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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红专 唐琼一 黄 芳 || 校长:一门重要的隐性课程

导读

校长自身是一门重要的隐性课程,其实质是作为学校“精神领袖”的校长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度发掘校长隐性课程资源可聚焦校长的“意义”时间、“意义”空间、公开讲话、行为举止、生活方式等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校长隐性课程的作用,校长自身应注重道德修炼,提升学术涵养,走进师生心灵。

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载体,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也称潜在课程、隐蔽课程等)。隐性课程自提出后引起课程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迅速为人们所接受,但学界对隐性课程概念的界定一直存在分歧,比较认同的是把隐性课程界定为学校情境中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呈现的课程。[1]一般认为,学校的隐性课程包括物质空间类、组织制度类和文化心理类三大类。其实在学校里,校长本人就是一门重要的隐性课程,对师生影响甚大。基于上述认识,校长隐性课程可界定为校长本人在学校情境中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呈现的课程,其实质就是作为学校“精神领袖”的校长对师生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校长隐性课程的价值意蕴

1. 实现校长角色赋予的课程价值

校长在学校的地位十分重要。陶行知先生认为,“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2]“一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3]校长是全校师生的一门通选必修课,是师生成长中的重要他人。与教师不同,校长影响的是全校学生;校长不仅影响学生,还影响教师。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领袖,他对师生更多是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影响。

钱穆先生认为,现代学校教育以课程为中心,而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则以人物为中心,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钱穆在其创办的新亚书院的“新亚学规”中曾指出,“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仅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每一个理想的人物,其自身即代表一门完整的学问”。[4]

2. 回应校长领导力提升的现实诉求

萨乔万尼(Thomas J.Sergiovanni)教授将校长的领导力分为五种:技术力、人际力、教育力、象征力和文化力。[5]他认为,象征力和文化力(其实,二者有时很难作严格区分)是优秀学校领导的关键。具体而言,技术力、人际力和教育力是保证学校运行的基本力量,而象征力和文化力是延伸的力量,能使学校有超越期望之卓越表现。

不论是否有意图或者是否喜欢,校长总是扮演着强有力的象征角色。象征力来源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学校的重要事情上。在表达象征力的时候,校长扮演“首领”的角色,强调选择性的注意,确立办学目的的示范。在象征领导中,重要的是校长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并向他人传达了什么。可见,要理解象征力,就需要通过校长的行动看到其行为的意义;要提升象征力,则与校长隐性课程作用的发挥紧密相关。




校长隐性课程资源的深度发掘

1. 校长的“意义”时间

管理者为组织投入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成本。时间是校长的重要管理对象。校长如何对自己的时间进行安排,不仅体现在其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上,也体现在其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上。在这里,我们把“意义”时间定义为校长最珍惜的或最舍得投入的时间。

对每一位校长来说,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如何破解“忙、盲、茫”的困局考验着校长的管理智慧。如何分配时间是告诉别人你重视什么的最有效方式,因为“在计划自己的时间时,管理者实际上是在衡量组织的利益,排定事情的轻重缓急”。[6]要事第一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之一。校长不仅要关注重要而紧要的事情,也要关注重要而不紧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往往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虽然校长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如果能够经常抽出时间走进教室听课、参加各种教研活动、找师生谈心谈话等,那么就能够告诉大家学校里什么是重要的,哪些事情受到校长的重视。一位有经验的校长,他所注意和关心的中心问题就是课堂教学,因此会把听评课摆在首要位置。苏霍姆林斯基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尽管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应付,但一天内自己必须听两节课,否则他就会觉得这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做。不少校长每天早晨都会雷打不动(特殊情况除外)地站在校门口迎接师生的到来,一个招呼、一记击掌、一声问候,自然而然地树立了校长以校为家、关爱师生的良好形象。一些校长每天数次巡视校园,不时走进食堂、教室和办公室等,不仅可以与师生员工进行近距离交流,还可以全面掌握学校运行的真实情况。

