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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幸运
© 汪晶晶／文
很多年以前，我因为偶尔看了一眼日历，想起了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表哥，便写了一篇《森森哥》。文章中我提到，我的姑姑，姑父，表姐，表哥一家五口，当年是多亏李先念指示他属下的一位公安局长贾叔叔伪造证件，才侥幸从血迹斑斑的土改中逃得一命。
离我距离近的朋友看了那篇文章后曾大为感慨，说，你父亲真是幸运，居然能认识李先念。要不然，像你姑父家那样的大地主，子孙们想在土改中活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事实上，在写《森森哥》的时候，我对家史中的诸多细节，并没有细究。比如，父亲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怎么会认识那时担任着中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我起初的猜测是，李的夫人林佳楣，曾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很可能是通过林佳楣而认识李先念的。
后来一直到了2013年，为纪念父亲的百年冥诞，哥哥带着我和二姐头一次回家乡祭祖。我这才开始仔细地回忆以往和外祖母，特别是1997年和母亲交谈时的只言片语。最终我发现，我最初的猜测是错误的。父亲并不是通过林佳楣而认识李先念。正好相反，父亲是通过李先念才认识林佳楣的。而且如果没有我祖父，李先念甚至不会认识我父亲。换句话说，父亲的幸运，实际上是源于祖父的幸运。
如果继续追根寻源，那么李先念认识我祖父，也并不是因为任何个人之间的私谊，而是源自鄂地共产党内关于我祖父曾同情共产党人，因而值得共产党人信任的印象。那一印象，源于1923年发生的那一场“二七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爆发的时候，李先念还在汉口的一家木匠铺子里当学徒。在三年之后的一场被称为“黄麻起义”的事件中，李先念才正式“参加革命”。而在1923年间，能领导并参与“二七大罢工”的鄂地共产党领袖，照外祖母当年所述，则是另一人，那就是我祖父的黄冈乡贤，林彪的堂兄林育南）。
童年时外祖母告诉我，我的祖父在很年轻的时候，曾拿着他岳父的一封荐书，去找张之洞。祖父因为能写一笔漂亮的小楷行书，被南皮先生看上，之后风调雨顺地走上仕途。张之洞离开武昌后，我祖父留在咨议局。又因为我祖父任的本是文职，所以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他的生活。在后来的湖北督军府，不管是王占元时代还是肖耀南时代，我祖父既不参与真正的权力角逐，也不参与具体决策。祖父的本职工作，大体相当于共产党时代省政府内的秘书长。
我的祖父（汪启祚，字仲绳，大约为1880～1952）在他的同时代人中，算不上是什么出类拔萃之人。他老人家的特征，与其说是优秀不如说是幸运。祖父刚去咨议局所任官职，名叫军法课课长。到了后来的督军时代，这个官职改为军法处处长。按照外祖母当年所说，祖父在督军府虽官拜少将，但级别与他初入仕途时在咨议局相比，并未太多地高升。我曾和哥哥一起讨论过祖父当年的仕途。哥哥认为，祖父当年当的那个官，名义上虽然相当于共产党时代的省公安厅厅长。但实际上除了有吃有喝之外，却并无任何实质上的决策意义。
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爆发时，祖父的上司是同为湖北黄冈人氏的萧耀南，萧的上司，则是直系军阀吴佩孚。
就我自己童年所受的语焉不详的现代史教育，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领导的第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一场伟大的工人运动最后是被反动军阀吴佩孚和萧耀南“血腥镇压”的。
只不过，“反动军阀们”究竟“血腥镇压”了多少人，却并无人提起，老师们自己也知之不详。我们年年过队日，过团日去敬仰，去怀念的，有名有姓的革命先烈，似乎只有两位。一位名叫林祥谦，另一位名叫施洋。
林详谦当年，据黄冈乡贤间流传的说法，并不是被“反动军阀们”枪杀的，而据说是在一场混乱中被人用刀砍死的。这位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出色的工人领袖，是不是高呼着，“头可断，工不可复”而就义的，老百姓们并不清楚。老一辈人能记得的只是，林祥谦当年，并非“手无寸铁”。他率领的参与“战斗”的工人，个个都手持陈胜吴广时代的大刀长矛。他们企图冲击军营最初的原因是，“反动的军阀们”日前竟胆敢（在一个名叫刘家庙或李家墩的地方）随意抓了几个破坏铁轨的工友。
