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尘封多年的故事。假如没有那场运动,没有上山下乡,他(她)们可能走在另一条人生轨迹上,应该和我们一样,过着平淡,祥和,幸福的生活。后来,假如地方政府、周边的朋友,尤其是亲人,在其绝望无助时,适当地关注一下,用现在的话,叫心理干预,给予一丝一缕温暖的阳光,结局也许会更好一些。然而,“假如”没有发生,他(她)们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或者即将离去。实在令人心酸,扼腕叹息。
1969年4月27日,1231名宁波知青来到黑龙江安邦河畔集贤县插队落户。集贤县腰屯公社协和大队接收了25名宁波知青,20男,5女。要落户必须安家,要安家,必须男女婚配。然而,阳盛阴衰,比例失调。5个女的成了稀缺资源,其中的阿毛与四眼姐俩早已“名花有主”。不久,金也投奔桦南男朋友那里。囡支边本来就是凑热闹的,看到黑土地这般荒凉,凄苦,于是装疯卖傻,整天装病,泡县知青办,要求退回老家。有志者事竟成,最后真的给办成了。
大队女知青就剩下阿芳一个还待字闺中。
阿芳是宁波八中68届初中毕业生,中等个子,偏胖。个性大大咧咧,做起事来毛毛愣愣,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活像个假小子,和男知青们倒是合得来。
阿芳父母都是宁波机关领导干部。文革期间,“走资派”被打倒,靠边站,当家长的没有话语权,阿芳家里支边指标一下子摊上了俩:阿芳插队集贤县,阿芳的哥哥随后也去了黑龙江。
大队剩余的18个男知青,没人打算找个村姑在屯子里糗一辈子。当然,也不可能回老家找一个。往后日子怎么过?谁也说不准。跑腿子当一天算一天。有些人懒得干活,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今日有酒今日醉,浑浑噩噩过日子。大部分男知青选择老老实实埋头苦干,没准哪天招工,招兵,招生,轮到自己头上,总得选能吃苦耐劳,表现不错的吧?再不济,先把路费挣到手,年底回老家,也是个盼头。倪满岳算是老实巴交中的一个。
倪满岳,宁波八中,67届初中毕业。“倪岳”,与宁波话“砚瓦”谐音,砚台的意思。大概父母取名时,指望他日后能多喝点墨水,长大成人后更有作为。谁料想文革一来,墨水没喝足,老三届统统下了乡,不管你文化水平如何,干一样的农活,挣一样的工分,近2000万知青命运大同小异。
1973春,阿毛出民工,去了福前铁路。阿芳顶替阿毛到大队卫生所当赤脚医生。当赤脚医生不需要太多文化,抹抹红药水、紫药水,打打针,换换药,记住常规药用法就差不多了。大队另一个赤脚医生姓胡,也不知是哪年闯关东,东腾西挪,最后来到协和大队落了户。胡医生也不是科班出身,医术一般般。胡医生生养了一帮孩子,男人又瘸又矮又窝囊。
大队卫生所里有药房,冬天炉子不能断火。阿芳把被褥搬进卫生所,从此不再在知青点挨冻,卫生所也成了知青烤火聊天的热地。男知青一来,又喝茶,又抽烟,烟雾缭绕,满屋烟蒂,一坐一唠就是大半宿,难免招来胡医生埋怨。
有一天夜里,阿芳出诊回到卫生所,隐约听见里屋炕上传来女人的低声浪语,还有男人粗重的喘息。那女人正是胡医生,男的是大队书记。早就言传俩人暗中来往,不巧被阿芳碰见。阿芳急忙退出,已经坏了人家“好事”。俩人心照不宣,却结下了芥蒂。
当年冬天,打完场,借到路费,倪满岳又回家了。这次碰巧与阿芳同行。有人搭伴,旅途不再孤寂。虽不是一个生产队,但在同一个大队,又是八中校友,宁波老乡,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路上,倪满岳对阿芳呵护有加,相约回东北时,继续做伴。这一来一往,协和大队唯一的剩女总算有了归属,倪满岳与阿芳进入了热恋期。
好景不长。倪父母不认同阿芳,暗地里,他们正在为儿子“病退”而努力奔波,如果再拖上一个未过门儿媳,岂不是累赘?当年,知青们想方设法跳出农门,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病退,招亲,招生,招工,招干,当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974年春,倪满岳的父母的努力有了结果。通过托人疏通知青办、医院各个关节,终于办妥了倪满岳病退批文。消息传来,把倪满岳难住了。一边是热恋中的阿芳,一边是朝思暮想的故乡。忠厚且有些懦弱的倪满岳经过激烈斗争,听从了父母的安排,选择了与阿芳分手。无人可以见证,阿芳“从未有过的泪水”是否也“顺着小河淌”了一夜?