2. 校长的“意义”空间

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场域。学校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轨迹,校园这个对校长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一定有他所珍视之处和所重视的事情,这些一定与其他人不尽相同。在这里,我们把“意义”空间定义为校长最常去的或最看重的地方。

办公室是校长重要的“意义”空间。组织中最明显的象征职级职位的形式之一就是办公室的位置和大小。校长的办公室应设在哪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背后颇有一番深意。抗战期间,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身居高位,校长办公室常常宾客盈门。但张校长认为校长办公室不能远离学生,仍将其设在教学楼的楼下。有的学校由于连年扩招,教室和教师办公室不敷使用,校长便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条件较差的地方,这就体现了其以师生为本的理念。有位初中校长不把办公室设在行政楼,而是设在九年级的年级组,可见其与教师共同提升教学质量的良苦用心。校长办公室悬挂的书法作品往往体现其人生境界和所信仰的教育思想。办公室书柜中陈列的书籍、订阅的报刊一定程度上显现校长的学识涵养。如果办公室的装饰品都是采用学校学生创作的作品,外人一看就能领悟校长所追求的办学境界。除了自己的办公室和教师办公室外,校长的“意义”空间往往还包括学校食堂、操场、图书馆等,他赋予了这些地方以特殊的意义。

3. 校长的公开讲话

讲话艺术是现代领导的必备能力。校长主要通过讲话尤其是一些重要场合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表彰奖励大会、年度庆典等的讲话,来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这些讲话对师生的成长和发展影响很大。好的讲话关注“对谁讲”“为何讲”“讲什么”和“如何讲”。

据著名学者金克木回忆,自己当年就读的小学校门上有一道匾,上写两个大字,右“勤”左“俭”。开学第一天校长对全体师生讲话,讲的就是这两个字的校训,他说:“勤就是不懒惰。应该做的事情马上就做。俭就是不浪费,不毁坏有用的东西。要从小养成习惯,长大再学就来不及了。”这一课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1935年9月17日的新学年“始业式”上,张伯苓校长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即“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问”,一问民族血脉,二问家国情怀,三问责任担当,给南开师生以极大的心灵震撼。1942年,在重庆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的演讲中,陶行知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每天四问”,即“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他用这“每天四问”鞭策师生天天向上、进德修业,追求至善至美。

4. 校长的行为举止

校长对于学校文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在学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校长的“言行一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师生员工对校长行为的关注要远甚于其言语。要言之,校长是校园里行走的文化符号。

在言传身教方面,我国近代一些教育家型校长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办学治校中,他们注重发挥非权力的影响力,崇尚道德权威,以德服人。[7]上海中学郑通和校长强调:“做校长的,人格要高尚,处处须以身作则。”郑校长把上海中学办得蒸蒸日上,固然与其眼界、智慧和能力有关,但也是其人格魅力使然。他严于律己,家住学校宿舍,照付租金;即使通信邮资,亦是自付,不费公帑分文。张伯苓校长也强调:“任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理计。”他本人自律甚严。为了严格执行不准抽烟的校规校纪,他折断自己的烟杆,带头戒烟。湖南周南中学曾发生过学生随手丢弃吃剩馒头的现象,朱剑凡校长看到后很心疼。一天早上,他悄悄地跟在一群学生后面。当有学生随意把半个馒头丢在操场时,朱校长并没有愤怒,更没有厉声喝住那个学生,而是蹲下身子,心疼地把馒头捡起,津津有味地嚼起来。这一幕让操场上所有的学生震惊,继而心跳脸红、深深自责。

5. 校长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各种行为习惯。实践证明,如果一位校长长期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他的思想、作风、做法等会深刻地影响这所学校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校如其人”。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校长的面貌反映学校的风貌,校长的气度决定学校的气象,校长的气质折射学校的品质。