林祥谦麾下当时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多少名呢？据中共党史记载，二七大罢工平汉全线参与罢工的人数，大约有三万。其中北平长辛店，河南郑州和汉口江岸，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时候，“反动军阀”和“刽子手”萧耀南，能调动多少兵力呢？
在整个“反动军阀血腥镇压二七大罢工”的过程中，吴佩孚其人，不在武汉。他是从河南遥控萧耀南的。而萧耀南本人，也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二七大罢工时期，掌有军事实权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4期毕业生，陆军中将，青史早已留名的辛亥革命元老，时任汉黄镇守使的杜锡钧（1949年江山易帜后被枪毙）。
杜锡钧有一整个加强师的兵力，可供萧耀南随时调遣。而那几个因破坏铁轨而被抓的工友，则是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芸下令抓捕并临时关押在督军参谋长张厚生的军营中。该军营有两个连的兵力守卫。而张厚生直接指挥，后来奉命包围江岸铁路工人工会的兵力，则是两个营。
由此，后世的人们应该知道，如果真要用一整个加强师这样的军事力量，去对“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实际上堪比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
那么，整个“二七大罢工”，反动军阀们一共“血腥镇压”了多少人呢？我当年询问外祖母时，外祖母记得，汉口江岸大概死了七八个人。后来上大学，第一个学期，1978年的夏季学期，我们班就有必修课《中共党史》。我为二七大罢工的死亡人数专门询问了任课老师。老师说。据中共党史记载，北平长辛店，河南郑州，汉口江岸三地一共死亡五十七人。
林祥谦的死，和我祖父并无关联。后来非常偶然地和我祖父发生了一点关系的（照母亲所说，所谓祖父的“幸运”），则是二七大罢工事实上已经被“血腥镇压”之后才被反动军阀们秘密枪杀的共产党人，施洋。
这位施洋，上过湖北省内的警察学校和政法学校，非常熟悉民国初年刚刚成型的省一级的政务，警务和司法。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施洋就组织过湖北省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曾亲赴湖南和毛泽东，蔡和森他们办的那个新民学会建立联系。
据母亲说，黄冈乡贤们后来曾猜测，这位施洋，在一九四九以降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倏忽一下变得如雷贯耳，备极哀荣。部分原因是，这位施洋很受毛泽东欣赏，一度曾是毛泽东几乎绝无仅有的，换金兰，誓天地，正式拜过把子的小兄弟。毛泽东原本离着工人距离遥远，他最初关于工人这整个群体的一点点认识，几乎全部源自施洋。
施洋其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后世，值得今天的我们，敬仰的。在二十世纪初年那些读过书的小知识分子中，施洋是为数不多不极尽钻营往上爬，而是难能可贵的，能主动关心底层弱势人群的人。同时，施洋还和为数并不少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一样，是一个相当有理性的人。早在二七大罢工之前，施洋就曾和我前面提到的另一黄冈乡贤，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一起，成功地领导过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
那场罢工，没死一个工人，没伤一个百姓，给铁路局和乘客也没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损失。最后却让资方，百分之百地同意了工人们的诉求。
在二七大罢工的整个过程中，施洋启发工会的是，尽可能把铁路工人的生活境遇公诸于众，争取全社会的同情。施洋并不主张使用暴力去乱来，特别反对损人而不利己的破坏铁轨一类行为。
在二月七日之前，平汉铁路工会是合法组织，施洋是该会的法律顾问（这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一百年前中国的所谓北洋军阀年代，即使是在社会的最底层，目不识丁的工人们，也都是拥有结社自由的，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律师）。所以二月七日，萧耀南根据吴佩孚指令宣布平汉铁路工会为非法组织，取缔该会。并由我祖父签署逮捕令，由前述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芸前往施洋家中抓捕他的时候，施洋并不害怕。