后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阿芳的走资派父亲“解放”了。因为有两个子女支边,知青办允许其中一个办理困退。阿芳满以为为哥哥在兵团,拿工资,有探亲假,条件比自己好,父母会优先考虑她回宁波。结果,恰恰相反,阿芳母亲却让儿子办回了宁波,理由是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需要哥哥一起管束。母亲的重男轻女,偏心眼,使得阿芳万念俱灰。
阿芳开始酗酒。酒能浇愁,暂时忘记烦恼,不管哪家请她,都不拒绝。阿芳还把准备置办嫁妆的积蓄统统拿出来买酒,买罐头请别人。喝醉之后,也不拒绝男人们上炕。事后,阿芳的眼角常常挂着泪痕。
1974年冬天来临,这一天下午阿芳出诊,老乡留她吃饭,阿芳又喝得酩酊大醉,又在人家炕上躺了一小觉。卫生所里,知青们又聚集一起烤火取暖,谈论今年生产队的收成,可分多少钱?过年回不回家?怎么个走法?卫生所成了第二知青点,胡医生看在眼里,记恨在心。碰到阿芳醉醺醺地回来,于是借题发挥:“挺大个闺女,在人家家里喝得烂醉,还躺在人家炕上,成何体统?好好瞅瞅,磕碜不磕碜?”胡医生骂骂咧咧,触痛了阿芳的心。等胡医生回家,阿芳从药柜里抓过一把药,塞进嘴里,一口水一仰脖,吞了下去。这一幕正好被人波看到:“阿芳,你在吃什么?”“没什么,今年不回家了。活着有啥意思?”
阿芳的后一句话引起了在场人的警觉,等阿芳转身进里屋,立刻捡起掉地的药片与刚刚进门的四眼一起找到胡医生。胡一看:“这是强效镇定药,不好!这丫头片子不想做人了。马上跟我去卫生所!”说完,屯子突然停电了。XXX回知青点唤来了好几个男知青,大伙儿点着马灯,兑好高锰酸钾溶液,七手八脚摁住阿芳,往嘴里插胶皮管,灌液洗胃。阿芳哇地一声吐了。胡医生说:“好了,好了,都吐出来了。药片还都是整粒的呢!”
当晚,四眼陪阿芳睡在外屋炕上,胡医生睡在里屋。阿芳问四眼要了一支烟,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唠着磕。四眼说:“过年回家吧!和我搭伴。”阿芳不置可否,聊着聊着,响起了鼾声。半夜时分,四眼听到阿芳哼哼,想问个究竟,一摸褥子,不好!阿芳小便失禁了。四眼急忙喊醒胡医生,这时来电了。阿芳处于昏迷中,手脚也在抽搐。胡医生也慌了神:“赶快找人备车送公社卫生院吧!四眼,我们可是尽力抢救了呀!”