校长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习惯、生活风格等,具体如穿着风格、出行偏好、兴趣爱好等,都能传递出特定的意义,会对师生产生潜在的影响。如果校长常年西装革履、气质儒雅,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穿着打扮和外在形象。如果校长具有“书卷气”,酷爱读书,他就会积极倡导学校开展阅读活动,努力打造书香校园。当下不少校长喜好马拉松运动,热衷于参加各类比赛,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无形中也在激励全校师生爱上运动。校长自身的兴趣爱好还会引导其在学校里成立相应的教工社团或俱乐部,如爱好登山的校长成立登山俱乐部、爱好书法的校长成立书法社团等,从而可以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




发挥校长隐性课程作用的基本策略

1. 校长应注重道德修炼,彰显榜样的力量

学校是一个道德机构,教育是一项道德事业,校长肩负着崇高的道德使命。只有道德领导才能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道德领导意味着学校领导过程就是一个道德实践的过程,校长道德领导的实质是校长个人道德和组织道德的融合。为此,校长应加强道德修炼,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成为师生的榜样、社会的表率。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提出,树立“以德为先”的基本理念,要求校长“履行职业道德规范,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公正廉洁,关爱师生,尊重师生人格”。在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者资格认证协会提出的《学校领导者标准》(1996年版)中,标准5强调,“学校管理者是通过诚信、公正的行为并以符合伦理的方式来促使所有学生成功的教育领导者”。[8]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还提出了10条道德宣言,如“把学生的幸福作为所有决策和行动的基本价值观”等。[9]校长应具备的德性一般包括诚实、忠诚、勇气(担当)、尊重、关怀、公正及慈悲。中国文化是伦理道德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校长应善于从中汲取丰富养分,塑造君子人格,提升道德境界。

2. 校长应提升学术涵养,彰显学识的引领

校长不仅是学生的榜样,也是教师的教师。校长对同事必须显示其双重领袖的资格:一为办事上领袖的资格,二为学识上领袖的资格。其中学识上领袖的资格意味着校长不仅自身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能够尊重赏识教师,并竭诚地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支持服务。

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一个好校长首先是一个好教师;校长应成为教师的教师,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才能为别人所信赖和爱戴。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担任了校长职务,便以为凭着某种特殊的行政领导才能就可取得成功,那你还是打消当一名好校长的念头吧!”[10]《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提出,校长的重要专业职责是“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然而,如果校长缺乏专业理想和专业精神,自身没有钻研精神,就无法带动和影响身边的教师。因此,校长要树立终身学习、专业精进的意识,通过学历进修、参加高层次培训研修等,不断提升专业水平、研究能力和学术涵养,夯实自己的学识底蕴。

3. 校长应走进师生心灵,彰显精神的影响

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校长要主动走近师生,并走进他们的心灵,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去感染影响他们。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1]这样的比喻也可以置换成校长和师生。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校长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不具备这种品质就不能当校长,这种最主要又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深深热爱孩子,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内在需要,有深刻的人道精神,有深入到儿童精神世界中去并了解和觉察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个人特点的能力。”[12]教育是一种十分细致的精神活动,尽可能地与学生和教师保持密切的精神交往,是校长办学治校的“金科玉律”。学校要注重制度创新,设计一些校长与师生近距离接触的活动,如定期举行校长午餐会或茶话会,随机邀请师生参加,开展互动和对话;构建学校荣誉体系,学生如获得学校最高荣誉,可由校长亲自颁发荣誉证书(校长签名),等等。

参考文献:

[1] 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272-273.

[2][3] 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文集(修订本):上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75,126.

[4] ··

[5] 萨乔万尼.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M].张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19.

[6] 明茨伯格.管理工作的本质[M].方海萍,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12.

[7] 项红专.民国中学“教授校长”现象及借鉴[J].教师教育研究,2019(2):111-116.

[8] 厄本恩,休斯,诺里斯.校长论—有效学校的创新型领导(第4版)[M].黄崴,龙君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译者前言.

[9] 坎宁安,科尔代罗.教育管理:基于问题的方法[M].赵中建,主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11.

[10] 苏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长的谈话[M].赵玮,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5.

[11]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2.

[12]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M].赵玮,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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