很显然，工会刚刚才被宣布非法。他作为该会的法律顾问，在那之前的作为，并不触犯任何法律。
事实上，无论是萧耀南还是周际芸，也都没有“严刑拷打”共产党人施洋。他们只是依照程序，把施洋押至位于武昌，当时隶属于军法处的一个陆军军事法庭去审讯。
我前面写过，我祖父的正式官职是湖北督军府军法处处长。这个军法处，主管着当时武汉一地仅有的两所军事法庭。所以我祖父同时还兼任陆军审判处处长和两湖军政执法处处长。
朋友们一定会问，你不是说你祖父是文官吗？
一点不错。我祖父作为文官，能担任军职（为履行军职，则必须同时还在名义上拥有军衔，所以我祖父同时还是少将），能同时兼任主管军事法庭的审判处长和执法处长，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所谓北洋军阀年代，有意对军事暴力实行制衡的相当进步的措施（你能相信二十一世纪的初始，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竟曾是一名美女医生吗？）。
如此一来，我们至少能知道，一百年前的中国，即使是在所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年代，中国社会，不仅底层的工人们有结社自由，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结构中之有法制，甚至对军事暴力，至少在形式上，也是有制衡的。
施洋的整个案子，只开过一次庭，也就是2月8日。法庭对施洋相当仁慈。施洋自己是律师，既精通警务和司法，又有着极佳的口才。他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在场的“反动军阀们”据说也都风度翩翩，无人阻拦，只是洗耳恭听。
那次开庭并无结果，审判长（是每次开庭前依案而指定的法律专业人士。所有督军府官员，换句话说，即使我祖父身为陆军审判处长，亦无权担任任何一案的审判长）并没有做出判决，只是宣布将休庭一周。
休庭后，我祖父询问萧耀南，计划何时再度开庭。萧耀南却回答说不会再开，他随后将会把施洋押送至河南。也就是说，直接交给萧耀南的顶头上司，吴佩孚。
这样一来，我祖父当然也很逻辑地认为，就此案而言，他自己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
到了2月14日，萧耀南突然派人密令我祖父，立即撰写一份判处施洋死刑的判决令，并签署一份关于施洋死刑立即执行的枪决令。
这个密令，毫无疑问，是非法的。因为2月8日的开庭，并没有做出任何判决。萧耀南越过审判长（前面我说过，审判长是独立于督军府的），直接密令我祖父去“撰写”判决，程序上也不合法。但萧耀南这么做，却至少说明，那个年代，即使是手握军事暴力的“反动军阀”，“刽子手”，仍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强迫自己，去遵循现代法制程序的正义性。即使杀的仅仅只是一个人，也得出具判决令和执行令。
督军府我祖父的下属告诉萧的卫兵，说我祖父并不在。萧耀南立即派人寻找我祖父，我祖父位于武昌抱斗堤的宅子中无人。萧耀南又立即差人回黄冈去寻找。但在我祖父乡间的宅子中，仍然没有找到我祖父。
萧耀南纳闷之余却并无良策，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亲自对我祖父说的，将不再开庭。
就这样，在1923年的2月15日，施洋在既无一纸判决令，又无一纸枪决令的情况下，由督军府秘密地，换句话说，非法地，被枪杀了。
几天之后，我祖父回督军府履职，得知那个施洋竟然已经被枪决了，不免吃惊。
萧耀南指示我祖父立即补写一份判决令和一份枪决令，将施洋一案归档。我祖父说，判决令和执行令岂能补写！再说人都杀了，还补写公文有何用。
祖父认为此事欠妥，那之后一直没有去补写。萧耀南日理万机，也没有再追究。到1926年，如日中天的萧耀南，竟然会因误服西医的安眠药而英年早逝。
就这样，施洋一案留下的唯一公文便是，当时平汉铁路局的局长赵继贤直接写给吴佩孚的，关于施洋煽动并领导平汉全线铁路工人大罢工给平汉铁路局带来惊人的经济损失的报告（赵在担任平汉铁路局局长之前，曾是吴佩孚属下的直鲁豫巡阅使军法处处长，因而是吴佩孚在武汉的亲信）。而平汉铁路，当年是吴佩孚最主要的钱袋子。赵写的经济损失大部分也应该是属实的。
赵的那份报告，最初，交给吴佩孚，吴佩孚命令萧耀南处决施洋时，本是以那份报告作为我祖父出具判决令和死刑的执行令的依据用的。所以萧耀南才交给了我祖父。如果我祖父执行萧的指令，补写一份判处死刑的判决令并补签署一份死刑的执行令，那施洋的枪毙就完全是合法的，且不管那判决是否合理，以及事后补写判决是否荒谬。但我祖父没有执行命令，他只是把赵的那份报告放进了公文袋。
这样一来，施洋就完完全全是非法地，秘密地，被反动军阀们杀害的。
祖父当然没想到，鄂地的共产党组织对施洋一案事后竟会一本全知，并因为施洋一案而认为，我祖父同情共产党人，因此值得共产党人信任。
