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吴 虞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

　　《钩命决》记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云：“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诸大端而已。盖孔氏之志，诚如荀卿《儒效篇》所谓“大儒之用，无过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经》，多君亲并重，尤为荀卿“三本”之说所从出。《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从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正义》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然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获二女，而巢父、许由不屑为之；孔氏不废君臣之义，而荷篠丈人则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视同游民；此又尊贵长上之所深忌畏恶。而专制之学说有时而穷，于是要君非圣者，概目之为不孝，而严重其罪名，以压抑束缚之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虽王陵、嵇绍之徒，且见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有子之言为最切实。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其于消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故刘宝楠云：（《论语正义》）“作乱之人，由于好犯上；好犯上，由于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又令知有事长上处朋友之礼。故孝弟之人，鲜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知为必无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是言孝弟之人，必为忠臣顺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乱，可无疑矣。”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故潘维城云：（《论语古注集笺》）“作乱者，《礼记》云：‘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郑注，‘乱，谓违废事君之礼。’有子此言，盖兼乎《孝经》《春秋》之义。孔子道在《孝经》，取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顺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严，守其发肤，保其祭祀，无奔亡弑夺之祸，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乱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乱，则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经》之顺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绝奔走，不保宗庙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乱，明褒贬。《春秋》论之于已事之后，《孝经》明之于未事之先，其间相通之故，则有子此章实通彻本原之论。”其主张孝弟，专为君亲长上而设。但求君亲长上免奔亡弑夺之祸，而绝不问君亲长上所以致奔亡弑夺之故，及保卫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权。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似平等矣；然为人臣而不忠，则人臣无将，将而必诛；于君之无礼者，固无制裁也。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

　　“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顾其所列“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新刑律”皆一扫而空之。此即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顽固锢蔽之士大夫，虽欲守缺抱残，依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学理，尽其三年无改之孝，而终有所不能。何也?吾国领事裁判权所以不能收回，实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实以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责人以孝敬忠顺，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兰海牙和平会修改“万国法典”之期，驻荷公使魏宸组电请将民国已颁未颁之法律从速编订，提交该会，加入“万国法典”，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故使吾国法律不加改正，与立宪国共同之原则违反，则必不能加入，而丧权辱国，独立国所无之领事裁判权，永远不能收回。若欲实行加入，固非儒教之旧义、满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断断然也。

　　孟德斯鸠曰：“支那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溢，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衰，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辩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切有近于所生，如长年、主人、官长、君上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教言，其相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弟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力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父母者也。”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

　　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大揭其借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

　　庄子《天运篇》谓“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盖已深悉儒家标举孝弟之真谛，故意极非之。至《商君书》《去强篇》直谓“国有礼乐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礼乐孝弟等于六虱；即宋儒谢上蔡，亦言“孝弟非仁’’，合于庄子。此岂皆悉属颛蒙而毫无所见者哉?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豮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酿成之道德，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蚍蜉蚁子之不自量而已矣!

　　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敬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已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慨禽兽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悔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

　　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此。”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吴虞

