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审计师的角度回答一下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有些公司财务造假，甚至连年造假，审计师却没有第一时间查出？”
审计师工作方法的核心是通过审计抽样和分析性复核，获得审计证据，支持得出审计意见，从而“合理保证”企业的历史财务数据“免于重大的错报。”
因此，审计抽样和分析性复核是路径，审计证据是目标和保障，审计意见是结论。
首先谈一下关于审计抽样。在实际审计过程中，审计抽样这一程序一般是由初级员工完成的,因为通过抽凭发现财务舞弊的几率远远低于分析性复核，重要性不高。
由于审计准则，监管机构和审计中介机构的有关内部政策对最低样本量有所要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此不可能由经理或者合伙人完成。当然，我个人这么看，如果合伙人有时间坐下来翻翻凭证，能发现的问题看自然远远多于初级员工。
审计师总是说“实质重于形式”,但就抽凭而言，可以称得上“形式重于实质”。因此通过抽凭发现重大舞弊不是太现实,不过在实际工作中，通过抽凭发现问题其实是可行有效的。
其次说一下分析性复核。这一审计方法在业内很受推崇。很多重大的舞弊和财务造假的确是通过分析性复核发现的。但是这一方法执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要看执行人的实务经验和技术功力。这有点像太极拳里的推手。如果是内功深厚的太极拳大师演示，那么外行也能看出推手其实是太极拳的精华所在，由此还能力证太极拳并非只有体操功能。如果换做你我来演示，简单粗暴的推推搡搡难看不说，就效用上而言，可能还不如第八套广播体操。
在目前的实务中，分析性复核基本上是经理级别的员工执行的。至于合伙人能够执行多少，实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来说了。所以，分析性复核的确不错，但是要看执行人的水平和能力，既然加了一个附加条件，执行的效果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最后谈一下本文的重点，“审计证据的获取”。就审计理论而言，审计证据有内外之分，书面口头之别。内外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证据是内部证据，比如企业的账簿，仓库的入库单据，销售部门的销售订单，采购部门的采购订单。外部证据是指来自于企业外部的审计证据，比如销售客户的收货确认，供应商的发货单据，银行的对账单等等。书面口头可以望文生义，指的是证据的载体。就证据的证明力而言，外部的，书面的证据证明力最强，内部的，口头的证据证明力最弱。
此时，一个逻辑死结产生了。上述关于审计证据证明力的逻辑有个严重前提，就是企业所提供的来自外部的证据是真实的，而并非与外部客户或供应商的联合串谋。
举个例子，如果审计师需要确定一笔销售业务是真实的。那么最完美的审计证据是，从物流上来讲，企业可以提供销售客户发来的收货确认单；从资金流上讲，企业很快收到了来自于客户的回款。（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至少在目前的中国，应收账款还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话题。）
好的，审计师很快获得了销售客户的收货确认单，可以与仓库的出库记录相核对。虽然暂时还无法付款，客户已经给出了一张承兑汇票。一切证据都表明，这笔销售收入是真的。
但是，如果企业和客户串谋了呢？如果审计师获得的这一切的外部书面证据都是做出来的呢？在这么纠结的时刻，只有依靠传说中的“职业判断”了。
如果分析性复核还可以比拟推手中的内劲，那么高明的职业判断在难度系数上大概可以比得上” 降龙十八掌”，一方面会的人少，另一方面，会的人可能也没学全，使将出来的只有十五掌或者十六掌。威力上自然大打折扣。
如果职业判断失败，审计师根据获得的虚假审计证据出具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那么审计师在蓄意的财务舞弊，欺诈，双方或者多方的串谋游戏中，无法解开审计证据真实性这个逻辑上的死结。
有一个绝妙的例子作为佐料，关于BSW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的相关报道，BSW公司的审计师德勤最后请辞审计师，原因是无法对高达3.92亿元的预付账款的存在性和商业实质性做出判断。
3.92亿是个关键的数字，可以想见的是，这个数字已经大到了，即使审计师获得了充分的审计证据，但是出于职业判断也无法说服自己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地步。那么如果这个金额是3.92万呢？39.2万呢？或者392万呢？审计师该做怎样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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