大队书记,男知青们都闻讯赶来,套上马车直奔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大夫看了看,摇了摇头:“赶快送县医院吧!我们这治不了了。”马车跑不了长路。深更半夜,好不容易请来拖拉机手。协和大队知青们七手八脚把阿芳抬上四轮拖斗车,向县城一路狂奔。到达福利屯,天已蒙蒙亮,县医院还没开门。等到主治医生到来,阿芳已经奄奄一息。医生说已经晚了,没有继续抢救必要。
医生的话把知青们激怒了。医院不得不施救,输氧,输液,打强心剂。结果徒劳无功,阿芳还是走完了22年人生。宁波知青迁怒于县医院抢救不力,大闹县医院。事情惊动了知青办,县革委会,派来大批干部安抚,善后。
一周后,阿芳的母亲赶到了福利屯。阿芳娘没从自身找找原因,反而认为是胡医生和大队书记迫害女儿致死,要集贤县公检法予以法办,并亲自参加调查取证。
此刻,中央到地方正在严厉打击迫害知青的犯罪行为。最后,胡医生和大队书记分别被判了10年、15年徒刑。大队知青都觉得判得冤,阿芳的娘过分了。假如当初给多洗两遍胃,阿芳或许还有救,但胡医生的水平只有这些。胡医生虽与阿芳不和,但不至于加害阿芳。
消息传到了宁波。倪满岳闻讯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是我害了阿芳!”阿芳的死,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每当有人提亲,阿芳的影子就会浮现眼前,挥之不去。倪满岳单身生活了近四十岁,才找了个带着孩子二婚女人安了家。每逢知青聚会,提起往事,倪满岳总是情不自禁地忏悔:“是我害了阿芳!”
2009年,倪满岳得了肝癌,他拒绝治疗。临终前,倪满岳说:“我要找阿芳去了。”
协和大队男知青都住在新建的七间房里。范国富和陈均天、李敏、汤昌住在一个寝室,虽然不在同一生产队干活,但在同一个锅灶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
范国富也是宁波八中68届初中毕业生,在老家就学会了木匠手艺,做个小板凳,打个箱柜、炕桌、锅盖不成问题。农闲、下雨天不出工,范国富喜欢和男知青一起玩扑克牌打发时间。谁要是赢了钱,就拿出来请客。没钱了,就用粮票代替。
范国富一手二胡拉得不错。有一次,生产队业余文艺演出,大伙儿一哄哄,四眼登台唱歌,范国富二胡伴奏。一首《映山红》,四眼唱得声情并茂,范国富的二胡也拉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赢得了社员一致好评,掌声、喝彩声不断,成为保留节目。
1975年初春,集贤县公检法军管会派人来调查阿芳死因。自杀?抑或医疗事故?还是胡医生和大队书记迫害知青?四眼是当事人、目击者。县里干部要四眼实事求是向组织上反映情况。另一边,阿芳娘要四眼提供证词,揭发胡医生和大队书记如何迫害女儿。私下里,阿芳娘还许诺,事成之后,会帮四眼办理困退,把户口弄回宁波去。四眼左右为难,昧着良心说话,情理难容,但又不好得罪阿芳娘。于是,急忙找了个宁波农村落脚点,匆匆离开是非之地。临行时,范国富帮四眼整来木料,打箱子,整行李,一直送到福利屯火车站。
1975年3月,集贤开始招工了。经历过饥荒的农民有句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抵老农一垄葱。”本地青年多数成家立业,当工人并不感兴趣。宁波的跑腿子闻风而动,求之不得,总算跳出农门了。范国富、徐彭元等先后进集贤县国家粮库当了工人。
到粮库上班,最起码吃饭问题解决了。还有冬春两季工作服、鞋帽可发。月月有固定工资,吃饭有食堂,下班洗热水澡,宿舍里也不再老是停电。与协和大队知青点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冬天,火炉烧得寝室里暖暖和和的,隔三差五上街买点熟肉、红肠,整点烧酒咪咪,小日子过得神仙一般。粮库也成了协和大队留守知青中转站,歇脚点。
