妻子从认识我到结婚不过一百天，到隔离审查也只有一年三个月，我的历史她不清楚，我在香港的情况她不知道，我的父母她没见过，对这样一个知之甚少的男人要信任吗？这对她是一次严肃的考验。
在整个肃反运动中，阿兰的表现可圈可点，她很沉着稳重，一点不慌乱，怀孕生育，在十分困难无助的情况下，很困难地应对。她非常了不起，她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女青年，年方23岁，她很坚强。
抄家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不再开斗争会，不再叫我写书面材料，也不再见到程苏。我终日无所事事，领导不找我谈话，同事不和我对话，办公室里的人都成陌生人，我一个人终日呆坐办公室里。那一段时间，有一位张科长来监视我，这位张科长是局保卫处的，很年轻，很清秀，他不和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不客气、不友善的表示。11月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肃反成果展览，他带我去。文化宫很近，我们步行去，默默地行走。我已有100多天没有上街，那天风和日丽，我走在街上深感自由之可贵。不知张科长在想些什么。
1955年12月31日下午，我被通知去行政科，我很惊奇为什么叫我去行政科，待我去了，只有田银福科长一人坐在那儿等我。见我来了，他让我坐下，然后开始一段简短的谈话，作为整整5个月隔离的总结。
他说：“今天晚上你可以回家了，过了元旦恢复工作，也恢复参加共青团活动。对于肃反受审查，你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共产党提倡任劳任怨，任劳容易，任怨不易，你要想得开。”
田科长为对程怀澄作“除夕讲话”，一定认认真真作过准备，所以他这次讲话可说是非常精彩，字字珠玑，没有废话。
这位田科长是农民出身，从军队转业来到建筑系统，文化不高，所以安排做行政工作。他是个老好人，有点受欺侮，后在广东反右倾，叫他在数千人大会上做检讨。我想他轮到自己也一定不会忘记党提倡的任劳任怨。
田科长的讲话很简短、很恰当，但我还是有点想法，从任何角度讲，不应该由田科长对我讲话，我自己的科长，或者人事科科长，都比行政科长合适。如果由上一级领导讲话，更表明重视。
这或许是我想多了，领导上没有想这么多，谁有时间谁去讲吧。田科长强调了一个“怨”字，说明审查我是不当的，因不当才有“怨”，但共产党强调要任怨。恢复工作和恢复团籍，说明我没有问题，一切恢复正常。
当时我不知道每次政治审查后，有一份书面的结论，还要本人同意，由本人签字。因为我不懂就没有提出，因而也就没有结论。一听可以回家了，急不可待地拔脚便走，骑上5个月没有骑、轮胎缺气、链条缺油的自行车飞速回家，到家已经天黑。
5个月的禁闭，没有运动，没有日晒，心情郁闷，瘦削许多，苍白许多，而且脸上添了许多斑点，阿兰见了有点害怕。儿子睡在床上，小得一点点，醒来见我陌生就哭了。
当晚各诉别来经过，阿兰5个月怎么过来，我才知道。其实母子从医院回来尚不足一星期。
在隔离审查的5个月中，最不合情理、最令我不满的是妻子早产，母子留医50天竟不告诉我，对我完全保密。妻子早产于10月底，审查我已3个月，家也抄过了，应该可以判断我不是他们想钓的大鱼，也不是小鱼。如果当时还不能让我回去，至少应该让我知道，让我写封信，或者安排好通个电话，哪有妻子生产不告诉丈夫的道理。
过了元旦，元月2日我骑车到公司上班，所有同事都打招呼，两位女同事王清和小蔡更是满脸堆笑，对我说：“回家好开心吧，小别胜新婚呢。”好像我是刚出差回来，把前一段剑拔弩张的日子忘得一干二净，正常的同志关系立即恢复。
办公室的这一幕和田科长的讲话，都是革命的文化。为保持队伍的高度纯洁，革命队伍内的审查是经常的，经常用开斗争会的形式，一旦问题查清，还是好同志，嘻嘻哈哈就把不开心的事情忘记了。
时光飞逝，肃反运动是一个甲子前的旧事了，往事如烟，在记忆中应慢慢淡去，可是我对60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对我、我的妻子、我的家庭影响极深。
我本来是想为国家尽力的，为中国的富强奋斗的，但一个人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奋斗，起码要得到完全的信任，把我当作忠诚可信的子民。因为档案里有蒋、宋照片的检举材料，不先调查分析，就把我当暗藏的敌人对待，使我非常伤心。在审查期间，上级领导一次也没有露过面，任由犯过严重错误的程苏不遵守政策胡搞，我很委屈。论道德论人品，我是合格的，程苏是垃圾。审查以后领导没有和我正面谈过，我就感到我是不被信任的。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使我完全失望。
1960年我在广东茂名工作，有一夜，国民党的一股武装在广东西部沿海地段骚扰。保卫部门向我的邻居布置任务，要他们留意我的行动。住在我隔壁的是一位炊事员何师傅和他的妻子，第二天，他们把不该对我们说的话告诉了我们。这使我非常伤心，原来领导上和政工部门还是把我当暗藏的敌人，根本不信任我。这件事情对我打击最大。
1963年以后我们到了西安，队长孙吉泰从广东茂名开始，一直待我很好，他对我说国防工厂你不要去。他是好意，我怎么想呢？我不是自己人，我是可疑的人，于是我要求调去学校教书。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最重要的是被信任。士为知己者死，如果被信任，死都可以，日常工作中勤奋努力，克己奉公，根本不在话下。
我是非常清白、非常干净的，我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一个满门知识分子的大家庭，我的家庭很清白、很干净。在解放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或政治活动，历史是清白的。我自律很严，决不做任何违理违心的事情，更没有做过任何犯罪的事情，也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因为我是知识分子，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最珍惜为人的清白，把我当作一个不齿于人类的暗藏的特务反革命是对我莫大的侮辱，我不能容忍。程苏之流不仅是不懂知识分子而且是仇视知识分子。
初到西安，我负责所有机械车辆的调动，有权最容易使人腐败，我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权，就有了犯小小的腐败的可能。有一个体户用报纸包着两条大中华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要借我们的大拖车，我拒绝了，国家的机械不能给个体户用。我们的汽车司机常被派往工地，工地各有不同，有肥肉也有瘦肉，我从来秉公办事，一视同仁，因此不让任何一个司机去外地给我买便宜的食物，两年半时间里一次也没有。有一次开十二号车的薛大哥主动给我送来一只鸡，我婉言拒绝，请他不开先例。
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与人不和，从来没有仇人，也没有不清白的朋友，这样够清白干净了吧。既然人是清白的，我的档案也应该是干净的，可惜不是。
因为有下流的人把诬陷的材料强加于我，又有不负责任的人把未经查证的材料塞进我的档案袋，又有下流如程苏者把许多不实的材料加进我的档案袋，使档案里的我和真实的我相去万里。
我的笔记、我的书信、我的言语，都可以断章取义，成为罪状，就像胡风集团的往来书信一样，反胡风以后这成了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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