1938年武汉沦陷后，祖父辞去一切公职，隐居乡间。当时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度建都武汉。而投降日本的伪湖北省政府，甚至一度就在离武汉只有一箭之遥的黄冈办公。值得后世黄冈子孙们骄傲自豪的是，黄冈本地几乎所有的“各界知名人士”们，几乎没有一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低头。大家都保住了中国人心目中无比重要的民族气节，我的祖父也一样。
祖父与日寇的誓不两立，还有另一个无比重要的原因。
祖父抚养成人，因而亲如骨肉，他的胞兄的长子，我父亲嫡亲的大堂兄，我们的大伯父，汪成钧，就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武汉，和日寇血战到底，最后在抗日战争中最最惨烈的那场武汉会战中，壮烈牺牲的。
大伯父汪成钧为国捐躯的地方，名叫赵李桥。
赵李桥地处湘鄂边界，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武汉、长沙会战的重要节点。据武汉会战总指挥张发奎忆述，1938年武汉会战经过50余天，始终在极度紧张和惨烈情况下进行。10月12日政府自动放弃武汉。武汉沦陷后，政府军在崇阳、蒲圻间重新调整阵线，以这一带阵地乃扼守粤汉铁路、湘鄂公路等日军南下的要道。11月4日，蒲圻失守。5日，他们又放弃楠林桥和赵李桥。7日，羊楼司沦陷，鄂南和湘北重镇相继失守。武汉会战中的最后一役，赵李桥战役，因而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当时任国民党陆军第75军13师37旅上校副旅长的汪成钧，率部防守，担负掩护友军撤退任务。日军以飞机轰炸和猛烈炮火向三十七旅阵地攻击。汪成钧奋不顾身，指挥所部奋勇抵抗，予敌以重大杀伤，使友军得以安全撤退。整个武汉会战，国军参战四十万，歼灭日军二十六万，是抗战八年历次会战中歼敌最多的一次。
不幸的是，在与敌激战中，大伯父汪成钧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41岁。
下面是台湾抗战英烈史中关于汪成钧烈士的记载：
汪成钧（1897～1938），中国国民党军官，抗日烈士。湖北黄岗（现新洲汪集冯铺）人。由其叔父汪仲绳抚养长大。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后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第四期进修。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陆军第七十五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旅上校副旅长，率部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0月下旬，在鄂南蒲圻与日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黄冈的另一知名乡贤，源自陶家大湾的陶希圣，因为高陶事件而被载入史册。他是怎样在他的夫人，源自黄冈万家的大家闺秀万冰如，帮助之下，在最后的关头，勇敢而机智地和汪精卫伪政权决裂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寻找有关文章。
李先念的家乡湖北黄安，离着黄冈很近。李先念自己则是在武汉几乎刚一沦陷，就返回鄂地了。因为共产党内已经有了我祖父曾同情共产党人，值得共产党人信任的印象，李先念部便差人与我祖父联系。在后来鄂豫皖游击队十分艰苦的岁月中，我祖父便和其它黄冈乡贤一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李先念部。事实上，我的祖父本是一介书生。他能做的，无非是买买盐，买买药一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祖父所为，绝非一己之力。他动用的，是黄冈几乎所有乡贤们的力量。汪家和成家自不待言，仓埠夏家和万家的人脉，更是远远胜于汪家。
因为提起抗战和游击队，我写一段和我祖父间接有关的题外的话。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工宣队为启发我的“阶级觉悟”，从而更快地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规定我每次进“牛棚”“探视”父亲之前，必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慈祥，无比亲切的画像前按严格的顺序，背诵父亲丰富得无与伦比的“滔天罪行”。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去“探视”父亲并帮他做清洁，我便有大量的时间和父亲聊天。没人的时候，我逐条询问过父亲我每次背诵的，他的几乎所有的“罪行”。父亲虽然天性呐于言，但还是三言两语地给我解释过。
唯独只有一桩“罪行”，父亲一声不吭。我再问，他便瞪我一眼。