　　满清时，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者，素主“三纲”之说。杨度在谘政院演说忠义之衰由于孝悌，刘大非之，诋杨为少正卯，宜加两观之诛，大有息邪说，正人心，觊觎两庑特豚之意。然吾于其奏疏中“欧美主耶教，重平等；中国主孔、孟，重纲常”数言，谓足证东西教义之优劣。盖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爱之义，传布浸久，风俗人心皆受其影响，故能一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竟著之于宪法而罔敢或渝矣。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几无一事不含有阶级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至于有良贱为婚之律，斯可谓至酷已！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或曰：孔、孟之书，未尝无公平之理。不知尊卑贵贱之阶级既严，虽有公平之理，亦断不能行。此考之于历史易知也。《荀子·宥坐篇》记孔氏诛少正卯之言曰：“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尹谐、潘止、付里乙，杨倞注：“事迹皆未闻。”而就管叔、华仕、邓析之事迹推之，则据近世文明法律，固无可诛之道，然七子者皆不获免，此则以尊贵治卑贱，竟无学说异同，政治犯之可言，何公理之得伸耶？又据范家相《家语证伪》云：“少正卯一事，即以《论语》证之，可见其非。夫子对季康子患盗曰：‘子为政，焉用杀？’岂身甫执政，先杀少正卯以立威哉？据称少正卯闻人之伪，不过褫其鞶带，甚则投之远方，已足蔽辜，初无死法，乃以是为爰书，遽杀之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鲁君与季氏，其何以堪？即臣庶亦不服也。若其人别有乱政之实，何以不为子贡明言之？”然此非但《家语》之失也。北齐刘昼曰：“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夫门人非不知孔子之圣也，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贡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何以先之？’夫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云云。其言未知何本，如所言似子诛少正卯，以其欺世盗名故耳，然总非圣人作用。”是少正卯之诛，儒教徒亦不敢竟以为是。盖孔子之七日而诛少正卯，实以门人三盈三虚之私憾，所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梁任公亦谓此实孔氏之极大污点矣。自孔氏演此丑剧，于是后世虽无孔氏，而所诛之“少正卯”遍天下。至明思宗，亦以“少正卯”斥黄道周，几不免于死。作俑之祸，吁可悲也！今满清已亡，君纲早绝，而刘廷琛不闻远希王蠋，长揖齐夷，斯亦可谓“色厉内荏”，深愧当日道学家主持纲常名教之门面语矣！

　　盖孔氏之徒，湛心利禄，故不得不主张尊王，使君主神圣威严，不可侵犯，以求亲媚。而当时之人格高洁如沮溺之流，皆鄙夷不屑，观微生亩“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毋乃为佞”之言，及孔氏“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之语，则孔氏之谄佞，当时固暴著于社会矣。

　　夫孔氏对于尊卑贵贱之态度，于《乡党篇》记之特详。其种种面目，变幻不测，虽今日著名之丑角，亦殆难形容维肖，诚可为专制时代官僚派之万世师表者也！韩子《外储说》：“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孔氏之主张，固如此矣。然孔氏尊卑贵贱之见，深中于心，则尤不止此。《家语·子路初见篇》曰：“孔子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孔子先食黍而后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为食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果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之下者，是从上雪下，臣以为妨于教，害于义，故不敢。’公曰：‘善哉！’”（《韩非子·外储说》同）余谓此如《世说新语》载“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尽。既还，婢擎金澡盆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笑之”。其纰漏与孔氏正同。夫乡里小人初入餐馆，不辨刀叉之用，本无足异。而孔氏于桃黍之微，亦必强借贵贱上下之义以自饰其陋，而公然面谀；哀公亦勉强称善，不欲穷人。王闓运谓以名尊孔氏而师之者，犹哀公之诔丘，哀公殆已知儒可以为戏而不可用矣！

　　且孔氏生平，动以礼自文，故当其问礼于老聃，而老子即以“其人与骨皆已朽”谕之。又于《道德经》深斥“礼为忠信之薄，乱之首”。今《礼记》多引“吾闻诸老聃”之言，大抵皆孔氏所闻而得之语，然其失老子之本意则远矣。

　　呜呼！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好学深思之士，试研究之！

　　自孔氏诛少正卯，著“侮圣言”“非圣无法”之厉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氏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观顾炎武谓“韩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诸篇，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张尔歧记六祖衣钵传自达摩，藏广东传法寺；衣本西方诸佛传法信器，钵则魏主所赐；嘉靖中，庄渠魏校，督学广东，取衣焚之，钵碎之，旷代法物，一朝沦毁。明李卓吾以卑侮孔、孟，专崇释氏，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所著“焚书”，两次禁毁，言论出版皆失自由。则儒教徒之心理与犷悍可以想见。谬种流传至今日，某氏收取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烬于一炬，而野蛮荒谬之能事极矣！

　　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原载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