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文章分析之前，首先要对上一期安徽省推送中的一处错误予以更正，具体可看历史地图系列之安徽（清代）。这个错误恰好与本文内容相关，即那篇文章中后半部分提到的“守江（长江）必守淮“，其中举到的宋金采石之战的例子，采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位于长江边，不应属于守淮河的范畴，而属于在长江边上取得的一场胜利，因此这个例子不够严谨。因为无法在原文上直接改动，故在此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接下来我将对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做一点简单介绍，随后便引出“守江必守淮“这个军事地理原则，分析其原因以及它在中国古代为不同政权的实践。
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地理因素对于战争双方甚至几方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有时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难以克服自然地理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现在也无法完全克服，但相比古代已有跨时代进步）。由此，对于各地区地理形势的理解有助于把握古代的天下大势，如三国初诸葛亮之《隆中对》，他企图以荆、益二州为根据地，东西两路一同北伐中原，再建汉室。尽管最终北伐并未成功，但我们已经可以发觉到把握地理大势、洞悉地理环境对战争的重要性。
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类型各异，因此在军事地理意义上的重要性也各有侧重，我以古代几个特殊的地区为例，分析它们的地理环境如何使它们成为古代的“兵家必争“或是”易守难攻“之地。
古时候的关中平原，早在秦汉时便有“四塞之固“之称。汉初刘邦曾希望定都洛阳，但是娄敬和张良均力劝汉高祖西迁都城于长安，因关中之地“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定都关中进退自如。在经济重心未曾完全南移以前，关中平原（长安，今西安）通常为政权定都的首选之地，大一统王朝定都西安的有秦汉隋唐，割据政权也有如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甚至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也曾派太子朱标考察西安的建都条件，只是后来不了了之。
关中--汉中--巴蜀路线图
此外如四川盆地、山西高原以及岭南地区也有其特殊的地形地势以自固，如四川盆地。其地处长江流域上游，北接秦岭（仅有几条狭窄通道与汉中、关中相连），东有川东山地，四面被群山环绕，易守难攻。历史上在四川地区曾先后出现先秦时期的巴、蜀二国、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前蜀及后蜀等政权或地方势力。
前蜀、后蜀（五代十国）
又如山西高原，山西之地势相较四周凸起，东部以太行山脉与河北相连，西部南部则为黄河环绕，易守难攻，具备地方割据的地理基础。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五代十国的北汉政权等均以此为割据。
北汉（五代十国）
再看岭南地区，因其远离政治中心，且北有南岭山脉阻挡，秦汉时远征不易，军粮多难运输，故秦始皇修灵渠、设置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汉代桂阳县属长沙国而不是南越国），意欲更好地控制岭南地区。历史上曾先后出现南越、南汉等政权。
南汉（五代十国）
简单介绍了我国几个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之后，本文将进一步对文章开头所提及的“守江必守淮“这一军事地理概念进行分析。这里的淮指淮河，但更主要指的是江淮平原，即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这一说法是从历朝历代的战争中总结出来的。
淮河流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因为没有粮草就无法打仗，因此粮食的调度对于前线打仗的军队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粮草线路被敌方截断，或是粮仓被敌方平毁，那么将很有可能导致一场战役的失利甚至整场战争的失败。而古代人力运输粮草的成本太高，因此只要有条件，运输粮食必然走水运，也就是河运，这也是为何历代不断修缮及建造运河的原因，如隋大运河、元明清大运河。
北宋沈括撰的《梦溪笔谈》中曾对人力运粮有直接的描述：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復加矣。意思是，调动十万军队出战，需要三十万民夫的供应，作战士兵也仅有七万（另三万负责辎重），已经到极限了。
古代淮河对于南北政权而言乃必争之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水路的四通八达。淮河往北可通过汝、颍、涡、睢、泗水抵达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洛阳、开封、济宁等地），往南则可以通过肥水和濡须水（寿春至巢湖）、邗沟（也称作山阳渎，淮安至扬州）至长江。
若是北方政权取得此江淮地区，即可以将粮草及士兵通过黄淮水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前线，同时巩固黄河流域地区农业的发展，南方政权则将为在长江沿线各处布防而左支右绌、削弱兵力，并且长江以南地区多为丘陵地区，彼此相隔，陆路运输极不方便，走长江水路则容易被袭击，处境十分被动。
而若是南方政权取得此江淮地区，则有利于缓解驻守长江的军事压力，军事前线向北推移至淮河一带，只需要重兵驻守淮河沿线几处重镇即可，即寿春、合肥及淮阴（今淮安）等地。此外还可以借此进攻北方的豫州、徐州等地，时而掠夺人口、打劫骚扰，进而影响北方地区在此的生产，一定程度上消耗北方政权的力量，从而为图谋北伐做准备。
古代发生在江淮地区的战争很多，如三国魏吴之战、东晋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淝水之战、北魏与梁的钟离之战、宋金战争（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等）、宋元战争（庐州之战、襄阳之战等）、南明与清之间的战争、太平军北伐等。
具体的如三国期间魏吴两国的战争，战争多围绕重镇合肥展开，因吴国未取得此江淮重镇，便一直无法对魏国采取攻势，只能被迫采取守势，即使多次进攻合肥也无功而返，未尝取得过胜利，直至被西晋攻灭。
另外，失去淮河屏障的如南朝陈国、以及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政权，均试图以长江为屏障，结果只能是无力反抗，最终遭到失败。
总的来看，淮河一带对南方政权更为重要，因为北方政权未取得江淮平原一带并不会对其造成致命威胁，而南方政权若是无法取得江淮平原，北方军队在江北地区的驻扎将骤然增加南方政权的军事压力，无法分兵多地以阻挡敌方的多方位进攻，南方政权被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从字面意义上看，“守江必守淮“这一说法本身也是针对南方政权而言的。
然而，南北政权的必争之地不仅是江淮平原一带，淮河上游以西、长江中游流域的荆襄地区也同样关键（指今襄阳地区），其军事意义不亚于淮河一带，因其地处秦岭淮河之间，控扼南北，清代顾祖禹曾言“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重在襄阳”。元代正是在耗费大量军民财力之后，于1273年攻克了襄阳，方才顺江而下一举拿下南宋，襄阳之战持续了将近6年。此外曹操、苻坚、拓跋宏等人也都试图控制襄阳以图江南，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襄阳府（南宋）
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它无法保证某个政权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军事上的优势以及人心的向背。崤函虽险，项羽曾入之，刘裕也曾入之；长江虽险，晋军曾越之而取吴、隋军也曾越之而取陈。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战争不仅仅依靠险要的地形，相反，更为需要的则是“德”，而不是“险”。战国名将吴起曾指出，当年的三苗氏、夏桀和殷纣的立国之地都是山河险要，看似固若金汤，但是这些君主因为“德义不修”、“修政不仁”、“修政不德”，最终都落得了亡国的下场。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放眼近代更是如此，正是先辈们有着视死如归的精神，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因而面对武器比自己强数倍的敌人，不畏惧、不胆怯，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险”就是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德”就是军队的坚强意志、合理的指挥，其中暗含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应了历史趋势的发展。“险”固然重要，但是想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德”的功绩应当是首位的。
参考文献
《河山集》（史念海著）
《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读史方舆纪要》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中国历史地图集》
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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