那一条语焉不详的“罪行”是，父亲竟胆敢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带着他弟弟去日本。
我在其它地方曾写过，我的祖母，确实生过两个儿子，换句话说，我的父亲，确实有过弟弟。但在传统的中国宗法社会，祖父祖母生的儿子，并不完全就归他们所有。儿子是要按宗族内的规矩重新分配的。分配的结果是，祖父祖母不能拥有两个儿子。因为祖父的六哥（祖父自己行八）无子嗣，父亲的这个原本的胞弟，必须过继给六伯父，从而变成他的堂弟。
祖母后来只生了三个女儿。这事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父亲一下变成了独子。也就被祖父祖母娇惯得，完完全全无法无天。母亲说，照你父亲童年的状态，他一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长大了，至多也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二流子。父亲后来竟成人，成器，成才，那几乎绝对是一个奇迹！我自己私下估计，父亲没有变坏，多多少少和我的祖母有关。祖母是仓埠夏家的大家闺秀，夏家数代人，代代为人师表，祖母身上，最最微不足道的那类理性，多多少少还能一息尚存。
但父亲的那个弟弟，却完完全全没有救了。
父亲的六伯父，六伯母，把那个宝贝儿子娇惯到了完全无以言表，无以复加的地步。用诸如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等等，等等，去形容，都远远不能揭其真谛。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李先念部在大别山打游击的时候，父亲的那个弟弟，竟然背着父母，跑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皖南事变之后，那游击队变成了国民政府麾下的新四军。
那个花花公子进了“革命队伍”能不能生存，且不去管它。儿子不见了，对父亲的那位六伯父却是晴天霹雳。父亲的六伯母嚎啕大哭后以泪洗面，直至病倒。此时，我祖父实际上无计可施，他已经辞去了一切公职。但他又不能不管。最后，祖父花重金买通黑道，在大别山中把父亲那个弟弟从新四军中绑架后才算救回。
在和母亲交谈时，我最想知道的是，那之后，父亲是不是真的带着这个弟弟去了日本。但母亲却并没有听说过此事。由此，父亲的这一条“罪行”，我姑且先证伪。
母亲说，父亲对这个弟弟毫无兴趣，也毫无办法。我问母亲，是不是像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母亲说，比那严重得多，是深恶痛绝！
1957年，父亲的那个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全然不顾父亲事先专程对他的警告兼劝告，在他工作的单位（母亲说的似乎是武汉钢铁公司）自己设计，自己撰稿，自己抄写墙报，无情地嘲笑苏联专家。在向党交心会上，他更是大放厥词，说敢不敢轮流执政是对共产党最大的考验。
母亲说，父亲事后一度气愤得说不出话，曾指着弟弟的鼻子，让他快滚！
父亲再有火眼金睛，再有先知先觉，也注定挽救不了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他的这个弟弟，因三重滔天罪行：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曾参加革命却又中途逃走）和坏分子（极不尊重苏联专家），被关进监狱，不久之后就不明不白地去世了。
弟弟死后，他的两儿两女都必须遣返农村。父亲竭尽全力，只收养了叔父最大的那个儿子，我的堂兄，我管他叫周恒哥。
父亲那时就相当清醒地预见到，共产党绝不会让这样的孩子上大学。周恒哥在父亲直接的安排下，上了一所医士学校，二十岁上下当上了小医生，算是自食其力了。
父亲原以为可以就此松一口气，他该做的，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没想到我的这位堂兄在他二十七岁的那一年，碰上了一场“艰辛探索”。
堂兄的身上，流淌着他父亲遗传的，骚动不安，也无法无天的血液。他几乎立即就参加了“革命”，并很快当上某知名造反派组织的“司令”。他四下张贴大字报，演讲，要为他父亲翻案，他说他父亲不是历史反革命，而是新四军战士，抗日英雄。他父亲也不是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坏分子。众所周知，昔日的苏联专家，早变成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他父亲当年对苏联专家的看法，简直称得上是英明。
这样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的所作所为，父亲知道，当然只能仰天长叹。且不说父亲自己已经垂垂老矣。
很快，造反派的短暂得势一去不复返。就在全国大抓五一六那前后，我这位堂兄被判决为现行反革命份子而锒铛入狱。