1980年,在同事撮合下,范国富和本地女孩相识相恋,在福利屯成了家,女孩是红兴隆农场一营知青。小日子顿时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1981年,范国富带着怀孕的妻子回到宁波,一个小男孩降生了。最高兴还是范国富母亲,范家总算有了第三代。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产后不到两年,范国富媳妇在就诊时,被查出得了癌症,一种罕见的皮肤癌。经过一番治疗,那媳妇最终没能活下来,在宁波病故。1984年,范国富带着骨灰盒返回集贤安葬。在集贤知青副县长张惠荣的帮助下,好说歹说,红兴隆农场同意报销范国富媳妇的医药费、丧葬费,还给点抚恤费。但是,农场没给现钱,只拿了一汽车库存面粉顶数。面粉拉到集贤,还是张副县长帮忙变现,得了4000元。日子还得过下去。范国富本想把孩子托付给岳母抚养,自己继续在粮库上班。没想到岳母一口拒绝,媳妇娘家七姑八姨都不肯收留。范国富没招了,只得提前办理了病退,带孩子回到宁波。
那孩子长得白白嫩嫩,倒也招人喜爱。范国富的弟弟看哥哥困难,有意收养侄子,就差办个手续。一年后,孩子的先天性癫痫,还有智力缺陷逐渐显现,当叔叔的断了收养念头。反正是范家孙子,好赖还是奶奶抚养着。百十来元病退工资不足以维持爷俩生活,而且常常不能按时寄来,范国富又重操木匠手艺,到处打零工,还在内河运输船上当过船员。
1991年冬,奶奶过世了。孩子虽然已经十岁,仍需要监护。范国富不能外出打工了。在朋友介绍下,范国富在建设银行某个部门夜间打更,白天得以照顾孩子。两笔微薄的收入,加在一起,勉强维持着爷俩温饱。在宁波,已经是最低生活水平。范国富买最便宜的菜,抽的是低档烟,2元一包的宁波牌。喝的是劣质枪毙烧,对肝脏损害极大。由于自卑,范国富选择了自闭,鲜与知青朋友来往,仅和原山河大队余姚知青阿灿(闻信灿)偶尔走动。不幸,阿灿夫妇先后罹患癌症。阿灿先走了。临终前,阿灿把妻子托付给老朋友范国富照顾。
集贤知青每年4月27日举行聚餐会,纪念1969年上山下乡,规模一年比一年大。2008年、2009年,范国富应邀参加了两次。在聚餐会上,同甘共苦过的插兄插妹敞开心扉,都有聊不完的话语。然而,不足百元的费用,对于范国富来说,仍是不小的开销。同一大队的知青从来没让他掏过腰包。越是这样,范国富越是感到内心不安。2010年,范国富找借口回避了聚会。2011年初,四眼代表本大队知青再三动员范国富参加4.27知青聚会,不要背负思想包袱,范答应了。
4月27日来临前一星期,范国富打电话向四眼请假:因病不能参加了。劣质烧酒损坏了肝脏,范国富也得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阿灿嫂也闻讯赶来照顾范国富父子。没有照顾老朋友的遗孀,反而要人家服侍,范国富心中有说不出的愧疚。
2011年4月27日,协和大队知青在聚会中重点讨论了范国富问题。会后,协和大队知青及集贤知青联谊会成员陆续带着捐款、营养品,先后去看望范国富。尽量减轻范国富痛苦和经济负担,大家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关系为他筹集止痛针药。
夜深人静,疼痛稍稍止住,范国富盯着天花板回顾着坎坷一生:童年,入学,文革造反,支边务农,进粮库当工人,结婚生子,媳妇病故… …范国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儿子,已经30岁了,没读过书,也没有工作能力:“老天爷,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啊!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我还没老,怎么就要我走了?谁来管管我孩子啊!”泪水无声地流过瘦削的面颊。此前,没有人看见范国富在众人面前掉过泪。
临终前一星期,四眼去看望范国富。那傻孩子显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还在尽情玩耍:“阿姨,我爸爸,在睡觉。我在玩游戏(电子),呵呵!”
2011年初冬,范国富走了,终年59岁。范的儿子被送进了福利院。每当知青朋友来看望,那孩子总是嚷嚷着:“叔叔,阿姨,我要回家。
邬国扬,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桦南县插队当知青。1973年到长春地质学院地勘系读书,1976年分配到黑龙江地质二队工作。1982年调回宁波,在浙江地质五队(后并入浙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工作到2003年退休。
来源: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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