十多年后，我已经进了大学的什么时候，大概是1979年或1980年，我的堂兄和叔父这一对宝贝父子，才算终于双双“平反昭雪”了。
周恒哥一直管父亲叫大父，那意思是比他父亲更年长，同时也更伟大的，真正的父亲。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周恒哥的家。
哥哥更是从来都把周恒哥当我们自己家人，他原本也和我们共祖父（回想起来，哥哥和周恒哥聊天时，甚至说的都是一口黄冈乡音而不是武汉方言。就这一点而言，我和二姐是相当惭愧的。我俩童年起就没学会过黄冈乡音，而现在。离开家乡四十年，我俩连武汉方言都快忘了）。
2013年，为纪念父亲的百年冥诞，哥哥让我回武汉一趟。那一次，哥哥专门把我和二姐带去看望了一次周恒哥，那时的周恒哥，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唯一一个应该永永远远感谢周恒哥的，是他唯一的女儿。周恒哥在那样的逆境中，竟能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他自己都没进过的大学，并奇迹般地嫁给了某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据说是师级干部，从而在京城帝都终于过上了，周恒哥大概只是在童年时代享受过几年的幸福生活。周恒哥的大外孙，据说少年时代就去了美国。这个结尾，总算让人听出了点佛教轮回的意思。
好了，我啰里啰唆地写了这些叔父和堂兄的琐事，现在还是回到祖父自己的往事中去。
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舞台，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的那个江湖，自古都是讲究复仇的。这一点，大家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清楚了。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仇不报非君子。
李先念的中原野战军占领武汉之后，肩负的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一定要为为林祥谦烈士和施洋烈士报仇雪恨。
1997年，父母晚年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奉命拆迁，母亲让我回国清理属于我的东西。那时已经是我浪迹天涯的第十五个年头了，我并没有很多值得清的东西。也因此，我难得有闲暇和母亲聊天。我当时主要想问问母亲，我祖父的生卒年。没想到这样简单，这样重要的数据，母亲居然会不记得了。
看我万分沮丧，母亲那一整天都不住嘴地和我聊我的祖父。
母亲说，你爷爷，那真是有运气呀！要是他那时真照萧耀南说的，补写一份判决令和一份死刑执行令，那李先念进城的头一件事，就是杀你爷爷！那你爷爷，会比成禳先（我祖父的黄冈乡贤和儿女亲家，昔日的黄冈首富）还惨，连土改都活不到……
母亲说，李先念日理万机，但万幸他还记住了你爷爷。这才有了土改期间，他在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让那个贾叔叔救下你姑姑，姑父一家五口人性命。共产党这是在还你爷爷当年不签施洋死刑执行令的一段情。
母亲说，李先念后来杀的那个赵继贤，离着“血腥镇压”其实相隔十万八千里。母亲说，那人不过是平汉铁路局的一个局长，和你爷爷一样，恐怕连枪怎么拿都不知道。那人家财万贯，却还是贪小便宜。也是太没眼光，没想到共产党会杀他。他想的是先把苏州的家产处理完再去香港，没想到李先念兵贵神速，一眨眼就在苏州抓住了他押回武汉，几万人的公审，一声枪响，马上就命赴黄泉。共产党杀不了吴佩孚，杀不了萧耀南，又不能杀你爷爷和别的人，只好杀他。谁让他当年要去写那份报告，也只能这样啊……
那么我的祖父在那无与伦比重要的那几天，究竟上何处去了呢？
难道他老人家真有先知先觉？竟真会在那遥远的1923年，就开始同情那个其实还远远没有伟大起来的党？
母亲相当有把握地认为，祖父那时并不具有竟同情施洋，同情我们伟大的党的那份，难能可贵的“阶级觉悟”。母亲听说的似乎是祖父是被黄冈乡贤专程接回乡，给人治病去了。而且，汪家当年，居然还真的有过祖传秘方。据说祖父行医，不仅亲自把脉，还亲自拟方亲自配药，亲自制剂。
因为父亲学了西医后对中医毫无兴趣，祖父的秘方，早就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失传了。家族中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人为此遗憾过……
于是，到了今天，还值得我们后世子孙们记住的，也就只剩下祖父的这一点幸运了！
本文由汪晶晶女士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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